酋长的地位具有神圣性，他不仅是宗教首领或大祭司，更是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酋长作为本部落、族群的领导者，在所属部落长老的协助下维护法律和习惯、惩罚犯罪、保护属民不受敌人侵犯，那些处于更重要地位的酋长还要负责繁重的行政管理事务。所有的酋长都征收贡赋，包括劳动力、猎物、粮食作物、鹿和当地的手工艺品。这通常使他们能够比其属民生活得舒适，但是他们也要善待他们的属民。酋长制度不同于欧洲和亚洲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酋长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君主，他们没有“朕即国家”的观念，他的神圣地位和至高权力要为本部落和族群服务，酋长更像是一个为本部落、族群所有属民服务的“公务员”。他们要满足外来人的需要，也迎合了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属民的需要;他们保管着储备粮以应对饥荒时的需要，一个酋长接受贡赋往往会返回某些东西作为回报：这种“互相的”交换是分配稀缺物品(如盐、铁器和外来布匹)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在赞比亚传统社会，奔巴王国之所以能保持统一是由于人民强烈信任国王的权力。所有的地方酋长都是由王族王公充任的，他们根据家系辈分相继地从一个酋长职位调到另一个酋长职位。^[1]

在传统社会，在部落迁徙的过程中，各部落之间的杀伐征战经常发生，这既是维持本部落生存的需要，也是酋长维护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在部落间杀伐征战的过程中，酋长是部落武装力量的统帅，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恩戈尼人是以征战闻名赞比亚的族群。1835年，1 000多名恩戈尼人在酋长兹旺根丹巴的率领下，在赞比西河与卢安瓜河汇合处附近渡过赞比西河，长驱北上，横扫恩森加人和塞瓦人的地区，所到之处网罗了许多归顺者。赞比西河流域原住民陷入了混乱，从赞比西河到北部坦噶尼喀湖一带的人，在今后的20年中都对恩戈尼人的入侵望而生畏。1845年，恩戈尼人已经到达马拉维湖的北端。兹旺根丹巴死后，他的一个儿子姆佩泽尼酋长率领的恩戈尼人，袭击了湖边的通加人，与通布卡人以及恩卡曼加的居民交战，进攻马拉维各族群，甚至西去奔巴人的地区，两个同样以骠勇善战著称的族群发生了剧烈的战争。在姆佩泽尼的率领下，恩戈尼人向高原北部和东部的奔巴人边缘地区和归顺奔巴人的比萨人进行攻击。此外，他们还进攻塞伦杰地区的拉拉族、今天铜带省的兰巴族，并沿着卡富埃河上游攻打伦吉人。然而，恩戈尼人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一些地区受阻。在姆韦鲁湖附近的塔布瓦地区，他们被高级酋长恩萨马击退。^[2]在东南方，恩戈尼人也遭遇到了契瓦族的坚决抵抗，而奔巴族也在奇蒂姆库卢(奔巴族最高酋长的称谓)奇尔希·切佩拉的领导下团结起来驱逐恩戈尼人。奇蒂姆库卢领导的奔巴族在高原上仍然保持了最高霸权，而姆佩泽尼领导的恩戈尼族在19世纪后半期一直是东部一支强有力的力量，直到被英国人打败和削弱。

恩戈尼人的掠夺和洗劫，破坏了原先存在的社会平衡。这样，他们实际上为欧洲人的最后征服铺平了道路。^[3]许多恩戈尼酋长各自统治的地区互相不关联，但都是由各个杂居在一起的臣服族群所组成。恩戈尼人抓到俘虏后，不是卖掉当奴隶，而是让他们种庄稼或编入军队，新的战士受到与恩戈尼人同样的对待，并有同等机会升到领导职位。恩戈尼人是通过使被征服者依附于征服者而创立起他们的政权的。被征服者往往在数量上超过征服者，因而恩戈尼人的战士只得娶臣服族群的女子为妻。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恩戈尼人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们臣服的居民所并吞。至少在赞比西河下游，连恩戈尼人的儿童也说他们非恩戈尼母亲的语言，恩戈尼人的语言反而不通用了，因此族群的迁徙和融合得以加强。

[1] 奥德丽·艾·理查兹:《东非酋长》,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5页。
[2] Heinrich　Brode,　Tippoo,　Tib,　London:　Arnold,　1907,　p.30.
[3]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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