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1777)，瓯北之母丁氏已是八十高龄，年老体弱，多病缠身，于农历六月间寿终正寝。奉母甚孝的瓯北，深为亡母之痛所缠绕，心绪不佳，一切庶务懒于应酬，只是“闭门谢时人，日与古人战”^④。在瓯北看来，历史上那些有诗文流传后世者，在当时大都为绝代才人，他们虽说久已作古，去今已远，但形去神留。作为一介书生，若沉潜书海，博览群籍，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精神漫游。陶醉在古代典籍中，对自己内在心理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绝对强似与世俗之辈杯酒盘桓。他在古籍研究中，尽管有时会遇到难题，但“虽难坚必摧”，“自诧力未倦”，是以一般人难以具备的坚强毅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此外，便是删改旧作。瓯北以审慎的态度判定去取，删却芜词，尽量使之趋于完美，“力欲争上游”^①。他还欲凭借勤于著述，以裨补时阙，有助风教。

此后不几年，瓯北终于在马迹山这一山水清华之地安葬了父母。他已是54岁的年纪，心愿已了，却禁不住友朋的屡屡撺掇，亲人的频频敦促，决计赴京补官，正所谓“幽栖十载稳江乡，忽被锣声催上场”^②。瓯北即将结束十年的隐居生涯，再次踏入仕途，老妇谋嫁、高年求官，自有许多感慨。临行前，友朋次第饯行的千般话语，家中老妻特烹鲥鱼以佐酒的殷殷情意，都像重锤一样敲击着他的心。次年赴京的路上，他坐在船中，凝视着渐去渐远的故乡，耳听柔橹轻轻的划水声，再看看船舱内箱笼上散发着墨香的封题，内心何尝平静?“纵贪野笠非高士，未忘朝簪为圣君”^③、“归田几度荷垂询，此谊难安作隐沦”^④，均是其当时心境的真实流露。他还担心，告别京师已廿余载，已少了年轻时节那份锐气与才情，又乏经邦济世之方略，恐难副众望。再说，“仕宦几家收局好?声名平日在山高”^⑤。政治风云，变化无端，此去前景如何，究竟难以预料。且多年江村独卧，忽然点检朝衫出山，还唯恐招致世人嗤笑。从《途次先寄京师诸故人》组诗中流露出的情绪来看，真正使他欲起而补官的潜在原因，恐怕还是生计问题。随着家口日多，家计日拙，仅凭几年积攒的仕宦俸禄，已难以维持举家之生活，正所谓“少时虽贫食指少，升斗便可数命延。如今家累且十倍，谋生更比贫时艰”^①。为举家衣食，他有时不得不靠卖地以撑持生计，并自述道：“况我作吏仅四载，铢积能得几俸钱?初归贫儿诧骤富，求田问舍方喧阗。岂知腐儒拙生计，日渐折阅将磬悬。书劵遂去一百亩，免被债家子母权。”^②还在另外一首诗中写道：“计拙谋生事事痴，年来渐少宦余资。百千轻掷邻空买，什一才营鬼已嗤。好友谁能囷粟赠，腐儒终仗俸钱支。此情早被人窥见，他日将毋改素丝。”^③看来，生活的艰窘，是他被“锣声催上竿”的主要因素。一个家庭，倘若失去了固定的收入，又不能广开财源，生活自然很是拮据。尽管瓯北口称：“懒常闭户将终老，贫则求人稍贬尊”^④，但服阕后即出游浙江，寻访旧朋新雨，说不定就与寻求谋生之道、商略出处有关。

此次赴京，他沿运河北上，经镇江、扬州、高邮、淮安、泗阳、邳州，直抵江苏、山东接壤处的台儿庄。这位每到一处必吟诗的诗坛名家，此时却似乎少了些赋诗的兴致，沿途千余里，却仅仅写了《所见》、《高邮吊毛惜惜》二首，恰恰反映了他心绪的不宁。在将到台儿庄时，两臂忽患风痹，“曲肱已碍床安卧，折臂翻如石自残”^⑤，疼痛难忍，彻夜难眠，便索性“回棹成归路”。此次北上，来往月余，光置办行李一项，就花去纹银百两，“已是寒家一岁资”。^⑥到家后，老妻见他归来如此迅速，开玩笑道：“而今无官而回，枉费我烹母鸡给你饯行。”瓯北听了，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将朝衫卸下交老妻保管，并遣散僮仆，令各择去处。而自己，则回归生活的常态，尽管臂不能伸，如垂翅之鸟，但闲居无事，仍一如既往地翻检图书，有时扶杖东陌，催促农耕，正所谓“无俸思勤稼”，“非官也劝农”。^⑦瓯北本想立不世之功，但事到临头，却突生变故。在他看来，这或许是天意。他在《养疾未愈书感》(之一)中写道：“苍生犹或期安石，圣主何曾弃浩然。自是书生贫薄命，晚途只许托林泉。”^①自此打消了做官的念头，只能“看人图画到凌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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