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这片土地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世纪，这里逐步成为索托族和恩古尼(现称恩戈尼)族黑人的定居地。12世纪，绍纳族来到这里。15世纪以来，说班图语的居民开始进入赞比亚，16世纪前后，班图语系一些族群开始在这一地区定居，17到19世纪达到高峰。16世纪到19世纪，境内先后建立过隆达王国、卡洛洛王国和巴罗策王国。18世纪末，葡萄牙和英国殖民者和传教士开始进入此地。1889年，英国殖民者罗得斯的“英国南非公司”进入赞比亚东部和东北部，挤走葡萄牙人。1911年，英国将赞比亚东部地区和巴罗策兰地区合并，并以罗得斯的名字将之命名为“北罗得西亚保护地”。1924年，英国政府从“英国南非公司”手中接管北罗得西亚的行政管辖权，派驻总督直接统治，定都利文斯顿，1935年迁都卢萨卡。1953年9月3日，英国把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现名马拉维)，强行合并为“罗德西亚与尼亚萨兰联邦(中非联邦)”。1963年12月“中非联邦”解体。1964年1月，北罗得西亚实现内部自治，同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定国名为赞比亚共和国，仍留在英联邦内，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历史上称为第一共和国，联合民族独立党领袖卡翁达任总统。1973年卡翁达取消多党制，实行由联合民族独立党执政的“一党民主制度”，赞比亚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卡翁达继续担任总统。1991年8月赞比亚修改宪法，政治上恢复多党制，赞比亚进入了以多党民主制度为特征的第三共和国时期，“多党民主运动”领导人奇卢巴(1991—2001)、姆瓦纳瓦萨(2001—2008)、班达(2008—2011)和“爱国阵线”领导人萨塔(2011—　)先后担任总统。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对于现代化来说，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巨大的资源。在当今赞比亚，酋长制度作为传统的文化遗产，与赞比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如影随形，它既有与现代化相悖的地方，也能够与现代化进程相契合。酋长制度与现代化进程在冲突与合作中彼此互动，酋长制度本身也在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面前不断地调适，融入现代性的因素。这项古老的传统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出很大的适应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传统绝不意味着落后。酋长制度经历了殖民统治时期和国家独立发展时期的洗礼，酋长的权力和权威已经大为削弱，其地位和影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在赞比亚的现代化进程中，酋长制度作为传统因素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

现代化进程并没有消除赞比亚酋长制度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土壤，酋长制度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仍然存在;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殖民统治时期和国家独立发展时期，各族群的大小酋长都是自身及其属民利益的维护者，都是凝聚基层社会认同的中心角色;酋长制度是赞比亚各族群的社会传统符号和文化象征，代表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酋长制度具有很强的制度弹性和调适能力，历经传统社会、殖民地社会和独立后的现代社会，从社会的主角到配角，酋长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可替代。酋长制度正是凭借其强大的适应性，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进行调适，成为赞比亚现代化的促进因素。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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