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一年(1766)农历十一月间，朝中突降特旨，任命年已40的瓯北为广西镇安府知府，这大大出乎其所料。瓯北匆即前往拜见恩师傅恒，以自己“不习吏事”为由，请求他上奏皇帝，收回成命。傅恒随侍乾隆帝多年，深知其脾性，连忙劝阻。但他并非撒手不问，任其自然，而是趁乾隆帝高兴之际，将瓯北“学问优长”上奏。

不久，乾隆帝在养心殿接见了瓯北。作为一代帝王，他竟然对瓯北这个七品小官了如指掌，对其“旧时履历、在军机处行走，及代汪文端撰拟诗文等事”，“知之甚悉，一一谕及”，自然使瓯北感激涕零。瓯北乘机将自己“吏治未娴”欲“仍留翰林”的想法当面向他委婉吐露，满以为会蒙恩准。不料，乾隆帝却说：“读书人原有不能办事者，汝在军机处久，颇能事。广西乃政简民淳之地，汝初任，留心练习，自可成好官。”^①瓯北见事已至此，圣命难违，只得叩头谢恩离去，至十二月十九日挈家出京。

直至次年农历七月初，瓯北始抵达镇安(今广西德保)。若从去年农历十二月离京之日算起，先后已达七八个月之久，难怪瓯北在《镇安土风》中称：“宦辙经年到，邮签万里修。地当中国尽，官改土司流。”^②镇安城依山而建，北面之独秀山是天然屏障，惟东、南、西三面筑有城墙。它位于广西最西部，南与安南(今越南)接壤，西连云南土富州，方圆八百余里。这里万山耸立，树林如海，奇花满目，四季常青，景色非常优美。

瓯北初到此地，眼界为之顿开，曾在《行边》(之四)诗中写道：“到此方知地界遥，日南风景画难描。筹边漫续名臣疏，按部翻供太守遨。万木丛排成树海，诸峰乱涌作山潮。却嫌呵殿声殊俗，不称清游愧老樵。”^③的确如其离京前所云，“从今景物豁吟眸”了。府后独秀山延伸至官署中，半山有亭，公余可登临远眺。入城之路，仅莲花九一处，形势十分险要。那里石栈重重，层叠入云，径旁苍崖壁立，古松倒悬，青竹万竿，云气蒸腾。此地往昔由土司管理，朝廷很少派官。瓯北“出守镇安，万山中一官独尊。鼓吹日数通，出门炮声如雷。冬月巡边，舆前骑而引者凡十余，队后拥纛驺骑又十余，可谓极秀才之荣矣”^①。初来此地，由以往在京时的听命于人，骤然转而为唯我独尊，甚为不习惯，自然地忆起乾隆帝称他“殊少福相”那句老话，深恐担当不起。一日早晨起床后，妻子正对镜梳妆。他无意间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面容，对妻说：“君睹此面，可称此膴仕否?”^②虽是一句玩笑，却透露出他内心潜在的不安。

瓯北来镇安不久，便为这里的壮美山水、淳朴民情所吸引，由原先的“生平耻乞郡”转而为爱上了这方热土，而有“终身不迁”、终老此地之想，思想发生了潜在的变化。在他看来，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未必仅染翰挥毫一途，理好民事，造福于一方，同样无愧于人生。再说，为宦京师，须不时看人冷脸，还有那无计摆脱的违心周旋、庸俗世风，都令人望而生厌。而这里，地处僻远，环境清幽，又无冗事纠缠，“挂鱼官阁肃，罗雀讼庭幽”，正是用武之地，应“勉修循吏绩，抚字辑遐陬”^③，以答谢治下淳朴百姓，而不能徒邀虚名。

瓯北深知，若要做良吏，对当地风俗民情一无所知显然不行。因而，他经常带人去所辖各地了解情况，有时索性竹轿不坐，仗着脚力尚健，拄着手杖登山涉水，对这里的物产作详细调查。还亲临市场巡视，从多方面了解风俗民情。市场是了解百姓生活的窗口，多走动走动，可以对乡风土俗有更深切的了解，如青年男女间的对歌择偶，即是他乡间走访时亲眼所见。他还曾到镇安与安南交界之地考察民风。那里处处是市场，两地百姓自由往来，互通有无，“判界曾无一堵墙”，似乎并无国界之别。瓯北睹此，既为“物产真惊见，民情易给求”而高兴，也忆及春秋时吴、楚二国因边邑女子养蚕争桑而引发战争之往事，担心百姓因小事发生争端，影响两国间关系。

瓯北在镇安，靠自己的真诚与勤政，赢得了百姓的信赖，建立起良好的官民关系，所到之处，百姓争相出迎。他在《行边》(之三)诗中写道：“村村父老杖争扶，出谒星轺拜满途。我到岂能春有脚，渠来自为昔无襦。欲苏剜肉谁先务，果疗燃眉敢后图?疾苦要教当面说，停驺频与话交衢。”^①颇有忧民之所忧，救民于水火的古贤吏之风。他心中有着百姓，百姓更不会把他忘怀。镇安府署后独秀山有一深洞，一黑猿藏于其中，当地百姓传说，每当黑猿出来，知府必遭难。说来也巧，就在瓯北上任后的次年春天，偏偏黑猿白天跑出洞外，好久才进去。如此一来，消息不胫而走，“满城共喧噪，恶征比止”。他的妻子儿女愁得吃不下饭，城中百姓为之占卜祈祷。而瓯北却非常坦然，认为：“清节绝苞苴，平心理案牍。不与孽为召，安得祟潜伏。”^②立身正，为官清，执法明，就不会招来祸患，还声称要治黑猿“以妖惑众”之罪。可谓坦坦荡荡，正气凛然。

