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移民社会属性，使其自身文化自然带有一定的移民文化特征。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文化相比而言，它的文化并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移民文化。众所周知，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移民文化在美国。美国的移民文化有几大特征：首先，美国的移民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即这些移民原本就不属于美国本地的古老居民，而是属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在移民前，北美洲当地只有印地安土著居民。其次，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种族、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圈、语言、信仰和风俗习惯，他们各自的文化在美国的大熔炉中重新予以整合，并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为了将各种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采取人为的融合方式，以推进文化的“美国化”，但其结果是只融合出一种“美国精神”，而仍然保留了多种文化的分散状态。再次，美国的移民文化是一种“断层”文化，既没有自己的根基，也没有经历一定的完整发展过程，其主流文化完全是移民从世界其他地方移植而来，土著文化则被外来文化排挤至边缘地带，美国文化从这样的断层开始发展，并且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1]　

以色列的状况则与美国有很大不同。首先，犹太人在流散到世界各地之前，原本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古老居民。这些移民对于巴勒斯坦有着深刻的“故国”情结。犹太教中含有“应许之地”的宗教精神或观念，回归“上帝应许之地”是维系犹太民族精神的支柱。其次，以色列的移民基本上是同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他们虽然在移民前处于分散的状态，但没有被其他民族同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民族统一性和民族凝聚力。汤因比曾经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存在状态描述为是一种“流散社会”的模式，即犹太人虽然在地理分布上已经流离失所，并部分地融入了外族社会的生活，但是他们坚守自己的特性，坚持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严格维护自己传统的宗教仪式，并且为维护自己的特性而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在精神方面仍然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形成一种超越地理界限的社会存在状态。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自身的文化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以色列的主体文化和犹太移民信仰的犹太教是在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地区土生土长起来的宗教，该宗教信仰虽然被流散的犹太人传播至世界各地，但是从本质上讲犹太教始终是一个东方宗教。以色列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具有族教合一的特点，这一点决定了犹太教与以色列的不可分割性，即使是受到其他外来文化、意识形态影响的或者不信教的世俗犹太人也无法摆脱其影响。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下，虽然建立了一个世俗的以色列国家，但犹太教却在事实上处于国教的地位，中世纪的犹太教律法和传统习俗在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些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顽固宗教势力的影响，在政治上，宗教政党对国家事务的影响超过了选票数额的限制，全国宗教党几乎介入每一届政府内阁，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并把持着宗教事务部，该部拥有的权限超出其他各部。此外，以色列采取的是世俗法庭与宗教法庭并存的制度，国内设立的宗教法庭主要对婚姻等事宜进行管理。^[2]但是犹太教的宗教文化中蕴含着许多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传统，例如犹太教自古以来有尊师重教和注重学习的传统，提倡人们不断学习，增长智慧，崇尚教师职业。这种传统在现代以色列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因而成为以色列富国强国的根本。此外，犹太教在信奉来世的同时，也对人生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提倡人们应当积极融入到现实中，追求现世的幸福，这种两世并重的价值观塑造出了犹太人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务实精神。

对以色列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并非完全是移植而来的文化，外来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将犹太人的本族文化予以同化，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但又各自独立存在的关系。这样的一种不完全移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色列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由开放程度不可能像美国一样深，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还存在某些保守的因子，一些传统的宗教和政治力量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事务的介入或干预程度过强。

但是，同样作为移民社会，以色列与美国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经过艰苦岁月的磨炼，在移民身上都形成了富于冒险、勇于探索的性格特征和创业精神，这无疑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需要的最为难能可贵的精神动力。在《圣经》中，“犹太”的意思为“与神较力的取胜者”，该称谓预示着犹太人不平凡的命运。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人生艰难坎坷的体会甚至要比美国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更加深刻一些，他们曾经经历了失去家园、失去根基的内心煎熬，曾经屡遭来自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歧视或迫害，这些经历塑造了以色列人坚忍、顽强、不屈不挠的独特性格和富于创新的思维特征。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也不得不从内心深处表示出由衷的钦佩和赞叹。美国学者劳伦斯·迈耶在其著作《今日以色列》中对以色列人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即“以色列经验的核心是，无论个人或集体都拒绝用‘不’字作为回答，不承认那些在别人看来似乎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和不可超越的限度”，“在以色列，强调积极面、向上精神、‘有办法’的态度渗透到以色列生活的各个方面”。^[3]当然，劳伦斯·迈耶也指出，以色列人的这种性格特征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往往容易滋生出大男子主义。事实上的以色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存在性别歧视，而是其妇女地位仍然远远低于男子，以色列社会中的妇女地位本身就受到宗教、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而男性在移民过程中培养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中性别上的不平等。在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以色列的发展现状要逊色于美国。总体来看，以色列的移民文化具有融汇古老犹太传统与西方文明的特点，但在移民文化背景之后，欧美文化代表主流，在国内更具有影响力，加上以色列国内的主体宗教犹太教与西方社会的主体宗教基督教从产生来讲本身就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以色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推进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格调。

