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家天下”的伦理框架下，京师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在朝官宦和在野士绅的神经。他们凭着政治的敏感，在默默感悟着这欲来之“山雨”的征兆，对未来形势作出不同的判断。

嘉庆四年(1799)春初，京城发生两件震动朝野的大事。一是89岁的乾隆皇帝，于农历正月初三驾崩;一是气焰熏天的佞臣和珅事败伏法。在弘历统治的六十年间，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还击退了廓尔喀部对西藏的进犯，并对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为维护祖国统一和促进边疆的开发，作出一定的贡献。并组织大量人力，费十余年之功，编撰成堪称世界之最的大型图书《四库全书》，保存了一大批历史文献。就此而论，乾隆朝的文治武功，皆称得上有清一代之极盛。

同时，也在弘历统治的六十年间，沿雍正之旧例，不容许思想上的反对派出现，大兴文字狱，滥杀无辜，所立案件竟然在康、雍两朝总数的四倍之上，借此震慑天下书生，以致搞得人心慌乱，不知所可。难怪有人说：“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①其次是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将无数百姓沉入火海。且好大喜功，连年用兵，旷废岁月，造成国库空虚。平定天山南北之乱，用兵五年，费帑三千万两。大小金川，地广不过千里，人不满三万户，也用兵五年，费帑将近七千万两。后来，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前后凡三年，又花费无算，清王朝岂能不渐趋衰微?还有，他踵迹乃祖康熙，六次南巡，“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时。海内财富之殚，民间风俗之坏，实基于是”^②。再者，弘历即位之初，倒是“勤于政事，每有奏报，立时批示。每夜必遣内侍出问，披衣坐待，动至达旦”^③。然而，后来“享国日久，耄老骄荒，臣下佞谀，遂不免有粉饰张皇之意。又专任和珅，贪滥掊克，浸酿大乱。清之不竞，珅为罪魁，帝亦不能辞其咎焉”。^④对此，瓯北自然亦有所了解。

嘉庆帝颙琰，受命于国家动荡不安的衰敝之际，对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草野百姓的对立情绪，均有所认识。他在《责臣工》一诗中称：“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正反映了这位即位不久的帝王，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理解。“和珅以拥戴自居，出入意颇狂傲。”^①颙琰为稳固帝位起见，对他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弘历死于嘉庆四年(1799)的农历正月初三，至初八，吏科掌印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首上疏纠弹和珅，引起强烈反响，以致有“不愧古名臣奏议”^②、“朝阳鸣凤”^③之誉。颙琰得疏，即在宣读遗诏那天传旨逮治和珅，褫夺其大学士职，并将其同党户部尚书福长安捕入狱。但颙琰又考虑到乾隆帝驾崩不几天，大加诛戮，多有不便，故迟疑未行。王念孙等恐夜长梦多，日久有变，因再次上疏，请求将和珅正法。于是，颙琰于正月十八日，将和珅二十余条罪状宣布天下。于是，和珅被迫自尽，权臣福长安论斩，大学士苏凌阿以及和珅党羽吴省兰、李潢、李光云均受到惩治。那些位高势重的赃官，朝夕之间便成了刀下鬼、阶下囚，“气焰俄消一寸灰”。“姓名久属千夫指”的和珅等朝中败类，恃宠横行，作福作威，“窖金已锢藏舟壑，琢玉兼装浴室池”^④，哪里会想到，纵有金银如山，却落个“空手赴冥司”的可悲下场!瓯北对嘉庆帝颙琰主政后，果断铲除贪官集团这一举措十分感佩，认为这是苍生之幸，国家之大幸，“国有长君天下福，朝无倖位百工禧”^⑤。他在国势日衰之际，受命以登皇位，“第一先收佞倖权”，恰恰反映了新帝果敢的胆略和励精图治的抱负，且此举也符合亿万百姓的愿望。这一敲山震虎之举，对肃清吏治自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百僚咸动色，要津谁复敢夤缘”^⑥。