在瓯北初到镇安时，还曾发生这样一件趣事：一天夜晚，城外鼓声大作。瓯北不解何意，经打问门吏，始得知是百姓因旱求雨。马上说道：“民既愁旱，官当祈雨。”随即传命，明日一早出城求雨。此时，府僚马伟却禀报说：某日当有雨，以往官求雨，都预先定在这一天，否则会空忙一场。瓯北听后，笑道：“明知有雨再去求，此心不诚，难以对神明。”第二天早上，他即步行至城南马鞍山祈雨。不料，回来的路上，果真天假其便，大雨如注。老百姓对这位新上任的知府，佩服至极。

农历八月间，又发生安南捉拿逃犯之事。在前任知府韦驮保供职期间，一些镇安人与安南人互相纠集，跑到土富州(在今云南省广南东南260里)滋事。事发后，官府捕获百余人，但首犯农付奉却逃至安南，韦驮保因此被劾落职，留于郡捉拿逃犯。此时，农付奉已死，其子阿细被捉获。奉命前往办案者，将阿细及其父尸棺一并带回，经乡邻辨认无误。

本来，此案事实清楚，可以了结。鉴于此，瓯北便具文申报各上司，请求结案。不料，两广总督李侍尧，生性贪黩，可能是未得贿赂故，只许以阿细照罪人家属例判罪，而拒不承认棺内为农付奉尸身，仍视之为悬案，想借此钳制韦驮保，令他不得回京复官。在瓯北看来，“以死父与活子偕来，踪迹既确，如谓其尸假，则又当根究何人之尸，及缉犯者买从何处，此案终无结期”。于是，再次具文申辩。李侍尧素受乾隆帝宠眷，以二品方面大吏，有节制文武之权，哪里把赵翼这一小小知府放在眼里，阅过申辩文书大怒，立即批转按察使处理，竟诬称：“有赵守袒护同官，恐吓上司。”^①瓯北面对上司重压，毫不为动，再次请求，令韦驮保回都。同时，对边境的治安则更为关注。在冬季巡边时，凡与安南连界处，他都亲往巡视，唯恐再出现类似事情。

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因农付奉案久不得结，瓯北决计亲自赴省请示。恰在这时，征缅之役发生，令广西筹办战马万匹。两广总督李侍尧，在梧州(今广西梧州)坐镇督办。瓯北前往谒见，请求了结农付奉案，并当面和他反复辩论。这一来，更激怒了李侍尧，他立即上疏弹劾瓯北，欲令其蹈韦驮保覆辙，扬言非令瓯北下台不可。这时，正好朝中降旨，命瓯北赴滇从军征缅甸，使他幸而得免厄难。李侍尧无可奈何，只得将弹劾奏章追回。此事对瓯北打击非小。他在《奉命赴滇从军征缅甸》(之二)诗中写道：“一纸爰书忤上游，风声早晚勒归休。难甘公府宣明面，已戴军门秀实头。劾疏幸因军事免，朝衫终仗国恩留。男儿官不遭弹去，便合沙场洒血流。(自注：时方待劾，以奉旨从军得免。)”^②

瓯北回到镇安，内心却并不平静。此去从军，吉凶如何，难以预测，抛眷属于府署，举目无亲，委实放心不下。此时此刻，各种复杂的情感填塞于胸，最令他难以割舍的，是年逾古稀的老母以及那孤弱无依的妻儿，“独念垂白母，闻信昼夜惊。妻孥又细弱，欲托无友朋。临当出门去，不觉涕泗横”^③。他深知，自古以来的每次战争，都会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一身既从军，生死那得保”，岂不闻“古来征战几人回”?然而，他不敢将自己从军的消息全部告诉妻儿。其实，妻子虽然不明白丈夫此行的真情，但是，已从他神色中有所觉察，还曾听说途中特磨道的青竹林里，有“蜈蚣大盈抱”，奇毒无比，螫人“痛甚立晕倒”^①，以致愁得吃不下饭，到处寻觅解毒的单方。她不知从哪里得知蜘蛛丝与乌鸡屎可以化毒，便想法搞来，装进瓯北行囊。

赵兴勤《赵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赵兴勤《赵翼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瓯北眼望着忙碌的妻子，心里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深为日后妻儿生活担心，又唯恐被妻子看出破绽，故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他在《从军行》(之二)诗中写道：“此意黯自怜，未敢向人道。作气自振厉，命酒豁怀抱。山妻则已知，顾弗忍深考。间出一语商，似预筹未了。乱之以他词，中心各如捣。临别复何言，得归不必早。”^②真实地道出他们临别之时悲苦难言的情状。“得归不必早”，意谓回来早晚不当紧，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其间蕴含了多少生离死别的幽怨哀伤以及亲人的期待与祈求!

瓯北尽管早就立定了为国效力的壮志，但是，他对自己临别的真实感情却毫不掩饰，“悲离何必讳，此亦人至情”^①。他所呈现给后人的，是一个内在感情非常丰富的完整的人，是一个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是一个敢于流露自己情怀的坦诚的人。同时，他又是个“报国固素怀”、敢于以身许国的志士。在国家需要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能毅然割断儿女亲情，奔赴疆场。他尽管很爱惜生命，但更懂得生命的价值，“泰山鸿毛间，轻重要自量”^②。汉代马援的马革裹尸，三国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代阅数千载，英风犹未沫”^③，都令他追慕不已。他时而告诫自己：“惟应师古人，忠诚勉自竭。”^④这就是瓯北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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