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特殊的历史境遇决定了以色列的立国之路和国家构建的独特性。以色列在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受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同样呈现出自身的特色。总体来看，制约和规定以色列政治现代化走向的主要有三大“变量”。

1.　政党政治。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多党制国家，政坛党派林立，自建国以来，参加议会的政党与集团便达到60个左右，以色列多党制的形成同以色列移民国家的基本特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历史上，犹太民族长期流散各地，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犹太人在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转而成为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过程中形成的各类犹太党派的重要标识和分野。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党派经过不断分化组合，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民族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劳工阵营、宗教党派。以色列建国后，三大党派的发展总趋势是：民族主义阵营由弱到强;社会主义—劳工阵营由强到弱;宗教党的政治影响力日益上升，但仍然是被主要党派联合的对象，对以色列政治不起主导作用。^②长期在以色列政坛主宰沉浮的则是早期的工党和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执掌议会大权的利库德集团这两大派别。

工党在以色列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左翼社会民主党阵营，其核心角色是马帕伊(巴勒斯坦工人党)、马帕姆(统一工人党)和劳工联盟。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工党一直是以色列政坛无可动摇的第一大党，连续八次组阁。工党建国初在以色列政坛的主导地位是其在伊休夫时期实力和影响的自然延伸与发展。伊休夫自治时代，犹太复国主义内部因意识形态和建国方略的不同分裂为诸多不同的派别，在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各派竞争发展的过程中，劳工犹太复国主义逐渐成为运动的主流和先锋。1930年以工人力量为核心的马帕伊成立，并逐渐取得了伊休夫自治机构的领导地位，其党派领袖本-古里安担任了犹太代办处主任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执委会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马帕伊也控制了伊休夫主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基布兹和犹太工人总工会。^[1]英国委任统治结束时，马帕伊已成为以色列建国的中流砥柱和无可争议的领导力量。

以马帕伊为核心的工党信奉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将这两项原则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回归的民族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在实践中，以本-古里安为首的讲求实际的工党领袖逐步将民族主义目标置于社会主义目标之上。随着以色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进一步淡化。马帕伊成功地实施了国家主义，加强政府和国家的权威，将以色列从一个政党纷争的民族社团转变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工党是现代以色列国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以色列建国后，最初遵循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国营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实行普遍的社会福利。为了应对战争和大量犹太移民涌入所造成的物资短缺和资金匮乏局面，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以色列度过了建国初期的困难，并且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工党的经济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政府逐步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强化市场的作用，鼓励外来资本和私人经济的发展。^[2]在对外政策方面，工党的基本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争取外援、吸收移民。^[3]马帕伊在处理东西方关系的问题上，最初主张积极中立，但由于冷战的压力，以色列很快转向争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疏远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此后，维持和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基调。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工党强调与邻国签订和约，实现和平，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奉行实力政策。例如，1956年以色列伙同英法发动了入侵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六五战争后，工党对待被占领土的态度犹豫不决，贻误了与阿拉伯国家谈判解决领土问题的最好时机。总体来说，工党的阿拉伯政策是较为温和的，这表现在该党对巴解的承认，并与之签署了和平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协议;确立了以领土换和平的原则;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242号决议。

利库德集团是在1977年以色列第九届议会选举中超越工党脱颖而出的另一大党派。此前，除两次短暂地加入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外，利库德集团一直是以色列政治中的反对派。利库德集团并非一个统一的政党，而是一个囊括了加哈尔集团、大以色列运动、国家党和自由中心党等党派的大联合。利库德集团的核心和骨干是由自由运动和自由党组成的加哈尔集团，而自由运动又是这个小集团的中坚力量。自由运动是由贝京领导的伊茨尔发展而来的，该组织继承和发展了亚伯廷斯基领导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遗产。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在约旦河两岸建立一个犹太国;认为阿以冲突是必然的，一个犹太国将在“血与火”中诞生。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伊茨尔对阿拉伯人和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展开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4]这种毫不妥协的极端斗争方式，与马帕伊领导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奉行的“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既坚持原则又策略灵活”的斗争原则产生了矛盾，二者摩擦不断。以色列国成立后，贝京将伊茨尔改为自由运动，以政党形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谋求继续生存和发展。但由于双方裂痕太深，以本-古里安为首的联合政府一直将自由运动拒之门外。1956年4月，自由运动联合自由党组成加哈尔集团，迈出了以色列政坛两大政党联盟对峙的重要一步。

