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九年(1804)五月中旬,暴雨连日,大片大片的良田均被无情的大水吞没,“桑田几欲成沧海”,树腰挂满了水草,帆船从桥背驶过,四野大水茫茫,更何谈水稻栽插?在往年这个季节,百姓正忙着脚踏龙骨水车抽水浇田,而今却恰恰相反,“修蛇蜕骨桔槔多,邪许声悲似挽歌。可惜踏车如许力,翻将田水灌塘河”①。目睹这一令人焦灼的水灾后情景,瓯北作为“乡间老耕夫”,虽然不便“出位妄言”,贸然询问“生民病”,但内心却与百姓息息相关。在他看来,百姓终日劳碌,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过寄希望于温饱而已。若要使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必须有相应的物质生活作保障,如果连衣食温饱都解决不了,就很难维持社会秩序的和平稳定。
事实果然如此。至农历六月初一,苏淞一带便发生了大规模的饥民抢米事件。瓯北记述道:“甲子(嘉庆九年)夏,梅雨过多,苏州以下多被水,不能插秧,米价顿长,贫民遂蜂起抢掠,直入省城,一日劫案数十百起,城门昼闭,三日稍定。吾常地势高,幸免淹浸,而粮价亦贵。”②乾隆十三年,苏州米价最贵时,不过每升售价“十七文”①,而今却是“市价每升三十五文”②。当时,瓯北存有米一百二十石,若照此价发售,自然是获利颇丰,旦夕之间,便可成百万富翁。然而,瓯北顾及乡邻,为“救死”起见,却将每升的三十五文降至二十四文,贱价出售,“亟粜慰桑梓”,以安定民心。在叙及措办这一善事的潜在动机时,他直言不讳地写道:“非以种德殷,亦岂邀誉美。但散区区积,冀免眈眈视。”③饥民的猝变,对这位家境富裕的士绅内在心理的震慑,则由此可知。瓯北对自己的举止毫不文饰,坦然直陈,也反映出他为人真诚的一个侧面,绝非矫揉造作之“伪道学”所能比拟。他的低价散粮的做法,既有“冀免眈眈视”的“忧己”因素,也有“亟粜慰桑梓”的“忧民”动因,未尝不是开明之举,仍体现出他善于审时度势的思想特色。
赵家以廉价售米的消息一旦传开,对灾后饥民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人们似乎遇到救星,看到了求生的希望,无不奔走相告,纷纷“腰悬囊橐”或“手挈筥篚”,从四面八方赶来。“万众如涌潮,轰阗声沸耳”,争先恐后地抢购。这时,人群中不知哪一个人一声大呼:“没钱也可以领米。”顿时门前秩序大乱,“强者负肩背,弱者伤股髀”。有些年轻妇女,也顾不得讲究体面,索性脱下裙中的布裤,权作布袋以盛米。百余石米,瞬息间被运光。瓯北目睹此状,心里涌满了许多说不出的滋味,禁不住感叹:“呜呼为善难,利人反害己。方惭涓滴微,忍傅讼狱理。所虑民气骄,目已无法纪。兹事关隐忧,苍茫向天咫。”④他哪里想到,“慰桑梓”之举却带来如此结局?然而,瓯北毕竟与那种斤斤计较个人小利的鄙吝者不同,理解百姓的“抢劫以救死”有其合理的一面,更不忍心因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失而诉诸官府,施酷刑于奄奄待毙之“饥民”。他所担心的是大清王朝的法律,已难以约束朝不虑夕的苦难百姓,封建帝业能否绵延相传。
洪水过后,常州一带米价暴涨,“晓市声喧似涌涛,争营口食罄钱刀。共言米价如梯级,一步升来一步高”①,“斗米需钱四百余,真同珠价论锱铢”②,已由原来的每升三十五文,飞涨至四百多文,百姓实在难以承受。面对眼前的现实,使得他不得不思考,造成百姓穷困的原因何在,难道仅仅是遭受水灾之故?细细想来,人多地少或许是米价居高不下,百姓忍饥受饿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米贵》(之二)一诗中谓:“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诗后注曰:“承平日久,生齿日蕃,若人各百亩,安得有如许田也。”③同诗(之四)又谓:“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④人口密集而土地锐减,一人一亩尚不足,古代的井田制,自然无法施之当今。人们挖掘土地潜力,可谓不遗余力,甚或“尽犁坟墓作田畴”,只差“高空种不成”,为何经不起一点自然灾害的威胁,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生齿日蕃”无疑是原因之一。因而,他甚至在同一首诗中还提出:“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蕃。”⑤
