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历史上学术风气甚盛的时代，江南的苏、锡、常一带又有着厚重的向学习尚和文化积蕴。赵翼自幼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积渐有自，对他人生道路的选择，则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故而，他回归故里后，把人生坐标定在了以著述立身上，即所谓“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②。在数十年的辛勤笔耕中，他勇于探索，孜孜以求，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作。

在史学研究方面，瓯北除著有《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③外，尚有《皇朝武功纪盛》(四卷)，包括《平定三逆述略》等八种，皆是据史直书，不加遮饰，对平叛将军的滥杀无辜亦摄入笔底。还参与编撰纲目体史书《历代通鉴辑览》(一百二十卷)以及《国朝宫史》。考据著作有《陔余丛考》(四十三卷)，其内容涉及经史考订、历史掌故、节令风俗、文体作法、职官科举、名讳称谓、神仙怪异、婚丧礼仪、方言俗语等许多门类，杂著有《檐曝杂记》(六卷，另有《续》一卷)，既有史实、掌故、轶闻之载述，亦有杂事、偏方之记录，风格近于明清学人之笔记。在诗歌创作方面，《瓯北集》乃编年体诗集，凡五十三卷，收诗5800余首，牵涉到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六言、九言等多种体式。另有《瓯北诗钞》(二十卷)，乃是在《瓯北集》的基础上“分体重编”，“删存旧刻十之五六”，文字上亦作了润饰加工。另有诗学批评著作《瓯北诗话》(十二卷)，就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而论之，兼论及杂体诗，颇具特色。^④

由上述可知，瓯北的著述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约略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其史学研究而论，未尝不是对前人为学传统的继承。在古代社会，人们受传统的文学观念的制约，往往重史、重经而轻诗文，视六经为“天下之至文”。至于“史”，职在“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实圣文之羽翮，记载之冠冕也”，正所谓“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①直至明代，尚有人称：“当留意六经，暇则观两汉诏令，诗小技，不足为也。”^②所以，历代文人，哪怕是以诗名家者，也往往喜谈古论史，或怀古伤今，有的则借史以标榜己作，抬高诗文之身价，皆似乎对“史”有特殊的情结。

唐代诗人胡曾，一人就曾写有怀古绝句百首，汪遵也写有五十多首。其他如罗隐、杜牧、孙元晏、唐彦谦、李商隐等，均写有许多同类诗作，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大都流露出对史事的眷恋与追思。至清，涉足史学者大有人在。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马骕的《绎史》、孙楷的《秦会要》、尤侗的《看鉴偶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以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沈钦韩的《汉书疏证》、《后汉书疏证》、《春秋左氏传补注》，侯康的《三国志补注》、《后汉书补注续》，陈景云的《三国志校误》、《通鉴胡注校误》、《两汉订误》，钱大昕的《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等皆是，或专注于一史，或订正旧史之讹误，均为史学研究的深化做出了努力。就史事而发论者则更多，如顾炎武《郡县论》、徐枋《封建论》、吴炎《留侯论》、查继佐《郑当时论》、万应隆《安刘必勃论》，还有顾景星《秦论》、《隋论》以及朱一是《苏秦论》、《张良论》等。有的是借题发挥，抒写个人的政治主张;有的是从史的角度，探寻明王朝兴衰败亡的教训。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谓：“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③虽说出自剧作家之口，但却道出了明末清初诸多文士的共同心理。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之治史，其潜在动机亦在于此。后来治史竟形成一时之风气，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当然，乾嘉之时的治史者，如王鸣盛、钱大昕、惠栋、沈彤、朱筠、江永等人，对明王朝兴衰原因的探求已失去了热情，所考虑的多是史书编撰的技术层面或史实与文字的校订。而在有的学者看来，“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与检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真正的史学应“切合人事”，“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当时的学术现状却是“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故“不足言史学”。^①此等言论，确实击中了清中叶考据学的要害。而瓯北之治史，既不同于吴派之整辑排比、参互检讨，也不同于皖派的字斟句酌、讲求古义，也无意于借研史以扬名，而是继承顾炎武治学之途径，将治史作为手段，其重心在于致用，从大的方面着眼，寻觅历代治乱之故，以史为鉴，裨益于当今之治理。