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在内的原属阿拉伯人的大片领土。突如其来的巨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犹太人的民族自信心，同时也催生了埋藏在他们心中的“大以色列”梦想。以色列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回归圣经中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建立“大以色列”的呼声在全国范围内弥漫。这与工党所主张的保留部分战略要地，用剩余土地作为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筹码以获取和平的观点有很大出入，然而却与自由运动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大以色列”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在“吞并东耶路撒冷，占领西岸、加沙地带”的思想原则下，加哈尔集团将持有同样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自由中心党、国家党和大以色列运动团结在自己周围。在1977年第九届议会选举前夕，他们共同组成了利库德集团，一举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利库德集团的崛起使工党主导以色列政坛的局面不复存在，两大党团对垒或共组联合政府成为以色列政坛的基本格局。自由运动仍然是利库德集团的核心力量，其领导人是联合政府总理的当然人选。利库德对阿以和谈奉行强硬态度，在被占领土进行大规模的定居点建设。尽管利库德和工党均是由阿什肯纳兹人创建的政党，但与代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工党不同，利库德的群众基础则是中下层阶级、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并且得到了绝大部分东方犹太人的支持。

政党政治对以色列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影响很大。由于以色列党派分化、组合现象异常频繁，而且不同派别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往往存在明显差别，这便很容易造成以色列的内外政策缺乏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助长了以色列政治发展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

2.　宗教影响。在犹太复国主义鼻祖赫茨尔的设想中，现代以色列国应该是一个世俗、民主的国家。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亦明确指出，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而非神权国家。但以色列诞生后，宗教始终在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犹太教成了事实上的国教，以至于以色列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像一个“半祭司国家”。宗教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政权建制方面，正统派犹太教政党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宗教政党主张严格遵守犹太教法，用犹太教法指导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他们积极参政、议政，成为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组阁的固定伙伴，牢牢掌握着内政、教育、司法、宗教等部门的权力。第二，宗教在司法领域占有独立地盘。宗教法院是以色列司法系统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凡涉及有关犹太人个人身份的案件，包括家庭和婚姻事务的纠纷都由犹太教法院根据犹太教法审理，世俗法院无权插手。第三，以色列一直保留独立的宗教教育体系。建国后，执政的马帕伊在国家主义原则下力图将伊休夫时代分散的教育体系集中于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这一举措遭到宗教势力的强烈抗议，最后政府不得不以保留宗教教育做出让步，形成以色列宗教—世俗二元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为宗教势力继续保持其传统影响留下了契机和土壤。

宗教政党参政极大地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和政坛变化。作为参加联合政府的友党，宗教政党常常向组阁的大党施加压力，以维护其特殊利益及对某一权力的要求，否则便以退出内阁相要挟。这成为宗教政党惯用的武器。据统计，在1949—1979年所发生的106次内阁危机中，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危机就达35次，几乎占1/3。^[5]自1992年以来，随着宗教政党势力的不断上升，拉宾、内塔尼亚胡、巴拉克和沙龙领导的几届政府在制定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大都受到宗教政党的牵制。^[6]在阿以关系问题上，宗教政党历来坚持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一态度在六·五战争后进一步加剧。带有强烈犹太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信仰者集团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及其在被占领土建立定居点的活动，对中东和平进程构成了严重障碍。信仰者集团以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在“推动神的拯救”的口号下，以“制造既成事实”为主要手段^[7]，在被占领土从事狂热的定居点建设活动，成为以色列扩建定居点运动中最顽固、最强大的势力。这一状况严重束缚了以色列政府在和平解决阿以冲突问题中的手脚，任何拆除定居点、做出领土让步的举措都将受到宗教定居者的强烈抵抗，被其攻击为出卖犹太民族利益、阻碍“神圣救赎”的举动。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极右翼宗教顽固势力已成为以色列国内阻碍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重要反对力量。

3.　族类与种族因素。现代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长期的流散生活在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身上深深打上了不同流散地文化的烙印。来自欧美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世世代代生活在西亚北非的东方犹太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鸿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起源于欧洲、并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主导。东方犹太人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被动参与者，他们大多是在以色列建国后才大批移居以色列。这种状况决定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以色列国的领导地位。伊休夫时代乃至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活跃在以色列政坛的党派都是由阿什肯纳兹人创建的，他们是以色列国的开创者和设计者。与此同时，由于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较低，前两代东方犹太人相对于阿什肯纳兹人来说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收入的差别使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下层。尽管当政的工党也曾采取一些措施整合两部分犹太人，缩小他们之间的社会差距。但是东方犹太人仍然认为政府对他们关注不够，并应对他们的经济贫困负主要责任。由于对工党不满，东方犹太人将目光转向在野的利库德集团。利库德集团之所以能在1977年大败工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抓住了东方犹太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并得到人数不断增长的东方犹太人的支持。此后历届的议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一般都能赢得东方犹太人2/3的选票，而工党的多数选票则来自于阿什肯纳兹人，以色列的政治遂呈现出一定的族类政治色彩。^[8]

