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历史上学术风气甚盛的时代,江南的苏、锡、常一带又有着厚重的向学习尚和文化积蕴。赵翼自幼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积渐有自,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则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故而,他回归故里后,把人生坐标定在了以著述立身上,即所谓“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②。在数十年的辛勤笔耕中,他勇于探索,孜孜以求,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作。
在史学研究方面,瓯北除著有《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③外,尚有《皇朝武功纪盛》(四卷),包括《平定三逆述略》等八种,皆是据史直书,不加遮饰,对平叛将军的滥杀无辜亦摄入笔底。还参与编撰纲目体史书《历代通鉴辑览》(一百二十卷)以及《国朝宫史》。考据著作有《陔余丛考》(四十三卷),其内容涉及经史考订、历史掌故、节令风俗、文体作法、职官科举、名讳称谓、神仙怪异、婚丧礼仪、方言俗语等许多门类,杂著有《檐曝杂记》(六卷,另有《续》一卷),既有史实、掌故、轶闻之载述,亦有杂事、偏方之记录,风格近于明清学人之笔记。在诗歌创作方面,《瓯北集》乃编年体诗集,凡五十三卷,收诗5800余首,牵涉到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六言、九言等多种体式。另有《瓯北诗钞》(二十卷),乃是在《瓯北集》的基础上“分体重编”,“删存旧刻十之五六”,文字上亦作了润饰加工。另有诗学批评著作《瓯北诗话》(十二卷),就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而论之,兼论及杂体诗,颇具特色。④
由上述可知,瓯北的著述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约略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其史学研究而论,未尝不是对前人为学传统的继承。在古代社会,人们受传统的文学观念的制约,往往重史、重经而轻诗文,视六经为“天下之至文”。至于“史”,职在“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实圣文之羽翮,记载之冠冕也”,正所谓“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①直至明代,尚有人称:“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②所以,历代文人,哪怕是以诗名家者,也往往喜谈古论史,或怀古伤今,有的则借史以标榜己作,抬高诗文之身价,皆似乎对“史”有特殊的情结。
唐代诗人胡曾,一人就曾写有怀古绝句百首,汪遵也写有五十多首。其他如罗隐、杜牧、孙元晏、唐彦谦、李商隐等,均写有许多同类诗作,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大都流露出对史事的眷恋与追思。至清,涉足史学者大有人在。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马骕的《绎史》、孙楷的《秦会要》、尤侗的《看鉴偶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以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春秋左氏传补注》,侯康的《三国志补注》、《后汉书补注续》,陈景云的《三国志校误》、《通鉴胡注校误》、《两汉订误》,钱大昕的《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等皆是,或专注于一史,或订正旧史之讹误,均为史学研究的深化做出了努力。就史事而发论者则更多,如顾炎武《郡县论》、徐枋《封建论》、吴炎《留侯论》、查继佐《郑当时论》、万应隆《安刘必勃论》,还有顾景星《秦论》、《隋论》以及朱一是《苏秦论》、《张良论》等。有的是借题发挥,抒写个人的政治主张;有的是从史的角度,探寻明王朝兴衰败亡的教训。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谓:“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③虽说出自剧作家之口,但却道出了明末清初诸多文士的共同心理。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之治史,其潜在动机亦在于此。后来治史竟形成一时之风气,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当然,乾嘉之时的治史者,如王鸣盛、钱大昕、惠栋、沈彤、朱筠、江永等人,对明王朝兴衰原因的探求已失去了热情,所考虑的多是史书编撰的技术层面或史实与文字的校订。而在有的学者看来,“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与检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真正的史学应“切合人事”,“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当时的学术现状却是“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故“不足言史学”。①此等言论,确实击中了清中叶考据学的要害。而瓯北之治史,既不同于吴派之整辑排比、参互检讨,也不同于皖派的字斟句酌、讲求古义,也无意于借研史以扬名,而是继承顾炎武治学之途径,将治史作为手段,其重心在于致用,从大的方面着眼,寻觅历代治乱之故,以史为鉴,裨益于当今之治理。
