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九年(1804)五月中旬，暴雨连日，大片大片的良田均被无情的大水吞没，“桑田几欲成沧海”，树腰挂满了水草，帆船从桥背驶过，四野大水茫茫，更何谈水稻栽插?在往年这个季节，百姓正忙着脚踏龙骨水车抽水浇田，而今却恰恰相反，“修蛇蜕骨桔槔多，邪许声悲似挽歌。可惜踏车如许力，翻将田水灌塘河”^①。目睹这一令人焦灼的水灾后情景，瓯北作为“乡间老耕夫”，虽然不便“出位妄言”，贸然询问“生民病”，但内心却与百姓息息相关。在他看来，百姓终日劳碌，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过寄希望于温饱而已。若要使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生活作保障，如果连衣食温饱都解决不了，就很难维持社会秩序的和平稳定。

事实果然如此。至农历六月初一，苏淞一带便发生了大规模的饥民抢米事件。瓯北记述道：“甲子(嘉庆九年)夏，梅雨过多，苏州以下多被水，不能插秧，米价顿长，贫民遂蜂起抢掠，直入省城，一日劫案数十百起，城门昼闭，三日稍定。吾常地势高，幸免淹浸，而粮价亦贵。”^②乾隆十三年，苏州米价最贵时，不过每升售价“十七文”^①，而今却是“市价每升三十五文”^②。当时，瓯北存有米一百二十石，若照此价发售，自然是获利颇丰，旦夕之间，便可成百万富翁。然而，瓯北顾及乡邻，为“救死”起见，却将每升的三十五文降至二十四文，贱价出售，“亟粜慰桑梓”，以安定民心。在叙及措办这一善事的潜在动机时，他直言不讳地写道：“非以种德殷，亦岂邀誉美。但散区区积，冀免眈眈视。”^③饥民的猝变，对这位家境富裕的士绅内在心理的震慑，则由此可知。瓯北对自己的举止毫不文饰，坦然直陈，也反映出他为人真诚的一个侧面，绝非矫揉造作之“伪道学”所能比拟。他的低价散粮的做法，既有“冀免眈眈视”的“忧己”因素，也有“亟粜慰桑梓”的“忧民”动因，未尝不是开明之举，仍体现出他善于审时度势的思想特色。

赵家以廉价售米的消息一旦传开，对灾后饥民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人们似乎遇到救星，看到了求生的希望，无不奔走相告，纷纷“腰悬囊橐”或“手挈筥篚”，从四面八方赶来。“万众如涌潮，轰阗声沸耳”，争先恐后地抢购。这时，人群中不知哪一个人一声大呼：“没钱也可以领米。”顿时门前秩序大乱，“强者负肩背，弱者伤股髀”。有些年轻妇女，也顾不得讲究体面，索性脱下裙中的布裤，权作布袋以盛米。百余石米，瞬息间被运光。瓯北目睹此状，心里涌满了许多说不出的滋味，禁不住感叹：“呜呼为善难，利人反害己。方惭涓滴微，忍傅讼狱理。所虑民气骄，目已无法纪。兹事关隐忧，苍茫向天咫。”^④他哪里想到，“慰桑梓”之举却带来如此结局?然而，瓯北毕竟与那种斤斤计较个人小利的鄙吝者不同，理解百姓的“抢劫以救死”有其合理的一面，更不忍心因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失而诉诸官府，施酷刑于奄奄待毙之“饥民”。他所担心的是大清王朝的法律，已难以约束朝不虑夕的苦难百姓，封建帝业能否绵延相传。

洪水过后，常州一带米价暴涨，“晓市声喧似涌涛，争营口食罄钱刀。共言米价如梯级，一步升来一步高”^①，“斗米需钱四百余，真同珠价论锱铢”^②，已由原来的每升三十五文，飞涨至四百多文，百姓实在难以承受。面对眼前的现实，使得他不得不思考，造成百姓穷困的原因何在，难道仅仅是遭受水灾之故?细细想来，人多地少或许是米价居高不下，百姓忍饥受饿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米贵》(之二)一诗中谓：“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诗后注曰：“承平日久，生齿日蕃，若人各百亩，安得有如许田也。”^③同诗(之四)又谓：“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④人口密集而土地锐减，一人一亩尚不足，古代的井田制，自然无法施之当今。人们挖掘土地潜力，可谓不遗余力，甚或“尽犁坟墓作田畴”，只差“高空种不成”，为何经不起一点自然灾害的威胁，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生齿日蕃”无疑是原因之一。因而，他甚至在同一首诗中还提出：“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蕃。”^⑤

在这里，瓯北回避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敏感的问题，即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乃是给百姓造成沉重灾难的重要原因。然而，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瓯北，所谓“禁婚嫁”云云，虽然有些偏激，但毕竟已意识到人口数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问题，且提出了节制生育以保障世人正常生活的主张，还是很有见地的。生活于同时代的洪亮吉，认为“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⑥。然而，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社会财富形成难以克服的矛盾。时下之户口，视三十年前增五倍，六十年前增十倍，百数年前增二十倍，而房舍、田地却依然如故。鉴于此，他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两个途径，一为“君相调剂之法”，政府鼓励百姓迁徙，开垦荒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并酌减赋税，抑制兼并，减轻百姓负担。二是遇到“水旱疾疫”，人口自然减员。赵、洪二人竟看法相似，都涉及“人口增殖快于生产增长”^①这一论题，的确难得。

