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明清之交的时代骤变，各阶层读书人的学术追求往往呈多元趋势。清初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专制对人们思想的严酷桎梏，致使人们的视阈更多地拘囿于经史，激使其对学术问题有了更冷静、更理智的思考。因而，什么是学，为什么学，学术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成了有清一代不少人时而思考的问题。著名学者钱大昕说道：

自科举之法行，士大夫习其业者，非孔孟之书不观，非程朱之说不用，国无异学，学无他师，真所谓一道德以同风俗者矣。然学者自就傅而后，粗涉章句，即从事于应举之文，父师所讲授，无过庸软骫骳之词;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转不如诗赋策论之难工。由是六经诸史，束之高阁，即四书之义，亦可勿深求，譬犹苾刍诵经礼忏，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①

将学术庸俗化，把研读经书视作“梯进干誉”、寻觅衣食之具，岂非社会之悲剧?固然，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支撑。然而，一旦物质条件具备，往日所侈谈的经史之学、立身之道便置之脑后，束之高阁，殆非智者之所应为?

如此看来，在当时，“诵四书，尊程朱，而未见有为其道者”、“所诵者礼义，所好者名利”，已成了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故清代学者周春呼吁以“汉、唐之学”，纠“宗宋、元者之流弊”。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尽管在清代被抬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以其不切实用，已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甚或有学者提出：“与其屈经从注，何如舍注取经”^①、“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②，皆唱出与当时统治者所强调的尊崇程朱不相谐和的音调。

其实，尽管当时文网甚密，但并不是万马齐喑，对学术上的不良风气提出批评者亦不乏其人。冯行在《邓潜谷先生传》一文中说：“而近世学者，牵滞闻见，既迷离于原本，其师心自用、兢口实于六经注脚之语，蔑典籍而不事，吾深病之。”^③以一诸生，同样表现出对学术现状的忧虑。金匮学者秦蕙田，“不欲居讲学之名，乃与同志三四人，为读经之会，每旬有余日，则一会于所谓味经窝者，会则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尝曰：‘先圣之蕴，具于六经，舍六经安有学哉?’”所为文，“非六经之法言不陈，非六经之疑义不决”。^④亦有意绕开程朱对儒家经典的传注，强调在经书本文的研讨上下功夫，无疑是对时髦于当时的“程朱之言，即六经也”^⑤之说法并不认可。这恰恰说明，宋明理学家侈谈义理的空寂学风，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而从儒家经典本身寻求理道或治世理身之方，则成了多数人的共识。看起来这似乎是问学途径的改变，其实不然。它反映了当时读书人学术的自觉与理性的唤起。他们已不满足于剿袭旧说，拾人牙慧，亦步亦趋，依傍他人，而主张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儒家经典的精蕴，摆脱了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的窠臼，体现出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应当视作为方法的革命。钱维城的《春秋论》，便借论述春秋笔削大义，透露出自己对是非评判标准的思考：

今夫是非何定乎?其出于一人之言者，虽古昔圣贤言之，而后世不能无疑。其出于天下之言也，虽愚夫妇之言，而圣人不能易。故有一人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万世之是非。天下万世之是非，非可以一人定，与天下万世共定之而已。^①

字里行间，仿佛能寻觅到晚明以来进步社会思潮的格调风致。

同样，阳明心学及其后学，以其矫枉过正、蔑经裂道而遭到后人的指责。王学末流中出现的“离行言知，外事言学”^②的空疏学风，表现为“只以讲说为事”，而走向禅学的空虚境界，致使“学”与“用”相脱节，“知”与“行”不相关。以其空谈误国，无补时用，故有人称之为“伪王学”^③。明清之际的一些学者，针对这一不良学风，先后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在补偏救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明末朱舜水强调，为学一应有益于自己身心，一应有益于天下国家，而反对“纸上空谈”、“掉弄虚脾”，论学以能否实用为标准，认为：“处之危疑而弗能决，投之艰厄而弗能胜，岂儒者哉?”^④有开国儒宗之誉的顾炎武，对朱熹在研究儒家经典方面的基础工作如诠释、训诂、考订时有肯定，但对其理学思想的地位却评价甚少。他曾称：“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⑤