其次是瓯北为学,每每能体现出一种理性的自觉。晚明之时,学术界往往为浮躁之风所充斥,空谈性理者多,苦读经史者少,正所谓“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其失在于丢失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优秀为学传统,“置四海之困穷不言”②而空谈心性。至清初,由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诸人的呼吁和倡导,使学风得以好转,由晚明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转而为关注“四经之指”、“当世之方”。清政权稳固后,既大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施行政治高压,又鼓励人们尊孔读经,以学问为务。阎若璩的学问知名于当时,“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至京师,握手赐座,呼‘先生’而不名。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以学问受“特达之知”。③此类很有诱惑力的举止,自然使得不少读书人心旌摇摇,在学问之途上一试身手,以期发达有日。故而,才产生“五尺童子,皆知剽窃定宇、挦扯萧客;村塾学究,莫不妄袭朏明、谬沿百诗”之局面。即使著名的吴、皖两派,虽说治学方法、途径各有侧重,但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为学过于尊信前人,甚而将学问引入诗文创作之途,每“作诗古文,必先罗列满前,考核精细,方伸纸疾书”,“动笔一次,展卷一回”。①有的则过于求专精。据载,“姚姬传比部尝仿作词。嘉定王太常鸣盛语休宁戴太史震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姚闻之,遂不作词。且多所舍弃,以古文名世”②。学求专精,“一字未定,必反复讲求,不归于至当不止”③,固然反映了当时学者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然事事以学问为趋,不论其为学之价值,且无视对相关学术领域知识的了解与探究,自然是作茧自缚,将自己推入狭而窄的问学之途。尤其是吴派,发展到后来,则“拘于传注”,“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走的是以古证古的纯学术道路,远离了社会人生。
处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瓯北选择了一条既做学问、又不使学问流于空虚无用的独特治学路径。这说明他在问学方面虽然推服王鸣盛、钱大昕诸吴派学人,但并不盲从,而是根据本人的条件和追求,而决定自己做何等学问,怎样做学问。所以,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章句考证、诗学探究,他更多关注的是有用于世、有益于人,即使诗歌创作,所思考的也是以文字“补时阙”。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
再次是为学途径的拓展。当时影响甚大的吴、皖两派,前者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史料搜集方面用力较多,惠氏祖孙,均在《周易》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并涉及《春秋》、《尚书》;后者研究领域,则包括文字、音韵、数学、舆地、声律、礼仪等诸多层面,侧重于问学之途的基本功训练与实际操作。从大的方面而论,当时的学者多是“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④。而瓯北的治学,对吴、皖两派之长均有所吸纳,但与任何一派又不尽相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更注重对纷繁史料的理性思辨,并以之启迪于现实人生,即便考据之学,也使之带有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大众化色彩。如《陔余丛考》对方言俗语的阐释、节令风习的考述等,均能说明这一点。
赵翼书法扇面(一)
同时,瓯北为学,还受到扬州学人的启发。瓯北在扬州生活期间,虽说与焦循、汪中等未必有什么交往,但扬州独特的人文环境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扬州时的新雨旧知,至少有数十人。其中有著名藏书家汪启淑,有对经史颇有研究的秦爨、秦恩复父子,以及“赀甲于扬州,家有梨园最擅名”的张坦(字松坪),还有商界巨子江鹤亭,有“散馆后不仕,家富于财”的吴以镇(涵斋),有掌教梅花书院的张珏(并山),诗人王嵩高(少林)、汪端光(剑谭)、谢溶生(未堂)、蒋宗海(春农),以及学有专长的李保泰、金兆燕、沈业富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学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各类人等身世、经历的不同,审视事物的视野、角度,自然也会有很大差别,学术上的交流以及不同观点的碰撞,则势所难免。与商人及其出身商家之文士的接触,也会影响瓯北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接纳与评判。因为商人不受传统礼法约束的思维定势,对周围朋友毕竟会有所波及。瓯北治学涉猎范围广,取法途径宽,当与特定地域文化、习尚的熏染有关。
这里,仅就瓯北为学与清代学风之关系略加申述,至于他在史学、哲学、考据学、戏剧学、诗学及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将于以下各章详细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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