从以色列的社会发展来看，移民不仅是以色列现代化发展中的主体，而且也是促进以色列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以色列发展初期，移民以及由移民所带动的移民经济为以色列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历史上所经历的几次大流散，使居无定所的犹太移民对土地和农业怀有特殊的情怀，视其为立足、立国的根本，有学者称“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史，就是犹太民族返回家园扎根大地的开拓奋斗史。没有公社和合作农庄，就没有今日的以色列国”^[4]。早在第一次移民潮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区拉开了农业开发的历史序幕。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制定了优先发展农业、以农业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在生产资料归属、劳动方式和分工、产品分配等方面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以色列农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5]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是通过发展粗放式和内向型农业，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解决人们特别是源源不断进入的移民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以色列的耕地面积从1948年的约40万英亩猛增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110万英亩。^[6]20世纪70—80年代为第二阶段，这时农产品出现剩余，政府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中的技术含量等途径，致力于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时鲜农产品的出口，使农业由粗放和内向型的发展模式转为集约和外向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农业发展到第三阶段，由于以色列自70年代以来重新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已见成效，体现在农业方面，以色列开始以商业行为来指导农业，推动农业的产业化，实现了由以往的初级农产品出口向农业技术出口的转移。同时也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③以色列农业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所走过的道路，不仅使以色列整个国家实现了经济自立，更对工业和其他产业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以色列的移民不仅为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他们中许多掌握外国先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技术人员、工程师或科学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进程中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据初步统计，1948—1989年的40多年时间里，以色列移民中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博士、博士后学历的人至少有10万，1989年以后移居以色列的人口中，许多都为科技人员。1989年底至1994年，共有犹太移民45万人进入以色列，其中包括9000名科学家、5万名工程师。1993年移居以色列的人口中科学家、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比例高达69.9%。^[7]1997年由前苏联进入以色列的20万移民中，具有本科以上文凭的人占成年总移民数量的70%，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为一半左右。这些移民中工程师占24%，科研人员占21%，技术人员占14%，　医务人员占11%。此外，移民带来的个人资本成为以色列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建国初期，以色列国内资金十分紧缺，移民所带来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解决了燃眉之急。仅在1950—1967年十几年的时间里移民带来的个人资本就达8.85亿美元^[8]，1956—1964年移民仅在住房和交通方面的投资就高达8.62亿美元。^[9]

以色列经济发展模式属于混合类型，经济构成包括国营成分、私人成分和合作社成分，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国营成分。以色列采取灵活务实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因此有学者声称，以色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秘诀之一，就是“无论资本主义的做法，还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只要能促进经济发展就拿来采用”^[10]。由于早期的犹太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东欧和俄国，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生存环境恶劣、松散而又庞大的移民队伍难以管理，加上建国后以色列始终处于战乱的境况中，只有政府才能对物资进行合理分配，诸多原因导致以色列在某些领域一直维系着社会主义的一些特性，政府始终保持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以集体所有制^[11]为特征的公有制在国内始终占据着较大比重，国有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国内的电力公司、水资源公司、化学制品公司、电话公司、铁路公司和航空公司全部为国家所垄断，国家还对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工商银行进行控股或参股。此外，政府还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电视台、广播网、港口、飞机场。据统计，1983年国有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色列不断推进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抛售大量股票和股份，1997、1998、1999年连续三年的时间里，以色列政府出售了价值分别为25亿美元、14.8亿美元和6.1亿美元的国有企业，2000年上半年出售的价值达7.6亿美元。^[12]但总体上来讲，以色列的私有化进程发展较为缓慢，至今国家仍然对自然资源、军事工业以及铁路、银行、电讯等部门进行严格控制，国有部门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并在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色列国内拥有庞大的工会组织网络，由各个企业、地区、行业或者产业的工会共同组成的工会联盟成为各个工会的总部和最高组织，不仅可以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具体事务的谈判，而且手中还掌握着1000多家企业。1987年，工会联盟企业及其附属企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数量为全国劳动力总数的18%，所创造的价值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1%;1988年，以色列国内50家最大企业中的12家为工会联盟所掌握。^[13]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还纷纷组建各种形式的组织，其中包括犹太人委员会、犹太人基金会、犹太人代表会，等等，这些组织在犹太移民、居民点开发、进行经济建设、募捐和筹集资金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以色列早期发展起来的工会联盟、农业集体经营组织形式基布兹和莫沙夫等特殊的经济组织至今仍然存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一些经济组织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以基布兹为例，该组织原来为集体农庄，并以农业为主，其基本宗旨是提倡平等，反对剥削。但是基布兹演变至今，逐步朝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工、商、贸综合企业的方向发展，其中雇佣现象亦不足为奇，基布兹中的一些成员也正在向资本家阶层转变，不少基布兹内部的平均分配原则基本上被打破，出现了贫富差距，集体生活趋于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家庭生活。

