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谋

古代中国战争连绵不断。战争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不战而胜是古代中国人对战争的最高期待。“上兵伐谋”作为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核心思想和指导原则，凝聚着中国人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生命哲学与智慧。

“上兵伐谋”典出《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意思是用兵的最上乘境界是以谋略来取胜，次一等的境界是以封锁、孤立等外交手段迫使敌人屈服，再次一等的境界是直接出兵战胜敌人。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这是迫不得已才会采用的办法。

“上兵伐谋”是贯穿于《孙子兵法》全篇的中心思想与指导原则，也是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中最核心的内容，强调以智而非以力制胜。《孙子·谋攻篇》是孙子谋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军事指导原则，确立了以“谋”为原则的“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的“全胜”的战略指导思想，揭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

“上兵伐谋”是重“知”求“变”的哲学智慧。“知”与“变”的结合体现了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哲学智慧。

首先，“知”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知”。孙子曰：“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他认为，明君贤将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事先了解与掌握，不是通过迷信的占卜或神谕等方式获得的，不是通过常识与经验、用过去的事情作类比获得的，也不是通过主观臆断、妄自揣度对方的意图与形势的发展获得的。他们的“知”一定是实事求是地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获得的。

其次，“知”是全面的“知”。孙子曰：“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兵法·地形篇》）只有“知己知彼”，对敌我双方的优劣短长都心中有数、了如指掌，战争中才能胸有成竹、遇事不慌、得心应手。三国时候的司马懿便是知己知彼的高手，他曾与诸葛亮会于五丈原，两军对峙长达百余日之久。期间，诸葛亮数次派人阵前骂战，司马懿只是坚守不出，岿然不动，就连诸葛亮派人送去羞辱他的“巾帼妇人之饰”他也欣然笑纳。这是因为司马懿深知诸葛亮长途奔袭，粮草补给跟不上，必然不能久战，又探知诸葛亮食少事烦，料其命定不久长，于是采取了“坚壁拒守，以逸待劳”的策略，避免正面作战，以待其变。果然诸葛亮不久便病死于五丈原，蜀军不战而退，曹军全胜。这便是“知己知彼”的智慧。

再次，“知”是“变”中的“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运动的、发展的。孙子曰：“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孙子·九变篇》）“变”即变通、变化。孙子认为，只有从战场上时刻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及时更新认知，同时以变应变、灵活机动地采取应对之策，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历史上楚人过河的故事便是不了解“知”在“变”中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案例。据史书记载，楚国人要袭击宋国，先派人前去测量了澭水的深浅并做好标志。不料开战前突降暴雨，澭水大涨，楚人不知情，依旧按原来的标志在深夜里偷渡，结果被淹死了1000多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不能及时知悉并灵活应变，则兵败无疑。

“上兵伐谋”是“先胜后战”的备豫意识。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篇》）意思是说，从前善于用兵作战的人，先要创设条件让自己变得不可战胜，然后等待敌人露出破绽将其击败。“先胜后战”告诉我们不打无准备之战，强调主动防御的重要性，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谋划，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去寻找敌方的漏洞与可乘之机，最后以压倒性的优势打败敌人。要“先胜”，就需要在战略战术上做好预先谋划，以“上兵伐谋”的备豫意识，早做筹谋。

“先胜后战”，在战略认识层面，要重战、备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随时应战的准备，做到“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我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明白“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的道理，时刻不忘居安思危。在战略判断层面，要早做预判，做到“未战而庙算胜”（《孙子兵法·计篇》）。“庙算”指的是古时候开战之前在庙堂里举行会议，共同分析战争的利害得失，预测战争的胜负，商讨谋划作战方略。如何提高“庙算”的预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战争胜算呢？孙子提出了“道、天、地、将、法”五事与“主有道、将有能、天地得、法令行、民众强、士卒练、赏罚明”七计，来预先计算胜率，判断胜负。在战略决策与战术执行层面，要预先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以退为进，争取“全胜”。《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意思是说，善于用兵的人，能不靠交战便使敌人屈服，能不靠强攻便拔掉敌人的城邑，能不靠久战便毁灭敌人的国家，一定要用全胜之策争胜于天下。这样，军队不会劳顿疲惫，又能取得完满的胜利，这便是以谋略攻取敌人的方法。坚持逆向思维，以退为进，从而做到“一战而胜”。

历史上，隋文帝正是以“上兵伐谋”为指导原则，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先备后战的备豫意识一举灭掉了陈国。隋朝初建时，在北方有突厥不时南犯，在南方有陈国隔间对峙，这两方势力成了隋文帝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鉴于王朝初建，国力单薄，隋文帝从“先为不可胜”出发，制定了内部增强国力、外部先灭突厥再灭陈国的战略部署，首先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改革，实现了政通、人和、军强、国富。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大军北上攻打突厥，为了防止腹背受敌，对南方的陈国采取了假意笼络的策略。在一举击败突厥之后，隋文帝并没有贸然进攻陈国，而是“待敌之可胜”，耐心等待敌人露出破绽。每到庄稼收获季节，隋文帝便调兵集于长江沿岸，并到处散播将要渡江灭陈的假消息，使得陈国频繁征调人马，疲于应对，延误了农时，影响了收成。同时，隋文帝派出间谍偷偷到陈国去焚毁其粮仓，几年之间便使得陈国国库空虚、国力衰败，而数次的假意佯攻也早已使陈国将士疲惫，放松了警惕。见时机已成熟，隋文帝果断发动了渡江进攻，用20天的时间一举灭掉了陈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上兵伐谋”是“求全求善”的人道主义关怀。孙子在《孙子兵法》的一开篇就对战争的性质做了清晰的论断，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战争是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生死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兵者，凶器也”（《国语·越语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篇》）。“上兵伐谋”就是以智慧谋略重战、备战、慎战，最终达到避战的全胜目的。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兵不血刃地达到使敌人屈服的目的，正是人道主义关怀的集中体现。

历史上，韩信尺书平燕地的故事正是“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求全求善”的人道主义关怀的生动写照。公元前204年，韩信率军攻打赵国，赵将陈余领命在井陉设防阻击韩信，谋士李左车建议发兵袭击韩信的粮草辎重，但陈余刚愎自用没有采纳，后反被韩信设计诱出，20万赵军全军覆没。战后李左车被生擒，韩信以礼相待，并虚心讨教下一步攻燕伐齐之策。李左车认为汉军先是渡西河，擒魏王，后又东下井陉，半天时间全歼赵军20万人，诛杀赵王，军威早已震动天下，此为汉军之优势。但大军长途奔袭，连续作战，早已疲惫不堪，如今若是引兵攻打燕国，燕人必定会凭城固守，攻城之战必定旷日持久，死伤无数，汉军最终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危险境地，若此时齐国又在东面响应，两国对峙，楚汉之间胜负之数就更难料了，这是汉军之弱势。李左车建议韩信先让大军安定下来卸甲休息，犒劳奖赏有功将士以鼓舞士气，并好生安抚赵国百姓，然后再修书一封，暗中派能言善辩之谋士带去给燕王，向其详陈利害，劝其归降，燕王畏惧韩信与汉军的威名，必定不敢不从。待燕国归降之后，再东向攻齐，齐国孤立无援，自然灭亡。韩信依计行事，果然使得燕国不战而降，使两国免予刀兵相见，实现了“全胜”的目标。

综上所述，“上兵伐谋”作为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中的核心思想与指导原则，是重“知”求“变”的哲学智慧，是“先胜后战”的备豫意识，更是“求全求善”的人道主义关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其所承载的价值理想与智慧思考将永远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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