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北晚年乡居，不仅对后辈诗家积极扶植，即使对女诗人，也竭尽惓惓之心。常熟女才子归懋仪(字佩珊)，著有《绣余集》(—称《绣余小草》、《绣余吟草》)，寄呈瓯北—读。懋仪乃巡道归朝煦女，自幼受其母李心敬影响，酷爱写诗，长嫁与监生李学璜，夫妇甚相得，更专意为诗，“闭门不见人，独与古人战”^②。为诗时有佳构，如《柳》：“密叶笼堤暗，长条著水轻。春风一披拂，无限玉关情”;《暮秋忆弟妹》：“城角秋笳起暮愁，一天凉月照南楼。西风雁影人千里，黄菊清尊又晚秋”，均能体现瓯北所称道的“务研炼”之风格。或下语奇雄，如《钱塘弩》：“怒涛滚滚排山至，此是英雄不平气”;《鹰犬》：“秋高云净天宇辟，金眸闪闪睨空碧”，颇有七尺男儿之气势，正所谓“气兼须眉雄，学穷《骚》《雅》变。清芬空谷兰，洁白澄江练”^③，故瓯北以“女中青莲”誉之。还有句容骆绮兰(字佩香，号秋亭)，也是著名女诗人，乃袁枚、王文治弟子。她博通经籍，“适金陵龚世治。早寡，无子，课螟蛉女以自遣。旧居金陵，厌其喧嚣，徙于丹徒之西郭，食贫自守。作画亦饶有天趣。曾宾谷(燠)都转题其《秋灯课女图》诗云：‘一灯双影瘦伶仃，窗外秋声不可听。儿命苦于母命处，当年有父为传经。’佩香得诗，遂名其集曰《听秋》云”。^①年轻寡居，孤苦可知，所作《女游仙诗》：“不是姮娥甘独处，何人领袖广寒天”;《登木末楼》：“载酒独登楼，凭栏四望收。江光初过雨，山意欲成秋。霸业随流水，孤城起暮愁。微茫烟树外，帆影落瓜洲。”洒脱中透出凄婉。佩香与女儿相依为命，含辛茹苦，操持生涯，并挑尽孤烛，课女学诗。瓯北在《再题佩香秋灯课女图》一诗中描绘道：“岂知深闺读书种，也要传心度针孔。……—个娇娃解语花，绮窗亲课秋宵读。梧月蕉风夕馆凉，一灯如豆光微绿。《风》诗诵到《柏舟》篇，女未知悲娘暗哭”^②，可谓道尽佩香难言苦悲。在瓯北看来，佩香之诗清雅绝俗，远非当世一般作诗者可比，“此岂宜居弟子行，诗翁漫诩在门墙。上元灯下千词客，方待昭容玉尺量”^③。很显然，他对袁、王二人“皆夸为女弟子”，是不以为然的。又称：“倘着冠巾试万言，也应第—领词垣。如何不学黄崇嘏，去作人间女状元?”^④对女中才子如此推奖，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闺训显然是在唱反调。

诗中所称“昭容”，即唐代著名女诗人上官婉儿。据宋人尤袤《全唐诗话》(卷—)载，其母郑氏“方娠，梦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逾月，母戏曰：‘秤量者岂汝邪?’辄哑然应。后内秉机政，符其梦云。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中宗立，进拜昭容。帝引名儒，赐宴赋诗，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⑤然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子的“才明艳异”、“辩口利辞”，皆被视为罪过。“才思非妇人之事”，应“专以妇道内治”。若写诗作赋，吟风嘲月，会“转失那女子的本来”，“移了性情”。故而，所谓“里言不出，外言不入”，则成了整齐闺阁的不可挪移的法则。

