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6月1日,新华社全文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清华大学也未能幸免,一开始是正常的教学科研被打乱,进而便成为“文革”的“重灾区”。政治风云骤变之后,清华师生被迫停课参加运动,大批教授学者被打成“黑帮”挨斗。
6月,在外考察的张光斗接到要他回校参加文革的命令。一回到清华,他就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挂上“反革命”的牌子,在台上罚站,接受批判。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也被停职反省,水利系的骨干“一李四张”即李恩元、张光斗、张思敬、张永良和张宪宏都遭到了批斗。每天,张光斗除了被批斗,就是掏粪坑、洗便桶。那个时候,他唯一的收获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学习毛泽东著作。
1968年夏,武斗停止,由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工宣队的成员大多是北京工厂的普通工人。
工宣队领导清华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文件,白天学习还不够,有时晚上还加班学习,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革命路线。深更半夜也会突然接到中央“文革”领导的最新指示,广播喇叭呼叫集合,全体人员都得起床跑到系里去列队游行,然后认真学习最高指示。如果稍有迟到怠慢,则以反对“中央文革”论处。那段时间,张光斗的头上始终带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身心备受摧残,但他仍相信共产党总会弄清真相的。
1968年夏,张光斗得知密云水库白河电站的两台1.5万千瓦抽水蓄能发电机组坏了——由于密云水库是毛主席视察过的,所以当时认为不能用进口货,就由天津机器厂根据外国货仿制了两台,可是质量不过关,很快就坏了。为了保证9万千瓦发电量的白河抽水蓄电站正常发电,张光斗曾多次建议暂时进口或自制两台机组。可是电力局并未采纳他的意见,结果电站发电量大大减少。
这时,还发生了一件让张光斗痛心的事。“文革”前,他花了四年多时间写好的专著《水工建筑物》,本来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哪知“文革”一来,因为张光斗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的书稿便被搁置,无法出版。科学出版社把书稿退到系里,却被工宣队的领导给扣押了。他眼睁睁看着花了无数心血写成的书稿放在那里,却拿不回来。后来,工宣队竟命人把书稿烧掉! 当然,这也没有通知张光斗本人。
同年冬,清理阶级队伍时,工宣队根据张光斗过去的学习工作经历,给他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和苏联特务嫌疑的帽子。他被揪到王家园水库批斗,还威胁他,要他揭发其他人是国民党。张光斗自己深受迫害,但绝不说瞎话害人。次年,迟群做报告,说要在江西办农场,动员教员前往,很多教师的申请都得到了批准,但张光斗却被拒之门外。
1970年,张光斗患了肺结核,被批准留校治病。病愈后,军宣队把他放到三门峡办学基地进行监督劳改。办学基地设在市区的一个院子内,批斗审讯成了无休止的身心折磨,劳改乏味透顶。
1971年,陕县张卞公社修建水利,缺乏指导工程师,就把张光斗叫了过去。大病初愈的张光斗拖着疲惫的身体从三门峡步行到陕县。工地上给他住的是一个破窑洞,没有门,没有床,只有一堆烂稻草。张光斗只好把铺盖包袱挂起来做门帘,棉被就直接放在稻草上。那里的水含氟,喝了会得大骨节病。张卞公社修建水利就是为了灌溉农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没有钻机,没有水文资料,张光斗和当地农民一道上高山下土坑,勘测坝址、检查隧洞。渐渐地,他和公社社员有了感情。大家很关心他,工地的伙房做高粱米饭,怕他咬不动,总特意煮得烂些,还给他加了糖精。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不但水利建成了,张光斗和工农兵、民工兄弟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专心工作,他的精神状态很好,高粱米饭也使他的身体恢复得较好。离开工地时,公社张书记特意派拖拉机送他到火车站,还送了酒和礼品给他。张光斗退回了礼品,但那份真情铭记在心。“文革”后,张书记还曾去北京看望张光斗。
回校后,张光斗继续被批斗、审讯、劳改。
1972年11月,周恩来抱病亲自主持葛洲坝工程会议,宣布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指定林一山为技术委员会主任,具体修改设计任务则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承担。葛洲坝工程是中央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的。1970年,葛洲坝工程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仓促开工,结果施工不到两年便问题丛生,难以为继。
1972年冬,受周总理的委托,张光斗和林一山去葛洲坝工地了解情况。看完坝址之后,张光斗提出设计中的两大问题:一是二江泄洪闸太偏左,离大江较远。如果河势不顺,将来水流流态不好的话,会引起折冲水流,不但不利于航运,而且还会冲刷河岸。加上此闸泄洪能力较小,将来大江截流施工是很难操作的;二是过坝闸靠近左右两岸,将来轮船如何顺利进入船闸,上下游航道如何不被泥沙淤积的问题,都没有把握解决。
林主任把张光斗的意见汇报给周总理后,中央决定将葛洲坝工程暂停两年,进行返工加固,并且重新设计部分工程。那时,林一山主任正患眼色素瘤住院治疗。张光斗顾全大局,临危受命,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老一辈工程师的牺牲精神可见一斑,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新中国水利的辉煌成就。
“文革”十年,张光斗遭遇了诸多不公的待遇,还被污蔑为特务。解放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水电资料,解放后上缴出来,反被说成是交联络图;解放后,他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却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学校教师收听“美国之音”,却被当成张光斗腐蚀青年教师的证据;在密云水库,他帮助工农兵学员修改图纸,却被说成是反对工农兵,腐蚀学员,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等。
1973年,工宣队终于放松了对张光斗的批斗审讯。在整整荒废了七年的宝贵光阴之后,张光斗决定重新开始。他开始复习代数,学习有限元法,还做一些简单的课题。有限元法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微分方程数值解法,即将连续体离散化为若干个有限大小的单元体的集合,以求解连续体力学问题的数值方法。有限元法在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但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却少有人知,只有河海大学的徐芝纶教授曾在长沙做过有限元法的推广工作。于是,张光斗编写讲义,向水利系教师们讲授有限元法。可惜,张光斗的教学任务和工程设计方面的事务繁忙,后来没有能够将有限元法的探究和推广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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