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北面临当时复杂的社会情势，既预感到大清王朝的岌岌可危，又期望封建政权维持残局;既同情贫苦百姓的不幸遭际，又担心他们的过激行为引发动乱。他作为一个敏感的历史学家，明知大清王朝潜在的种种危机不可逆转，但出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却称“国运正灵长”。然结合其诗中流露出的种种迹象来看，这并非由衷之言。他在《逃荒叹》一诗中写道：

男拖棒，女挈筐，过江南下逃灾荒。云是淮扬稽天浸，幸脱鱼腹余羸尪。百十为群踵相接，暮宿野寺朝城坊。初犹倚门可怜色，结队渐众势渐强。麾之不去似吠犬，取非其有或攘羊。死法死饥等死耳，垂死宁复顾禁防。遂令市阛白昼闭，饿气翻作凶焰张。黔敖纵欲具路食，口众我寡恐召殃。侧闻有司下令逐，具舟押送归故乡。却望故乡在何所?洪流降割方汤汤。^①

瓯北是从淮扬逃荒灾民初有“可怜色”、继则“凶焰张”这一潜在的变化以及灾民为谋生计而采取的过火举动，看到了贫富悬殊所引发的情绪上的尖锐对立，及其矛盾爆发后可能产生的不堪设想的后果。“死法死饥等死耳”，便传示出这类不便明言的内容。《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②本句显然由此化出。既然饥饿将夺去生命，他们还顾忌什么国家法度、“禁防”?结末的“却望故乡在何所”二句，既流露出对灾民走投无路遭际的同情，也暗示出对官府驱逐灾民这一举措的不满。“黔敖纵欲具路食”，典出《礼记·檀弓》。中谓：“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①瓯北借以透露出自己欲向饥民援之以手而“恐召殃”的复杂矛盾心态。大半缘抢米风潮给他思想上投下的阴影尚未散去，心有余悸，故不敢轻举妄动。

在另一首《逃荒叹》中，瓯北也表露出相似的情感。他称遭受水灾的逃荒者：“先瞰高闳金屈戍，次及市阛木仓琅。就中岂无良家子，亦复相逐为披猖。索米不劳书帖乞，求钱似责左券偿。”^②在瓯北看来，当饥民“开口犹嗫嚅”之时，很值得人同情，而发展到后来，“给钱稍迟意早怫”，且“相逐为披猖”，便是不良行为。瓯北之所以对逃荒者的“披猖”时有微词，是因为这类举动发展下去，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民变，直接对封建政权形成威胁。当然，我们对古人不能过于苛求。作为阶级的“人”，若是想让他超越本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瓯北毕竟同情百姓疾苦，一再在诗中记下这素有粮仓之称的富饶江南所出现的哀鸿遍野的惨象。《荒景》一诗谓：

天将降割此方民，灾沴连番过十旬。(自注：夏至后无雨，白露中又毒雾连日。)无米可炊徒巧妇，有墦能乞即良人。煮来菜甲连黄叶，剥尽榆皮剩赤身。待到明年新麦熟，不知几个得尝新!^③

因榆树皮有一定的黏性，晒干捣成粉，可将糠、菜黏附成饭团，以供吃食。树皮业已吃光，“行野条条见白骨”，饥民只得采摘槐树叶冷淘后以充饥。祸延及林木，“只为身将沟壑逼”。不仅如此，就连深藏地下的芦苇根也未逃厄难。《掘芦根》诗中写道：

生意今年地底伏，生在芦根杀在谷。歊旸毒雾粒米无，命根全恃芦根续。摘嫩为余作薪，曝干磨粉聊煮粥。不呼而集畚锸齐，嚣纷遑问地主孰。入喉已觉堇荼甘，沾体那顾泥浆浊。蛰蚓方愁何处逃，塞鸿应叹无家宿。呜呼!苇荻何堪充旨蓄，饥来亦复当粱肉。偶然深掘竟成坑，死便可埋宁用哭!^①

瓯北早年曾历经艰辛，但从未述及剥榆皮、采槐叶、掘草根以度饥荒的遭际，说明目下如此艰窘的困境，是他八十来岁生平第一遭亲历。而且，整个采摘、挖掘、加工过程叙述如此之详尽，若非亲眼所见，恐难以做到。瓯北掌教扬州时，虽然也写了不少反映灾民啼饥号寒或暴尸荒野悲惨情状的诗作，但更多的是客观描述，主观情感注入较少。而晚年的同类题材作品，则是在描述客观情景的同时，融进了更多诗家本人的感同身受，表露出对封建大厦即将倾圮之前景的隐忧。这种些微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瓯北当年在扬州，所接触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人物和富商巨贾豪华生活的场景，百姓倒毙沟壑的惨景，也仅是路途偶见，深入体察尚嫌不足。他当时之所以将此类事件形诸笔端，其目的是以“歌民病”而“于风教补微勋”。而今，他长期居于家乡，且时常回西干故里，与乡亲们攀谈，又与中下层读书人有着较广泛的接触，对百姓内在的苦衷有了更深切的体察。百姓如处水火，奄奄待毙，补风教无益，而只能“代生民哭”，故作品内容就显得十分厚重。这一差别，恰恰反映了他思想感情的潜在变化，较以往更趋近于一般百姓心理。

他在《四野》诗中是这样描写灾年凄凉景象的：

(其一)四野重阴欲雪天，年荒比户少炊烟。饥羸满眼皆垂毙，忍食何曾一万钱!

(其二)城坊晓市尚喧争，出郭都无笑语声。足谷翁家粮亦竭，黔娄何处更求生?

(其三)百物流通藉贸迁，最繁华是鼓楼前。而今冰冷无人过，一道长街好控弦。

(其四)太平生齿日蕃昌，不死兵戈死岁荒。天为疏通人满患，可知国运正灵长。^②

瓯北笔下的常州城，是如此的荒冷沉寂：炊烟几绝，路断人稀，即使最繁华的鼓楼一带，也同样杳无人迹。百姓骨瘦如柴，奄奄待毙。比较富有的瓯北，虽说也经不起灾荒的威胁，“粮亦竭”，但他更多想到的是“黔娄何处更求生”，是处境更为艰窘的百姓，多么难能可贵。末一联的“天为疏通人满患”云云，似乎与洪亮吉的借助水旱、疾疫控制人口增长(即天地调剂法)的主张相合，其实不然。瓯北历来主张“立教因人情”，令世间“饮食与男女，所欲咸得遂”^①，每每“劝人为善”，以“爱人”之心推己及人，“以柔致太平”，还质难：“人物芸芸总并生，如何等级不公平?”^②像这样一位善良忠厚的老人，绝不可能有借助“兵戈”(人祸)、“岁荒”(天灾)达到缩减人口目的之思想。他之所以如此说，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百思不得其解之际的自我宽慰，其中流溢出的却是丝丝难言苦涩。至于“国运正灵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不过是装潢门面语。既然百姓“不死兵戈死岁荒”，“灵长”之“国运”依托何在，岂不成了一具空空的躯壳?既然老天在代世间消除“人满”之患，又何必担心“黔娄何处更求生”?如此看来，末一首的“不死兵戈死岁荒”，是封建末世真实消息的披露，可谓言人所不敢言。

瓯北久有“霖雨活苍生”之宏愿，面对“满眼皆垂毙”的百姓，尽管“身忧天下原非分”，可能会招致祸尤，但是，他出于仁道，不能见死不救。他不顾自己“儿孙方抱饭箩啼”，却慷慨解囊，并联合当地士绅，设局劝赈，救助当地百姓，以实际行动在践履着他的人生诺言。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aoyizhuan/2022121763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