其次是瓯北为学，每每能体现出一种理性的自觉。晚明之时，学术界往往为浮躁之风所充斥，空谈性理者多，苦读经史者少，正所谓“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其失在于丢失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优秀为学传统，“置四海之困穷不言”^②而空谈心性。至清初，由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诸人的呼吁和倡导，使学风得以好转，由晚明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转而为关注“四经之指”、“当世之方”。清政权稳固后，既大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施行政治高压，又鼓励人们尊孔读经，以学问为务。阎若璩的学问知名于当时，“世宗在潜邸手书延至京师，握手赐座，呼‘先生’而不名。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以学问受“特达之知”。^③此类很有诱惑力的举止，自然使得不少读书人心旌摇摇，在学问之途上一试身手，以期发达有日。故而，才产生“五尺童子，皆知剽窃定宇、挦扯萧客;村塾学究，莫不妄袭朏明、谬沿百诗”之局面。即使著名的吴、皖两派，虽说治学方法、途径各有侧重，但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为学过于尊信前人，甚而将学问引入诗文创作之途，每“作诗古文，必先罗列满前，考核精细，方伸纸疾书”，“动笔一次，展卷一回”。^①有的则过于求专精。据载，“姚姬传比部尝仿作词。嘉定王太常鸣盛语休宁戴太史震曰：‘吾昔畏姬传，今不畏之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也。’姚闻之，遂不作词。且多所舍弃，以古文名世”^②。学求专精，“一字未定，必反复讲求，不归于至当不止”^③，固然反映了当时学者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然事事以学问为趋，不论其为学之价值，且无视对相关学术领域知识的了解与探究，自然是作茧自缚，将自己推入狭而窄的问学之途。尤其是吴派，发展到后来，则“拘于传注”，“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走的是以古证古的纯学术道路，远离了社会人生。

处在这一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瓯北选择了一条既做学问、又不使学问流于空虚无用的独特治学路径。这说明他在问学方面虽然推服王鸣盛、钱大昕诸吴派学人，但并不盲从，而是根据本人的条件和追求，而决定自己做何等学问，怎样做学问。所以，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章句考证、诗学探究，他更多关注的是有用于世、有益于人，即使诗歌创作，所思考的也是以文字“补时阙”。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

再次是为学途径的拓展。当时影响甚大的吴、皖两派，前者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史料搜集方面用力较多，惠氏祖孙，均在《周易》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并涉及《春秋》、《尚书》;后者研究领域，则包括文字、音韵、数学、舆地、声律、礼仪等诸多层面，侧重于问学之途的基本功训练与实际操作。从大的方面而论，当时的学者多是“自广衢趋于狭径，弃磊落而注虫鱼”^④。而瓯北的治学，对吴、皖两派之长均有所吸纳，但与任何一派又不尽相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更注重对纷繁史料的理性思辨，并以之启迪于现实人生，即便考据之学，也使之带有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大众化色彩。如《陔余丛考》对方言俗语的阐释、节令风习的考述等，均能说明这一点。

赵翼书法扇面(一)

同时，瓯北为学，还受到扬州学人的启发。瓯北在扬州生活期间，虽说与焦循、汪中等未必有什么交往，但扬州独特的人文环境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扬州时的新雨旧知，至少有数十人。其中有著名藏书家汪启淑，有对经史颇有研究的秦爨、秦恩复父子，以及“赀甲于扬州，家有梨园最擅名”的张坦(字松坪)，还有商界巨子江鹤亭，有“散馆后不仕，家富于财”的吴以镇(涵斋)，有掌教梅花书院的张珏(并山)，诗人王嵩高(少林)、汪端光(剑谭)、谢溶生(未堂)、蒋宗海(春农)，以及学有专长的李保泰、金兆燕、沈业富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学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各类人等身世、经历的不同，审视事物的视野、角度，自然也会有很大差别，学术上的交流以及不同观点的碰撞，则势所难免。与商人及其出身商家之文士的接触，也会影响瓯北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接纳与评判。因为商人不受传统礼法约束的思维定势，对周围朋友毕竟会有所波及。瓯北治学涉猎范围广，取法途径宽，当与特定地域文化、习尚的熏染有关。

这里，仅就瓯北为学与清代学风之关系略加申述，至于他在史学、哲学、考据学、戏剧学、诗学及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将于以下各章详细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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