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谋
古代中国战争连绵不断。战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不战而胜是古代中国人对战争的最高期待。“上兵伐谋”作为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凝聚着中国人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生命哲学与智慧。
“上兵伐谋”典出《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意思是用兵的最上乘境界是以谋略来取胜,次一等的境界是以封锁、孤立等外交手段迫使敌人屈服,再次一等的境界是直接出兵战胜敌人。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这是迫不得已才会采用的办法。
“上兵伐谋”是贯穿于《孙子兵法》全篇的中心思想与指导原则,也是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强调以智而非以力制胜。《孙子·谋攻篇》是孙子谋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军事指导原则,确立了以“谋”为原则的“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的战略指导思想,揭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
“上兵伐谋”是重“知”求“变”的哲学智慧。“知”与“变”的结合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哲学智慧。
首先,“知”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知”。孙子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他认为,明君贤将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事先了解与掌握,不是通过迷信的占卜或神谕等方式获得的,不是通过常识与经验、用过去的事情作类比获得的,也不是通过主观臆断、妄自揣度对方的意图与形势的发展获得的。他们的“知”一定是实事求是地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获得的。
其次,“知”是全面的“知”。孙子曰:“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兵法·地形篇》)只有“知己知彼”,对敌我双方的优劣短长都心中有数、了如指掌,战争中才能胸有成竹、遇事不慌、得心应手。三国时候的司马懿便是知己知彼的高手,他曾与诸葛亮会于五丈原,两军对峙长达百余日之久。期间,诸葛亮数次派人阵前骂战,司马懿只是坚守不出,岿然不动,就连诸葛亮派人送去羞辱他的“巾帼妇人之饰”他也欣然笑纳。这是因为司马懿深知诸葛亮长途奔袭,粮草补给跟不上,必然不能久战,又探知诸葛亮食少事烦,料其命定不久长,于是采取了“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策略,避免正面作战,以待其变。果然诸葛亮不久便病死于五丈原,蜀军不战而退,曹军全胜。这便是“知己知彼”的智慧。
再次,“知”是“变”中的“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运动的、发展的。孙子曰:“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孙子·九变篇》)“变”即变通、变化。孙子认为,只有从战场上时刻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更新认知,同时以变应变、灵活机动地采取应对之策,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历史上楚人过河的故事便是不了解“知”在“变”中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案例。据史书记载,楚国人要袭击宋国,先派人前去测量了澭水的深浅并做好标志。不料开战前突降暴雨,澭水大涨,楚人不知情,依旧按原来的标志在深夜里偷渡,结果被淹死了1000多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不能及时知悉并灵活应变,则兵败无疑。
“上兵伐谋”是“先胜后战”的备豫意识。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篇》)意思是说,从前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先要创设条件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然后等待敌人露出破绽将其击败。“先胜后战”告诉我们不打无准备之战,强调主动防御的重要性,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谋划,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去寻找敌方的漏洞与可乘之机,最后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敌人。要“先胜”,就需要在战略战术上做好预先谋划,以“上兵伐谋”的备豫意识,早做筹谋。
“先胜后战”,在战略认识层面,要重战、备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做到“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我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明白“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的道理,时刻不忘居安思危。在战略判断层面,要早做预判,做到“未战而庙算胜”(《孙子兵法·计篇》)。“庙算”指的是古时候开战之前在庙堂里举行会议,共同分析战争的利害得失,预测战争的胜负,商讨谋划作战方略。如何提高“庙算”的预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战争胜算呢?孙子提出了“道、天、地、将、法”五事与“主有道、将有能、天地得、法令行、民众强、士卒练、赏罚明”七计,来预先计算胜率,判断胜负。在战略决策与战术执行层面,要预先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以退为进,争取“全胜”。《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能不靠交战便使敌人屈服,能不靠强攻便拔掉敌人的城邑,能不靠久战便毁灭敌人的国家,一定要用全胜之策争胜于天下。这样,军队不会劳顿疲惫,又能取得完满的胜利,这便是以谋略攻取敌人的方法。坚持逆向思维,以退为进,从而做到“一战而胜”。
历史上,隋文帝正是以“上兵伐谋”为指导原则,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先备后战的备豫意识一举灭掉了陈国。隋朝初建时,在北方有突厥不时南犯,在南方有陈国隔间对峙,这两方势力成了隋文帝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鉴于王朝初建,国力单薄,隋文帝从“先为不可胜”出发,制定了内部增强国力、外部先灭突厥再灭陈国的战略部署,首先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改革,实现了政通、人和、军强、国富。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大军北上攻打突厥,为了防止腹背受敌,对南方的陈国采取了假意笼络的策略。在一举击败突厥之后,隋文帝并没有贸然进攻陈国,而是“待敌之可胜”,耐心等待敌人露出破绽。每到庄稼收获季节,隋文帝便调兵集于长江沿岸,并到处散播将要渡江灭陈的假消息,使得陈国频繁征调人马,疲于应对,延误了农时,影响了收成。同时,隋文帝派出间谍偷偷到陈国去焚毁其粮仓,几年之间便使得陈国国库空虚、国力衰败,而数次的假意佯攻也早已使陈国将士疲惫,放松了警惕。见时机已成熟,隋文帝果断发动了渡江进攻,用20天的时间一举灭掉了陈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上兵伐谋”是“求全求善”的人道主义关怀。孙子在《孙子兵法》的一开篇就对战争的性质做了清晰的论断,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战争是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生死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兵者,凶器也”(《国语·越语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篇》)。“上兵伐谋”就是以智慧谋略重战、备战、慎战,最终达到避战的全胜目的。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兵不血刃地达到使敌人屈服的目的,正是人道主义关怀的集中体现。
历史上,韩信尺书平燕地的故事正是“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求全求善”的人道主义关怀的生动写照。公元前204年,韩信率军攻打赵国,赵将陈余领命在井陉设防阻击韩信,谋士李左车建议发兵袭击韩信的粮草辎重,但陈余刚愎自用没有采纳,后反被韩信设计诱出,20万赵军全军覆没。战后李左车被生擒,韩信以礼相待,并虚心讨教下一步攻燕伐齐之策。李左车认为汉军先是渡西河,擒魏王,后又东下井陉,半天时间全歼赵军20万人,诛杀赵王,军威早已震动天下,此为汉军之优势。但大军长途奔袭,连续作战,早已疲惫不堪,如今若是引兵攻打燕国,燕人必定会凭城固守,攻城之战必定旷日持久,死伤无数,汉军最终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危险境地,若此时齐国又在东面响应,两国对峙,楚汉之间胜负之数就更难料了,这是汉军之弱势。李左车建议韩信先让大军安定下来卸甲休息,犒劳奖赏有功将士以鼓舞士气,并好生安抚赵国百姓,然后再修书一封,暗中派能言善辩之谋士带去给燕王,向其详陈利害,劝其归降,燕王畏惧韩信与汉军的威名,必定不敢不从。待燕国归降之后,再东向攻齐,齐国孤立无援,自然灭亡。韩信依计行事,果然使得燕国不战而降,使两国免予刀兵相见,实现了“全胜”的目标。
综上所述,“上兵伐谋”作为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中的核心思想与指导原则,是重“知”求“变”的哲学智慧,是“先胜后战”的备豫意识,更是“求全求善”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其所承载的价值理想与智慧思考将永远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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