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长是赞比亚各族人民的精神领袖，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赞比亚独立后，73个族群之间的和睦相处和团结友善也离不开这些传统酋长，酋长依然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1]从赞比亚独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酋长制度是赞比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促进因素。

首先，酋长被纳入现代政权组织结构中，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赞比亚独立时也存在着二元政治结构，即现代政治结构与传统政治结构并存。赞比亚政府对传统的酋长采取了团结、利用、限制的方针，将酋长制度纳入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框架内，利用酋长对本族群、部落居民的权威、公信力和感召力去完成某些具体任务，并负责各自辖区的一些民事案件和宗教礼仪等传统事务，还专门成立酋长院，将各省有声望的酋长吸收到酋长院中，向政府提供咨询，包括进行某些立法。在赞比亚现代政治制度框架内，酋长成了政府的助手，协助政府工作，接受政府监督。1983年洛兹族大酋长利通加和奔巴族大酋长奇蒂姆库卢被吸收到联合民族独立党中央委员会，担任执政党的中央委员，这是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把传统权威纳入国家的政治体制的举措。这一举措能够在“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联合民族独立党箴言)的旗帜下加强国家的团结统一，同时也是为了把传统权威从传统主义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这一任命后，两位大酋长为国家独立后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这正是联合民族独立党政府所追求的目标。

其次，酋长是各种不同共同体的领袖和中心人物，是共同体成员团结的象征。在非洲一些国家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其他的一些传统社会组织(诸如家庭、家族、氏族、部落、酋邦)的因素确实仍在起作用，在个别地区，这些因素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2]在赞比亚，73个族群中包括了大大小小的酋长领地，酋长制度依然是赞比亚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社会组织形式。按照1996年宪法修正案，赞比亚在全国9个省中共划出286个酋长领地。赞比亚现在拥有286个酋长，包括大酋长、高级酋长、地区酋长，其中大酋长(Paramount　Chiefs)有4个，分别是北方省奔巴族的奇蒂姆库卢、东部省契瓦族的翁迪、东部省恩戈尼族的姆佩泽尼和西部省洛兹族的利通加，他们代表的这四个族群在赞比亚全国人口较多，影响较大。政府对酋长实行的怀柔、利用、扶植的政策，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稳定政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酋长传统仪式是赞比亚各族群几百年来的传统，是各族群团结和互助的象征，但现代的酋长传统仪式均已融入了爱国的因素。例如，在隆达族和恩德姆布族的酋长就职仪式中，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弘扬赞比亚的国家统一和爱国精神。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热情地、有节奏地唱国歌。国歌的旋律是“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e　Africa)，源自南非国歌，但是配上了赞比亚的歌词，能够用英语或当地族群语言演唱。用奇隆达语演唱时，特别动人。男女老少都会唱。^[3]可见，传统的酋长传统仪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弘扬爱国主义的舞台。

再次，酋长制度能够遏制地方民族主义，促进民族国家的整合。卡翁达总统十分重视各族群间的团结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政府机构的人员配置上，他努力做到维持各族群之间的平衡。^[4]在赞比亚独立前夕，巴罗策兰地区的洛兹人有着强烈的地方民族主义分离倾向，但是到了独立之后他们已经不再寻求独立建国。^[5]卡翁达认识到地方民族主义是危害社会的疾病，能够毁掉一个新生的国家，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赞比亚，一个民族”的口号，并将其作为联合民族独立党的箴言，镌刻到赞比亚的国徽上，凸显了赞比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性。赞比亚独立后，政府始终借助酋长的地位和权威，促进族群之间的团结，努力消除地方民族主义。“赞比亚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适度的族群认同展现是民族国家的整合因素，而不是分裂因素。”^[6]尽管赞比亚族群众多，而且历史上相互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杀伐征战，但经历过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后的发展，目前各族群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历史上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各族群之间一直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相互之间的杂居、通婚更是相当普遍^[7]，这为赞比亚的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根基。在各族群举行重大节日和传统仪式时，其他兄弟族群的酋长一般都互相邀请参加，赞比亚政府在维护酋长权威的同时，发挥酋长对各族群的整合作用，推进族群之间的和睦相处。这体现了酋长能够促进各族群间的和睦相处，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团结，促进民族国家的建构。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酋长制度是赞比亚社会一项活跃的制度因素，既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又不断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作出反应。它经受住了殖民主义及其随之而来的英国殖民统治的冲击，顽强地延续下来。同样，它也经历了殖民统治结束后新国家诞生和发展中的风云激荡，与现代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存。“经历了多年社会政治体制的政局动荡和社会动乱和不确定性，以及西方文化和外来宗教信仰、价值观和实践强烈的文化和社会冲击，酋长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仍然是独特的社会稳定力量。这是一种继续能够团结人民的制度，是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的焦点和枢纽。它是关系到人民的义务与奉献的一项制度，它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是因为新的政府机关所创立的新权力基础形式，它是一项适应性强的制度。”^[8]把酋长和酋长制度看作社会的稳定力量，对未来的展望必须包括对酋长制度的考量，在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应该以增强和促进其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作用为目标。此外，酋长在土地管理和乡村地方政府事务中的纠纷解决中具有非凡的作用，在今天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评估和展望酋长的作用时，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1] 2010年6月4日上午,笔者率领其他八位中国留学生以及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四位汉语教师到卢萨卡市区东南卡布隆加(Kabulonga)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的寓所,应约与卡翁达先生进行座谈。卡翁达先生在谈到酋长在赞比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时,讲到了这些内容,由笔者记录、整理。
[2]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
[3] William　D.　Grant,　Zambia,　Then　and　Now:　Colonial　Rulers　and　Their　African　Succes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209.
[4] 2010年6月4日在卢萨卡与卡翁达先生的座谈会上,卡翁达先生在回答笔者提问时,专门指出了这一点。
[5] Colin　Legum,　Africa　Contemporary　Record:　Annual　Survey　and　Documents　1985—1986,　New　York　and　London:　Afric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B887.
[6] Wim　van　Binsbergen,　“Nkoya　Royal　Chiefs　and　the　Kazanga　Cultural　Association　in　Western　Central　Zambia　Today:　Resilience,　Decline,　or　Folklorisation?”,　E.　Adriaan　B.　van　Rouverory　van　Nieuwaal,　Rijk　van　Dijk　(eds),　African　Chieftaincy　in　a　New　Social-Political　Landscape,　Münster,　Hamburg　and　London:　Lit　Verlag;　Piscataway,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9,　p.115.
[7] 这也是笔者于2010年1月至6月在赞比亚留学期间通过实地考察得到的切身感受,笔者接触到的周围邻居、赞比亚大学的师生以及其他当地人中,多数家庭都是族际通婚形成的。
[8] A.　Kodzo　Paaku　Kludze,　Chieftaincy　in　Ghana,　Lanham,　New　York,　Oxford:　Austin　&　Winfield,　Publishers,　2000,　pp.52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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