在这里,瓯北回避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敏感的问题,即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乃是给百姓造成沉重灾难的重要原因。然而,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瓯北,所谓“禁婚嫁”云云,虽然有些偏激,但毕竟已意识到人口数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问题,且提出了节制生育以保障世人正常生活的主张,还是很有见地的。生活于同时代的洪亮吉,认为“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⑥。然而,快速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社会财富形成难以克服的矛盾。时下之户口,视三十年前增五倍,六十年前增十倍,百数年前增二十倍,而房舍、田地却依然如故。鉴于此,他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两个途径,一为“君相调剂之法”,政府鼓励百姓迁徙,开垦荒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并酌减赋税,抑制兼并,减轻百姓负担。二是遇到“水旱疾疫”,人口自然减员。赵、洪二人竟看法相似,都涉及“人口增殖快于生产增长”①这一论题,的确难得。
瓯北不仅以歌代生民哭,还在积极探索解救饥民困厄的途径,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淮扬渐欲作洪流,眼见饥荒起众咻。被发缨冠非我事,舐糠及米亦吾忧。无依竞托沿门钵,有力将移负壑舟。安得尾闾筹泄水,尽收归海出平畴。”②显然是由逃荒者云集这一现象,看到了一触即发的尖锐阶级矛盾对封建政权的威胁,认为目前能使社会秩序安定的唯一途径,便是泄水入海,使饥民有田可耕,安居本土。然而,良好的愿望毕竟不能代替现实。先来逃荒的灾民,因房舍皆无,不仅不能回返乡里,而且,尚在灾区的百姓,也闻风蚁集,纷纷来江南以谋生计,“携筐曳棒镇相随,人腊纷纷满路岐。残喘暂延终作莩,可怜道上总行尸”③。瓯北眼见“下河流民如飞蝗,过江阵阵来逃荒”④,不仅牵挂逃荒灾民的命运,还在苦苦追索造成百姓受淹的根源。
在《逃荒叹》中,瓯北毫不避忌地径称,“此荒不是天降割”。既非“天降”,自是“人为”。据史载,“有清一代,经营于淮、黄交汇之区,致力綦勤,糜帑尤巨”⑤。“自乾隆季年,河官习为奢侈,帑多中饱,寖至无岁不决,又以漕运牵掣,当其事者,无不蹶败。”⑥连年修筑堤坝,疏浚河道,花费甚多,却功效甚微。这里矛头所指,自然是治河诸大吏。继而,他在诗中分析道,黄河自淮阴县西南清江入淮,淮水下游遂为黄河所占。二水相济,保障了水上运输的畅通。其交汇处即在杨家庄(在淮阴县西十余里)附近,此处是关键地带。在以往,淮河上游的水,多流向洪泽湖,而黄河之水又靠淮河水冲刷泥沙。而今,黄河入海口云梯关(在淮安东北二百里),因泥沙淤积太厚,致使黄河水无法入海,反倒灌入湖。区区洪泽湖,又岂能兼容黄、淮二河之水,且泥沙渐淤,河床增高,湖水时时有溃堤的危险。为了保住高堰(在淮安县西)不被洪水冲决,当道便“弗顾民命伤”,开附近堤坝一齐放水。宝应、高邮一带本来地势低洼,洪泽湖水顺势而下,“稽天浴日”,滔滔奔涌,岂是高宝湖所能容纳?结果大水冲垮了建于高邮城南运河上的车逻等坝,夺堤而出,“遂令下河十州县(自注:泰州、东台、盐城、阜宁、兴化等处),尺田寸宅皆重洋。灾民即在此中住,大半已葬鱼腹僵”①。来此逃荒者,不过是幸存者而已,且越来越多,甚而“十百结队担箩筐”,势力渐大。街市店铺以前些时候的“抢米”风潮为鉴,连忙闭门罢市。“有司不敢下令逐,稍给资斧遣出疆”②。这种略施小惠之举,远不能与活饥民“六七十万”的宋代富弼相比。
在瓯北看来,像富弼那样冒个人身家性命之风险,一力赈济灾民的官吏,而今已不复再见,官场上却多了一些“徒夸邻壑策较长”的幸灾乐祸的阴险小人。此类“为民父母”者流,为了治下的安定,置临邑百姓生死于不顾,却将其押送出境。他们哪里想得到,“下河今无乡可返,陆沉家已入混茫。明年高堰恐复泻,万手莫障狂澜狂。他乡故乡总无路,惟有待毙祈早亡”。这些走投无路的百姓,“河干露坐默无语,岸土尽湿涕泗滂”③,是多么可怜。岂不料,地方官并未如愿,他们尽管“具舟给钱”,强将灾民“押送出疆,谓可以邻为壑矣”,然而,“下游诸县亦不许入境,仍押送回”④,将百姓视若皮球一般踢来踢去。那些以“民父母”自许的大小官吏,毫无一点古仁人之心,驱民如驱蝗,视民命如儿戏,是何等冷酷无情!
对这样波及里下河地区十县百姓的大水灾,《清史稿》不过仅叙及:“(嘉庆)十一年,洪湖异涨,高堰赖新筑子堰抵御,不为害。俄黄水并涨,决盐河民堰,运河东岸荷花塘亦决。”“秋,河决周家楼。”⑤至于上一年水淹地区灾情如何,连《清史稿·灾异志》也只字未提。江南河道总督徐端,只是以功过相抵,未受到任何处分。若不是瓯北在诗集中如实记下此事,谁能想象得到,数以千计的饥民,在当时竟然受到如此大的磨难。瓯北之诗,正可补正史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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