东方犹太人除通过支持利库德集团来表达不满情绪外，同时积极创建自己的政党来谋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代表下层东方犹太人的黑豹党和泰米党相继成立，其共同目标是为东方裔下层犹太人争取社会福利。他们积极参与议会选举，并且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改善住房、自由教育、提高工资的要求。^[9]在1981年的第10届议会选举中，泰米党获得3个席位，并参加了利库德的联合政府。由于组织不良和缺乏团结，这两个政党不久即告解散，从以色列政坛上消失。他们是东方裔犹太人不满现状、建立政党从体制内谋求提高自身地位的初次尝试，唤起了东方犹太人在政治上的觉醒。^[10]

1984年沙斯党的成立标志着东方裔犹太人真正成为以色列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像泰米党一样，沙斯党主要为东方裔下层犹太人谋取利益，争取实行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在1984年的第11届议会选举中，沙斯党获得4个席位。此后，该党的力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例如在1988、1992、1996、1999年的大选中，其所得席位分别是6席、6席、10席和17席，且一直参加联合政府。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2006年的选举中，沙斯党成为与利库德并列的第三大党。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掀起大规模向以色列移民的浪潮，这些新移民在以色列社会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4年以色列的原苏联移民总数为91.6万人，占当年总人口的13.34%。^[11]然而，原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后，他们的总体境况并不十分理想。他们普遍感觉被边缘化，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失落的情绪使他们产生了建立能代表自身利益政党的想法，新的以色列移民党应运而生。纳坦·夏兰斯基在1996年选举前夕创建以色列移民党，并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7个席位。该党的首要目标是努力迎合20世纪90年代原苏联移民群体的诉求，维护其经济利益，提高其社会地位。^[12]另一个后来居上的原苏联移民政党是利伯曼1999年初建立的家园党，该党在2006年的大选中获得11个席位，成为以色列的第五大政党。

以色列政治生活中除了犹太人内部在选举中呈现出的阿什肯纳兹人、东方犹太人、原苏联犹太移民的族类分野外，还有占以色列总人口近20%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虽然拥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公民权利，但他们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一直被排斥在政坛中心之外。多年来阿犹两个民族的持续交恶及和平进程的踯躅不前，使处在阿以冲突夹缝中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处境十分尴尬。他们与阿拉伯人同种同教的身份使其对国家的忠诚受到高度怀疑，并被免除服兵役的义务。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排斥和挤压，成为处于以色列社会外围的二等公民。为改变不利的处境，阿拉伯人从20世纪60年代起即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党，如先后活跃在以色列阿拉伯政治生活中的进步阵线党，争取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阿拉伯民主党和伊斯兰阵线等。他们的共同点是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争取与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和地位，同时也积极支持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谋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阿拉伯政党积极参与议会选举，力图借助于以色列的民主制度来改善自己的不平等地位。遗憾的是，无论工党、利库德还是新崛起的前进党都不曾邀请阿拉伯政党加入联合政府。这一现实深刻反映了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困境。

[1] Pon　Peretz　and　Gideon　Doro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Israel.　Boulder　Colo:Westview Press,　1997,　p.84.
[2] 王彤:《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页。
[3] 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4] [美]理查德·皮尔斯、艾维·A. :《贝京传》,陈辰夫译,[台北]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79年版,封首。
[5] 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6] 冯基华:《宗教政党对以色列政局及阿以冲突的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5期。
[7] 汪舒明、缪开金:《信仰者集团崛起及其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
[8] 杨军:《以色列的两大族类:阿什肯纳兹人和塞法迪人》,《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9] Joseph　Massad,　“Zionism’s　Internal　Others:Israel　and　the　Oriental　Jew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Autumn 1996,　pp.53—68.
[10] Sami　Shalom　Chetrit,　“Mizrahi　Politics　in　Israel: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Alternativ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Autumn 2000,　pp.51—65.
[11] http://www1.　cbs.gov.il/reader/cw-usr-view-SHJML.
[12] Majid　Al-Hal,　Immigration　and　Ethnic　Formation　in　a　Deeply　Divided　Society,　Boston: Brill　Leiden,　2004,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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