26日，一群女音乐家在北京聚会。她们拥抱、流泪、畅叙，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爱乐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津大学生都会记得这个名字。这个演遍了北京、天津各个高校的乐团，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力量，对抗着那时“一切向钱看”的潮流。24年过去了，这些“低谷中的鲜花”绽放依旧。她们欢聚一堂，追忆往昔，畅想未来，对音乐的激情与梦想依旧。

这是2013年1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的“爱乐女24年再聚首”长篇通讯中的一段文字。“爱乐女”这个曾经享誉中国乐坛的名字，就像低谷中盛开的鲜花一样，虽然已成为历史多年，它沁人心脾的芬芳依然使音乐界及热爱“爱乐女”的乐迷们沉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受经济大潮的冲击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多元。与此同时，郑小瑛也为音乐艺术界出现的“怪现象”寝食难安起来。

北京西长安街南侧的音乐厅，是1985年建成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音乐厅。在高雅音乐最昌盛的几年间，一年演出500多场，上座率高达80%。当时，音乐厅除了售卖团体票外，还推行一种预售全月的“套票”。仅有1182个座位的音乐厅，竟可以卖出700多套票，其中大多数观众是知识分子。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港台的流行歌曲如潮水般涌向内地，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从南方到首都，从大大小小的歌厅、舞厅到剧院舞台，加上录音机、音响的普及，到1989年流行音乐已充斥于大街小巷，连学龄前的儿童嘴里都会冒出“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之类的流行歌词。这种情况下，高雅音乐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音乐厅的观众急速减少，一场音乐会只能卖出几十张票。音乐厅经费严重不足，在越演越亏本的情况下，不得不减少演出场次。

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的风靡，造就了乐坛的出国潮、走穴风、金钱至上等怪现象。包括中央歌剧院在内的一些名扬国内外的艺术团体，人心变得涣散，业务难以为继。当时，仅仅是稍有名气的小歌星，出场费就已达六七万元，而演奏员进行一场大型演出的补贴仅有五元钱，两者相差一万多倍。除了收入上存在的极大落差，在福利待遇、荣誉、职称上也常常没有着落，使得许多优秀的人才开始自谋出路，“向钱看”成为新的时尚。

望着一个个得意门生和一批批优秀的青年人才与自己道别，再看到投资大、排练时间长、业务水平要求高的歌剧事业日渐衰落，郑小瑛有过痛苦，也有过矛盾。终于按捺不住的她，为歌剧事业的振兴开始奔走疾呼，为文艺体制的改革向有关部门出谋划策，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希望通过政策倾斜和扶持，让高雅音乐走出困境，让从业者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她呼吁相关部门做好群众音乐的普及工作，重视大批优秀音乐人才外流等问题，就指挥、导演职责和权力直抒己见。她把自己出访时了解到的国外先进经验，向上级机关汇报以供参考。她还应新华社驻外记者之约，写了相关的书面材料。

“艺术总监兼指挥是世界上所有交响乐团行之有效的体制，而中国交响乐团是唯一不设艺术总监的乐团，”郑小瑛在一次老音乐家座谈会上，谈到改革旧文艺体制问题时说，“一个音乐团体在不尊重艺术规律的行政领导体制下，没有活力，没有竞争，没有追求，这对从事艺术事业的群体来说，简直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郑小瑛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前途与发展所做的努力，得到了新闻媒体和许多音乐人士的共鸣，有关部门却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她并没有灰心，仍苦心孤诣地利用一切机会为严肃音乐的未来谋求发展之路。

有一天，郑小瑛和留苏时期的同学、原中央乐团首席大提琴、全国大提琴学会主席司徒志文、原总政歌剧团首席小提琴朱丽聚在一起，谈起乐坛的现状和严肃音乐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

郑小瑛忧心忡忡地说：“我是歌剧和交响乐的指挥，我非常热爱歌剧，可是今天看来已经无法挽回这种下滑的趋势了。”

她的话，像一块重石在几位老友的心间引起了波澜。

“是啊，”司徒志文回应说，“如果放任这种势态发展，我们国家的严肃音乐岂不是又遭到了一场浩劫!”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郑小瑛说。

司徒志文和朱丽异口同声地说：“对，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就大家该为振兴严肃音乐做些什么，如何做的问题畅所欲言。最后，她们达成了一项共识：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邀约一批热爱音乐事业、可以不计金钱的志愿者，带上自己的乐器和演出服，组建一个旨在为青少年普及交响乐知识，实践“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理想的室内乐团，义务地把美好的音乐送到学校去。

三位志同道合的知己一拍即合，说干就干，都努力把想法落实到行动上。她们分别与朋友联系，出乎意料的是响应她们的大多是女音乐家。她们都表示，愿意加入这个志愿团体，为振兴中国的严肃音乐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郑小瑛为这些女性朋友的热情所感动，她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们就把这个志愿者音乐团体叫作‘爱乐女’吧!”

大家一听，都说这个名字起得好。于是，不占国家编制，经费全靠自筹，不发工资，不评定职称，更不会分房子，也没有任何福利待遇的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就在这些伟大女性的怀抱中诞生了。

志愿者当时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国家并没有出台有关志愿者团体的政策。允许“爱乐女”室内乐团演出的批文，直到1991年8月26日，才在郑小瑛等“爱乐女”的多方奔走下尘埃落定。它是属于挂靠在中央乐团的非营利民办艺术团体，郑小瑛担任艺术指导兼首席指挥，司徒志文担任团长。

在拿到批文的一个月后，郑小瑛向已经几乎瘫痪的歌剧院领导递交了离休报告。她真诚地说：“我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要充分利用我已不多的生命，多做一些实事。那就必须离开我虽然很热爱，但现在已经妨碍我发挥自己潜能的单位。”得到批复后，她便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爱乐女”的事业中。

在采访中，郑小瑛很多时间都在谈“爱乐女”中可爱可敬的音乐家们的无私付出，她把自己的忘我奉献看成了一件分内的事，几乎忽略不计。她认为：因为爱，所以爱，因而无论自己做了什么，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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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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