嘉庆帝果断地将和珅铲除，在朝野引起很大轰动。许多穷苦百姓和具有正义感的各阶层人们，无不为之拍手叫好。与此相反，那些觊觎利禄、攀缘权贵的无耻之徒，面对这一冰山崩坍的局势，则张皇失措，“往日肉膻趋蚂蚁，只今树倒散猢狲。尚忧瓜蔓抄将及，转恐冰山倚有痕”^①，却演成了一出“顷刻炎凉局顿翻”的活报剧。逢迎拍马、投机钻营的谄佞之徒，却因“失奥援惧株累”，如刀斧加颈，惶惶不可终日，连日多暴病身亡。在瓯北看来，这些卖身投靠的无耻大僚，尽管惧祸身亡，却难掩赃迹狼藉的恶名，“一抔土纵堪逃祸，万口碑终不徇情”^②。

和珅的倒台，虽说一定程度地缓和了一触即发的各类矛盾，但却难以挽救清王朝日趋败落的颓局。自嘉庆元年白莲教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在荆州、宜昌揭竿而起，川、陕、豫诸地百姓纷纷响应，共同反抗摇摇欲坠的清政权。清政府用兵四出，增兵添饷，频繁征剿。然而，直至嘉庆七年秋季，仍有一二十支起义队伍活动于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这不能说不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面对如此危急局势，清王朝的一些大僚，却无心襄赞国事，反而沉溺于禅教之中。瓯北闻知此事，大不以为然，挥笔写下《鱼釜》一诗予以责斥：“鱼釜游魂未扫平，颇闻台省正修行。四禅地纵堪逃劫，大乘经宁便解兵?王缙拟营铜瓦费，图澄倘识塔铃声。只愁吕相游僧寺，多少禅钻竞送迎。”^③

本来，崇信佛教，清初以来即然。乾隆时，为“羁縻外蕃”起见，曾以法司案卷令寺中高僧判决。如此优待佛教徒，致使不法僧人为非作歹。“有法和尚者，居城东某寺，势甚熏赫，所结交皆王公贵客，于寺中设赌局，诱富室子弟聚博，又私蓄诸女伎日夜淫纵。其富逾王侯，人莫敢撄。果毅公阿里袞恶其坏法，乃令番役阴夜逾垣擒之，尽获其不法诸状”^④。尽管如此，佛教的地位一直未衰，究其原因，“清代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祗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也”^⑤。由此可知，当时实行这一宗教政策，不过是维系人心、安定天下的一种手段，“长远驾驭”才是其真意。

至嘉庆间，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原蒙古族所居的北方相对稳定，借宠幸教徒以“羁縻外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失去了当初的重要意义。此时的“台省正修行”，已不具备政治内涵，完全是一种宗教信仰。面对国家动乱四起的政治局势，有人居然还有心参禅拜佛，指望以《大乘经》去解救国家之困厄，显然是画饼充饥，自我欺骗。

赵兴勤等《赵翼研究资料汇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再说，即使乱事平定，然而，“莽莽荆巫地，千山瘴雾昏”，“五年经俶扰，可复有鸡豚”?^①战后的疮痍何日能平复，百姓生计又该如何?瓯北对此，忧心忡忡，一遍又一遍重述着“乱由上作”这个人所不敢言的话题：“回首烽烟已七霜，追原祸始总堪伤。王法岂能威瘈狗?人情大抵恨贪狼。但须牧宰皆廉吏，何至川原作战场!”^②在这里，瓯北将起义军斥为“贼”、“瘈狗”，固然反映出其顽固的地主阶级立场，然而，他对农民起义爆发原因的探索，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若不是“牧宰”之类“贪狼”的残酷压榨，百姓何至铤而走险?这一对社会人情的合乎情理的评述，毕竟隐隐道出他对百姓揭竿而起举动的某种程度的理解。在瓯北看来，平定白莲教起义的旷日持久，根源仍在统治者上层。“运筹大帅思观衅，坐甲征夫乐养痈”^①。他们拥兵自重，故意延误战机，以贪图侵冒军饷之巨利，中饱私囊，虽说出征将士“甲生虮虱”，艰苦备尝，但真正遭受劫难的仍是穷苦百姓。在“造物亦难供饱暖”之际，他们“有身各欲救饥穷”，才“丛祠鸣火俱行劫，高寨摩云或拒攻”^②，许多安守本分的百姓也闻风而动。然而，战争一旦打起来，便不问首从，善良百姓横遭屠戮者不知凡几，以致造成“荆榛黯黯寒磷焰，风雨啾啾夜哭声”^③的目不忍睹的惨局。每思及此，瓯北岂能不“翻因凯乐动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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