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北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正月间离开常州，一路经仙霞岭(今浙江江山县南)、渔梁驿(今福建浦城县西北)、建阳(今属福建)等地，往西南进发，抵达福州后，又随李侍尧濒海而行。至农历二月十七日，到达与台湾隔海而望的泉州，观察地理形势，细勘进军路线。此时，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已率兵由厦门渡海入台湾府，陆路提督任承恩也率兵由蚶江(在福州晋江境)入鹿港，副将徐鼎才由闽安渡海入北淡水。黄仕简命柴大纪北取诸罗，总兵郝壮猷南取凤山。但是，郝壮猷屯兵近五十日，无尺寸功。任承恩驻地虽说距大里杙仅四十里，也以兵少不敢轻举妄动。

瓯北面对这一情势，建议李侍尧致书两广总督孙士毅，请其密储兵四千备用，以救燃眉之急。过了十余天，军报果至，备述郝壮猷受挫情景。于是，李侍尧一面奏闻朝廷，一面调两广兵力至厦门渡海，增援台湾官兵。三月初，郝壮猷攻克凤山但旋即失去，游击郑嵩被义军杀死，郝壮猷仓皇逃归台湾府，损折之兵达一千六七百名。府城人心慌乱。弘历得知此事，下令以失律罪诛郝壮猷。粤兵至台湾后，使形势渐趋和缓。李侍尧佩服瓯北“预见之精”，又奏调浙兵三千以备缓急。弘历又调拨驻防满兵一千，令将军恒瑞为参赞，赴台湾府，提督蓝元枚为参赞，领浙兵两千，赴鹿港。然而，直至六月间，清廷在台官兵，不过万余，而起义军队伍却扩至十余万，使得清廷上下，一片混乱。林爽文率兵攻打南北要冲诸罗，柴大纪带兵民困守，陷入危机。大将军常青先后派遣总兵魏大斌、参将张万魁、游击田蓝玉及副将蔡攀龙、贵林等三次前往增援，均被击败，损兵过半。副将贵林、游击杨起麟、都司杭富等被杀害，张万魁、魏大斌、田蓝玉、蔡攀龙仅保得活命。柴大纪被围于诸罗，消息隔断，粮草断绝，张皇失措，无能为力。其间，还发生这样一件事。据载：

相传围急时，上悯台民死守，而大兵不时至，谕大纪以兵护义民内渡，命督臣拆阅，仍封发。督臣为李公侍尧，以示云崧。云崧曰：“某目昏，请于帐外就明示之。”阅二时始返，李怒，云崧曰：“公尚欲封发耶?柴镇久欲内渡，畏国法不敢耳。一弃城，则鹿耳门为贼所有，全台休矣。且彼以快艇追败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至，且无路可入。宜封还此诏，某已具疏草在此。”李悟，从之。批折回，得膺殊奖。……论者称云崧远识。^①

若所记不谬，可知瓯北在闽幕不仅仅是草拟文书，还是李侍尧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难怪对他如此器重。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中比较开明的政治家，有同情下层百姓疾苦的进步的一面。然而，当穷苦百姓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压，奋起反抗，欲推翻这一腐朽统治时，他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自然难以接受。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粮草供应方面，他也经常为李侍尧出谋划策。当时，渡台兵力增多，军需物资的供应更见其重要。按照惯例，一切军需物资的分发，均有章程可循，但战争吃紧，头绪纷繁，仅仅按章程办理，又难以济事。“独持大体”的瓯北，建议性情严刻的李侍尧，将督办军需物资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具文申奏朝廷，以免“日后驳减”。李侍尧于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所上奏折中，既称“凤山、诸罗、彰化、淡水四厅县仓库悉空，府库谷亦无多，恳解米十万石分路接济”，又谓彰化鹿仔港难民“不下十余万人，无处得食，似应仿照灾赈之例量为赈恤”。还说：“乡勇无食”，“拟照出征兵丁每名日给米八合三勺、盐菜钱十文，另加给三文挑选壮丁”。同时，他又在陈述“军务紧急”、军需物资“不得不宽为预备”之际，婉转流露出担心军费“滥行支用”的忧虑。弘历于李侍尧奏折中批曰：“错了，此时不可论费”，还在本年农历四月二十日上谕中斥其“不识大体若此”，“所见甚属错谬”。^②