直至清代中后叶，仍有人对女子为诗横加指责、说三道四。著名学者章学诚，就曾一再严申男女之“千古大防”，反对女子以名闻世，谓：“王、谢大家，虽愆礼法，然实读书知学，故意思深远。非如才子佳人，一味浅俗好名者比也”^①，“妇人文字，非其职业，间有擅者，出于天性之优，非有争于风气，骛于声名者也”，“好名之习，起于中晚文人，古人虽有好名之病，不区区于文艺间也。丈夫而好文名，已为识者所鄙。妇女而骛声名，则非阴类矣”。^②足见其对女子之偏见。在他们看来，“梱言且不出，况露文采绚”，以文采“自炫”，未免有伤风化。而善于对现实生活作深层思考的瓯北，则直斥鄙视女子之才的论调为“迂谈”。在他看来，女子以貌取悦世人，实不足取，何况“施嫱以美传，谁识春风面”，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惟有才女吟，脱口易传遍。一片灵妙心，世远人尚见。”再说，古代女子如谢道蕴、苏蕙诸人，哪一个不是凭才传世?可谓“风流自千古，压尽青云彦”。既负奇才，就不能缄口不言，“岂知绝世才，孰能作喑雁”，“何须女道学，塞嘿守庭院”。^③《玉台新咏》中尚且收录许多扫眉才子，何况当今?无论男女，“爱名本同情，掞藻有独擅”，男子既能以才传世，女子也应当如此。

在短短一首诗中，瓯北以犀利的笔触揭示出几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女子是否应该有才，女子自身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疏通女子才情发抒的渠道并使之合法化?怎样看待女子的“爱名”之心?很显然，其间蕴含有反对重男轻女、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制约下，“才”几乎成了男子的专利，桑弧蓬矢，驰骋四方，往来任意，无所不能。而女子，不过是供驱使、侍枕衾、生儿育女的工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虽有血肉之躯，却形同行尸走肉，个性受到极大压抑，才情无法得到显露与发挥。瓯北对这一现象深为不满，他不仅充分肯定女子才情，还要求女子不要满足于扮演以貌悦人的掌上玩物的角色，而应该以才立世、以才传世，进而实现健全的人格。这一议论，与前人有关妇女问题的言论相比，自是深刻得多。明代李卓吾，尽管从社会存在对人们思想性格影响的角度，驳斥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谬论，但在女子如何认识自身价值、实现个人价值上却缺少进一步的阐述。而瓯北，却揭示了女子以貌美为满足的认识上的误区，并进而指出，貌美不足凭依，唯才始能传世。这无疑给女子如何认识自身价值指明了道路。言下之意是说，一味陶醉在个人美貌的自我欣赏之中，就永远摆脱不了供人亵玩的可悲地位。只有刻苦努力，专擅一艺，以风流千古之才，“压尽青云彦”，才能得到世人的真正尊重。这说明生活在两百多年前的瓯北，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已相当深刻。

赵翼行书手卷

即以“爱名”之说而论，瓯北也多有独到之处。在古代，不要说女子“出名”，即使姓名也不轻易告人，“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①，更何况蜚声于外、扬名后世?本应静守深闺的女子，却也和男子一样“爱名”。在理学家看来，这自然应归于所“灭”之“人欲”范畴。瓯北则不然。他既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女子爱名的合理性，又从现实出发，结合才女自身特点，阐述了由“爱名”而实现“成名”的可能性，正视妇女的正常愿望和追求，并给予揄扬推奖。而且，他还在申述“爱名”之心人人共有的同时，更突出强调了女子成名较男子容易这一特点。此类鼓舞人心的言论，显然与当时的正统思想不相合拍，却给那些追求思想自由的妇女以信心和力量。

瓯北待人宽厚，交往非常广泛。这里姑举一二，无非是管中窥豹而已。但由此可知，瓯北的交友，并非停留在世俗意义上的虚与委蛇、泛泛应酬，或处于某种不便言说的功利价值而攀结关系、编织网络，而往往是从道德构建、人格塑造的角度思考人际关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贤成德，责己成善。故与友人交往上，较少一般读书人的庸俗吹捧，而更多的则是友朋间的真诚关爱。即此而论，其境界自非一般人所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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