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始创于1897年，前身为南洋公学外院，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学校因材施教，注重品行培养，英才辈出，桃李满天下。它造就了一大批近代中国史上的杰出人物，例如，近代中国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第一人沈心工，杰出的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出版家邹韬奋，杰出的军事家蔡锷，著名教育家赵宪初和著名翻译家傅雷，等等。

1924年秋，张光斗开始在交大附小上学了。12岁的他，第一次出远门读书，与他同去的是一位到上海做教师的女同乡。没有亲人，没有同伴，他背负着家族的希望踏上了去上海的道路。

与大都会里的孩子比起来，初来乍到的张光斗穿着土气，也不会说上海话，难免遭人取笑，但想到家里送他来念书颇为不易，便释然了。当时，交大附小有举行童子军训练的惯例，学校规定大家必须穿一样的制服和皮鞋——原来，昂贵的学费里包括了制服费。生平第一次穿上油光发亮的小皮鞋，张光斗得意了好一阵子。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张光斗的，他遇上的大部分同学正如童子军的口号那般“勇敢、诚实、友爱”，张光斗与他们相处甚欢，其中顾德欢、费骅、张华增等成了他的至交。

关于这段学习生活，张光斗晚年回忆道：“少年时代的教育对培养人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当年的交大附小不但校规严明，课业内容充实，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且还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学校有明确的校规，学生必须按时起床、做早操、上课、上晚自习、就寝，平时不得随便进出校门，身边也不得带钱，如果带来就得由学监代为保管。有一次，张光斗不小心带了一个铜板到学校，就只好将它交给学监沈同一先生，而沈老师也果真认真地收下了。

“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面临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上海的一些新式学校开始运用西方教育理念和传统教育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在教学理念上中西合璧，教学内容也杂糅古今中外，科目繁多，包括中文、数学、英文，还有历史、地理、体育，等等，使学生学贯东西，终身受益，毕业后无论出国深造还是投入社会工作都具备良好的基础。当时的新式学校明显沿袭着中西教育各自的特点，中文教的是文言文，学生须背书和写作文;数学则主要是学算术和代数等;英语教学主要教授语法和课文，并且几乎每堂课都要进行拼写和听写练习，还要朗读课文。张光斗的强项是数学，他喜欢解难题，也很善于解题。他最怕的就是写文章和上体育课——因为不善运动，所以他不喜欢体育。但交大附小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升级，于是他只好拼命努力，最后勉强过关;因为觉得自己思路不够宽，所以张光斗也怕写作文。

1926年夏，张光斗完成了附小三年的高小学业。因为学校正好改为了初级中学，他就继续在本校上学——说是初中，实际的学习内容却是老高中一年级的课程。次年7月，他在交大附属初中毕业。当时，恰又逢附中改为三年制的预科班，于是他便直接升入预科班了。

张光斗在上海读书可谓顺风顺水，可是大哥张光��自陪他投考去了一趟上海后便染上了嫖赌的恶习，家里的经济状况再度陷入困顿。张光斗向来是全家最大的希望，家里不忍心让他辍学，只得勉强继续供应他学杂费。

不必说，张光斗一直非常用功。预科班开设的课程包括数理化，还有中文、英语等，其中，数学和物理是他的兴趣所在。预科班采用的教材是全英文的，教师用英文授课，作业需用英文完成，让学生们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他们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窗。

尽管交大的学习生活充实而愉快，但时逢乱世，大学校园也难以真正平静。师生们提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热情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胸膛奔涌，振兴民族振兴国家成了受压迫人们共同的宏愿。1925年发生了五卅惨案，交大附中学生陈虞钦在英租界被杀害，全校师生义愤填膺，连日到南京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同年冬，苏浙战争爆发，张光斗和几位同学恰好留在了枪林弹雨的上海，想到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便忧愤不已，生死无惧。直到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人们对时局才有了新的期盼。交大的同学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北伐的消息，每当取得一次胜利，他们就把一枚小红旗插到地图上那个打了胜仗的城市上，大家欢欣鼓舞，期盼国民革命军早日来到上海。

1926年初，张光斗与顾保仁、顾德欢、刘永懋等人参加了同班同学闵启伟发起的读书组织，讨论国家政事，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三民主义》。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北伐宣告失败，割据混战，民不聊生的状态依旧没有改变。有志之士报国无门，中国百姓的好日子不知何时才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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