瓯北不仅以歌代生民哭，还在积极探索解救饥民困厄的途径，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淮扬渐欲作洪流，眼见饥荒起众咻。被发缨冠非我事，舐糠及米亦吾忧。无依竞托沿门钵，有力将移负壑舟。安得尾闾筹泄水，尽收归海出平畴。”^②显然是由逃荒者云集这一现象，看到了一触即发的尖锐阶级矛盾对封建政权的威胁，认为目前能使社会秩序安定的唯一途径，便是泄水入海，使饥民有田可耕，安居本土。然而，良好的愿望毕竟不能代替现实。先来逃荒的灾民，因房舍皆无，不仅不能回返乡里，而且，尚在灾区的百姓，也闻风蚁集，纷纷来江南以谋生计，“携筐曳棒镇相随，人腊纷纷满路岐。残喘暂延终作莩，可怜道上总行尸”^③。瓯北眼见“下河流民如飞蝗，过江阵阵来逃荒”^④，不仅牵挂逃荒灾民的命运，还在苦苦追索造成百姓受淹的根源。

在《逃荒叹》中，瓯北毫不避忌地径称，“此荒不是天降割”。既非“天降”，自是“人为”。据史载，“有清一代，经营于淮、黄交汇之区，致力綦勤，糜帑尤巨”^⑤。“自乾隆季年，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寖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掣，当其事者，无不蹶败。”^⑥连年修筑堤坝，疏浚河道，花费甚多，却功效甚微。这里矛头所指，自然是治河诸大吏。继而，他在诗中分析道，黄河自淮阴县西南清江入淮，淮水下游遂为黄河所占。二水相济，保障了水上运输的畅通。其交汇处即在杨家庄(在淮阴县西十余里)附近，此处是关键地带。在以往，淮河上游的水，多流向洪泽湖，而黄河之水又靠淮河水冲刷泥沙。而今，黄河入海口云梯关(在淮安东北二百里)，因泥沙淤积太厚，致使黄河水无法入海，反倒灌入湖。区区洪泽湖，又岂能兼容黄、淮二河之水，且泥沙渐淤，河床增高，湖水时时有溃堤的危险。为了保住高堰(在淮安县西)不被洪水冲决，当道便“弗顾民命伤”，开附近堤坝一齐放水。宝应、高邮一带本来地势低洼，洪泽湖水顺势而下，“稽天浴日”，滔滔奔涌，岂是高宝湖所能容纳?结果大水冲垮了建于高邮城南运河上的车逻等坝，夺堤而出，“遂令下河十州县(自注：泰州、东台、盐城、阜宁、兴化等处)，尺田寸宅皆重洋。灾民即在此中住，大半已葬鱼腹僵”^①。来此逃荒者，不过是幸存者而已，且越来越多，甚而“十百结队担箩筐”，势力渐大。街市店铺以前些时候的“抢米”风潮为鉴，连忙闭门罢市。“有司不敢下令逐，稍给资斧遣出疆”^②。这种略施小惠之举，远不能与活饥民“六七十万”的宋代富弼相比。

在瓯北看来，像富弼那样冒个人身家性命之风险，一力赈济灾民的官吏，而今已不复再见，官场上却多了一些“徒夸邻壑策较长”的幸灾乐祸的阴险小人。此类“为民父母”者流，为了治下的安定，置临邑百姓生死于不顾，却将其押送出境。他们哪里想得到，“下河今无乡可返，陆沉家已入混茫。明年高堰恐复泻，万手莫障狂澜狂。他乡故乡总无路，惟有待毙祈早亡”。这些走投无路的百姓，“河干露坐默无语，岸土尽湿涕泗滂”^③，是多么可怜。岂不料，地方官并未如愿，他们尽管“具舟给钱”，强将灾民“押送出疆，谓可以邻为壑矣”，然而，“下游诸县亦不许入境，仍押送回”^④，将百姓视若皮球一般踢来踢去。那些以“民父母”自许的大小官吏，毫无一点古仁人之心，驱民如驱蝗，视民命如儿戏，是何等冷酷无情!

对这样波及里下河地区十县百姓的大水灾，《清史稿》不过仅叙及：“(嘉庆)十一年，洪湖异涨，高堰赖新筑子堰抵御，不为害。俄黄水并涨，决盐河民堰，运河东岸荷花塘亦决。”“秋，河决周家楼。”^⑤至于上一年水淹地区灾情如何，连《清史稿·灾异志》也只字未提。江南河道总督徐端，只是以功过相抵，未受到任何处分。若不是瓯北在诗集中如实记下此事，谁能想象得到，数以千计的饥民，在当时竟然受到如此大的磨难。瓯北之诗，正可补正史所不足。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aoyizhuan/20221217639.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