很明显，顾炎武在这里指出了学术研究上的另一条路径，即绕开理学门径，寻本究源，直接从儒家经典中汲取有益于世道的营养，大有以经学家之识见来改造理学的况味。在他看来，侈谈义理，忽视当世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⑥，必将误身误国。所以，他力图以经世致用之实学，挽救晚明以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空疏学风，于广博中求专深，在治经史上下功夫。考古断今，是为了济世安民，著述的目的在于有助于世用。王夫之也说：“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原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①将明之灭亡，亦归罪于王学左派诸人，称“明之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寇盗，而亡于阳明之学术”^②，的确有些骇人闻见。这说明王学末流流布至这个时段，的确是失去了应有的传播市场，心学之变革势在必然。

生当明清之交的黄宗羲，为学亦意在经济，强调“穷经”是为了“经世”，而“经世”重在“读史”，学“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他既不满意理学家的固守“经生之章句”，见识浅陋，也不满意心学家的“无事乎读书穷理”，空谈性理。曾强调指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③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的学术研究实际而发。

宋、元以来，“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元明之际，以制义取士，古学几绝，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④以汉学派人士评判当时为学之情景，下语或许过激，但毕竟道着一些学者滞于所习、仅记诵语录而不考究五经原旨之弊。全祖望在《二老阁藏书记》中也感叹道：“有明以来，学术大坏，谈性命者，迂疏无当;穷数学者，诡诞不精;言淹雅者，贻讥杂丑;攻文词者，不谙古今;自先生(按：指黄宗羲)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⑤非常概括地揭示了学术各派之流弊，在论及黄氏之“藏书”即其“学术所寄”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他在学风转变中的关键作用。黄氏之学，意在纠偏救弊，以使学术研究朝着“穷经”以“经世”的健康方向发展。

宗羲学出蕺山，蕺山又秉承王阳明之旨。博览百家，注重对经史之学的研究。他于书无所不读，同里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金陵黄氏千顷堂、吴中钱氏绛云楼等处藏书，均曾饱览。穷年搜讨，孜孜矻矻，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元学案》(未成书，清人全祖望续成之)、《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已佚)、《南雷文定》(五集)等。所著《明夷待访录》，收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建都》、《方镇》、《胥吏》、《取士》、《阉宦》、《田制》、《兵制》、《财计》等，凡二十一篇，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指斥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①，致使“天下人民”也成了“人君橐中之私物”^②，并声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③尤其是在为学思路上，力图别开蹊径，尝称：“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④，显然有排闼而出、另觅出路之意。

王夫之注重经史研究，但其意亦在“经世”，曾在《读通鉴论》一书中称，探究历史，不是为了堆砌史实，而是为了资用于当世，“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之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⑤。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其意“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⑥，是以史为鉴，补益于现实。在对帝王的评判上，与黄宗羲所言如出一辙，认为天下不是一人之私产，“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而抑]非一姓之私也”^⑦。顾炎武则主张理学即经学，离开经书的探究，理学何来?“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岂不是成了禅学?故为学强调“经世致用”、“救民以事”，而不是徒发空言的“空虚之学”。^①他“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②，撰成《天下郡国利害书》。尝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不足为也。”^③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或诠释经文，新意自出，或辨正名物训诂，以补诸笺注之疏漏，往往持论明通，辞有根据，意在以古鉴今，正所谓“取古今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④其研究古学的动机显然可见。他们对心学、理学两派为学之现状，均不满意。心学家的读书不广、知识面偏窄，理学家的寻章摘句、自我封闭，无疑是读经研理的最大障碍，认为“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⑤，故强调博览经史，开拓视阈，在更大知识范围内寻求学术发展之出路，追索经、史何以“经世”这一为大多数学者所忽略的严肃命题。

上述诸人重视考据、追求经世致用的治学路径，对清代学风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正如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所说：

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且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⑥

尽管当时讲求性理的宋学与重视考据的汉学、王学与朱学势难两立，“为王学者遂视朱子为仇雠，朱子之徒又斥陆、王为异端。而攻击者并文成之事功亦毁之”^①，“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②。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自清初以来的不少学人，在读经与致用关系的理解上，都趋于冷静，都比较认同学以致用，反对“学”与“行”的背离。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亦薄其徒侈才藻、骛雕章琢句之为，其行义不可闻也”^③，正是这一现象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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