台湾战争自去年农历十二月至本年四月，陆续解往福建用做军费的白银已达二十三万两之多，米一万九千余石。八月间，派往台湾的兵丁已达十余万，弘历不得不令邻近福建的各省督抚迅速筹措白银三百万两，以助军事所需。清王朝在这一次战事上，花费如此之多，可谓捉襟见肘，难乎为继。弘历尽管为国库空虚而担心，但缘其“阅历兵事久，知惜费则成功迟而费转多，不惜费则成功速而费转少”^①，不得不增拨军饷。他告诫侍尧，“所有该道府请拨银十万两，米十万石”，“速行照数运往，以备接济”，以足赴台官兵之用，毋使稍有短缺。侍尧得此圣旨，军营火药、粮米诸物广为储备，调集兵力也筹划在先。如此一来，即使战争失利，也不会归咎于军费物资供应，诚为万全之策。李侍尧的这一举措，大都是瓯北代为谋划。至于海上运输，均参照“内地下水之例给雇价”，因雇价较优，故“海舟成集，渡兵、运饷无误”。福建境内，多是山路，坎坷崎岖，甚是难行，又无骡马以供雇用，只能靠丁夫搬运。为使军饷及时供应，他们特奏明朝廷，“照出口之例，每夫雇值外再给回空口粮”。这样，丁夫返回时，途中生活也有了着落。还有，当时福建境内驿站，从不蓄养马匹，文书全靠为数不多的跑夫步行传递。而且，官府所给雇价甚低，每个跑夫每天不过十四文。在瓯北看来，此等情况，远不适应战时需要，无法保证军事文书及时送达。于是，他建议将每站跑夫由几个人增至数十人，且“各照军需例给雇值”。此事上奏朝廷，获准后实施，果然大大缩短了军事情报传递的时间，使朝廷与在台将官得以及时联络。

李侍尧“夙以综核为政”，担心粮饷运得多，将官不知节俭，滥用冒支，造成军费亏空，故在拨运军饷时，往往按照在台兵员数字，按月发遣。赵翼对此不以为然，对李侍尧说：粮饷运至台湾，若将帅滥用，责任在对方。反之，若粮饷运不到，造成物资匮乏，贻误战机，而负责运送军饷的总督则难辞其咎。再说，驻地蚶江(今福建晋江东南)与台湾相距甚遥，万一气候变化，狂风骤起，怒潮掀天，运饷船只便很难按时抵达。果若如此，将会贻误军旅大事。在此军事吃紧之际，何必如此谨小慎微?李侍尧听后，顿有所悟。于是，拨运粮饷力求充裕，以防不测。大将军常青，于本年农历四月奉命来台湾督师。他年逾七十，遇事张皇，曾遭弘历指斥，故对军营所需食用，不敢如数奏报。李侍尧只是负责粮饷供应，并不统领兵马，对台湾军中事务也不愿多问。但是，被派往台湾的各路将官，却纷纷具文述说战地之苦。瓯北面对这一情况，建议照出口例增加各兵盐菜银。又鉴于兵士所居帐篷，历经风雨侵蚀，多已残破，建议预制新帐篷，提前运往台湾。还有，虽说台湾白昼天气炎热，但地面潮湿，夜宿帐篷，依然寒冷难抵，再请求预制棉衣拨运。他将此类意见，分别写成书面文字，催促李侍尧上奏朝廷。李侍尧如其言而行，一一具奏，果然均得批准。^①李侍尧被朝廷许为“筹济有方”，其实乃大半得力于赵瓯北。

因台湾久乱未定，弘历以常青非将才，命大学士傅恒之子、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前来督师。福康安奉命于农历十月间渡海至台，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以助其功，声称调兵十余万来讨伐，其实调集兵力不过五六千余。他们故作此狡狯计，不过是虚张声势，以威慑义军。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春，清王朝所派官兵，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将台湾起义军打败。起义军首领林爽文、庄大田先后被擒。

瓯北“挂冠翻入幕”，虽说是为“青山未遍游”，但他确实在一年余的军幕生活中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尤其是在军饷筹集输送方面，用力则更勤。身为总督的李侍尧，多次欲上奏朝廷，为瓯北起复官职，任作属吏。但在瓯北想来，自己隐居已十数载，且年纪也在六十开外，若再入仕途，则退休无日。于是，他不愿重入仕途，“被人穿鼻”，而甘愿效仿北宋刘几，“乘牛吹铁笛”，徜徉山水田园之间。瓯北痛恶那种“众所竞趋处，一罅万夫夺”的^②“举世骛荣利”的恶浊风气。在他看来，与其在名利场上斗奇弄险，倒不如闭门高卧，在读书作文中讨生涯。书斋萧然，却能保持一方净地，也没有权势场上的尔虞我诈。正因为“惟兹文字缘，无人问阡陌”^③，才是以学问为追求的文士得以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在这个领域里，他尽可以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有感即发，信笔挥洒。到头来，与追名逐利之徒相比，谁得谁失，自有公论，正所谓“人弃我所取，正是巧贪得”^①。那些在名利场上随波浮沉者，犹如天际流星，旋生即灭，倒是“远夷争购诗，达官求识面”^②的名士，才足以流芳千古，垂范后世。

瓯北以古代仁人志士自期，决计“尽力相追从”，远避名利是非之地，甘守恬淡生涯，以文章报国。他深知，尽管“主人官高能下士，相倚不殊手左右”^③，然而，依人为幕的生活，哪能与林下萧闲散淡、无拘无束的岁月相比?鉴于此，他数次请求放归，但是，“几番乞归归不得”，均未获准。李侍尧声称平定台湾后再放行。由于瓯北早已拿定身远名利的主意，故对李侍尧的举荐一力谢绝。再说，他的功名前程，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被乾隆帝判定，又何必再堕入此道自讨没趣呢?此处所称“有人早已卜金瓯”，与他早年自述“文章似惜杨无敌，骨相兼怜广不侯”^④，当为同一意，说明他对仕宦生涯已心灰意冷，不愿再误落尘网，忍受那种如牛穿鼻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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