以色列能够在经济领域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采取了灵活务实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同时注重对经济活动的强干预。另一方面，则是确立了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其原因之一在于，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而且60%以上的地区处于干旱、半干旱状态，因此资源相对匮乏，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原因之二是以色列人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养，他们生产和研发出的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符合国际市场上的高要求，适合于出口。原因之三是以色列国内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商人，他们为以色列提供了天然的国际商业网络，这是以色列的产品能够走向国际市场的十分重要的保障条件。^[14]

出于上述原因，以色列政府十分重视出口。为了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培育自己的工业，早期的以色列实施进口替代政策。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战略逐步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型，增加商品和服务出口成为此后以色列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色列外贸规模很小，60、70年代的年外贸总额分别仅有5亿美元和19亿美元，80年代开始逐年上升，年外贸总额均在100亿美元以上。^[15]　就其进口和出口各自的发展状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进出口额均呈高速增长趋势，根据相关数据，其进口额1950年为2.63亿美元，1991年增至209亿美元，增长近80倍。同时期，出口额从4300万美元增加至167亿美元，增长了近400倍。^[16]1995年以色列进出口总额已接近460亿美元，人均贸易额达到8288美元，人均贸易额水平已超出世界贸易大国美国、日本和英国。^[17]　

由于以色列长期与周边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它与中东邻国无法建立密切的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上与以色列差距较大，彼此难以在贸易中产生双赢效应。此外，以色列对许多国家实行严格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些原因导致以色列对外贸易的最主要伙伴不是发展中国家或者邻国，而是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尤其是美国与西欧。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与西欧各占以色列对外贸易额的1/3左右。以色列与北美和西欧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议内容，以色列的大部分产品可以免税进入这两大市场。其余贸易伙伴亚洲、拉美和非洲国家总共占有的份额仅为1/3左右。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和东亚等其他发展中地区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使以色列政府开始调整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以更好地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1991年以政府推出一项贸易自由化计划，降低非关税壁垒，取消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进口行政限制，取消进口许可证，将配额转为关税，其宗旨是要加强与“第三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此后，以色列开始积极开拓东欧、东亚、南亚等新市场，出口额大幅度增长。1993年，以色列向世界各地区出口商品的份额分别为：西欧约为33%，北美约为32%，亚洲约为17%，东欧约为4%，南美不到3%，非洲不到2%，大洋洲约为1%，其他地区约为9%。^[1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对外贸易网络分布较为广阔，遍布各大洲，而且除了北美和西欧以外，面向亚洲的出口份额非常突出。

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一定进展后，以色列同周边国家的贸易交往有所改善。1994年10月，海湾国家发表共同宣言，表示要改善与以色列之间的商贸关系，取消对以色列的间接禁运和与以有商贸联系的公司的制裁。自此，以色列先后与海湾国家、北非的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也建立了商贸关系，这意味着以色列与世界各个地区均有了贸易往来。但是，以色列外贸格局的日益多样化并没有改变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在与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经常会因地区冲突而使直接贸易不能实现正常化或者被阻断。针对这种情况，以色列运用犹太民族特有的善于经营的智慧，采取灵活的手段来克服上述困难，例如改换货物包装，利用第三国的商人建立通往阿拉伯国家的秘密商业通道，将直接贸易转换为间接贸易。1994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秘密贸易额约为2亿美元。^[19]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重化工业得到加强，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根本改变，食品、蔬菜、花卉、轻纺等传统出口逐渐升级为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色列发展的新兴工业和传统工业主要为化学制药、电机、电子、钻石加工、食品加工、纺织、建筑材料生产加工、木材和金属加工等，这些部门中生产出的电子产品、电信产品、化工产品和军火均受到国际市场的普遍欢迎。此外，首饰用和工业用钻石加工在以色列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钻石成为其重要的出口项目之一，并且在世界首饰用钻石和工业用钻石的产量中各占大约80%和40%。^[20]以色列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国防工业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在国内占有特殊地位的国防工业在出口创汇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以色列纺织部门是国家重要的传统出口创汇部门。近些年来，政府在研究和开发先进的纺织技术、开发新面料、购买先进纺织设备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创建具有国际水准的服装品牌，所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大为提高，使以色列的纺织企业的发展十分兴旺，并且采取外向型指导思想，其产品主要面向出口。至今，以色列的纺织品、尤其是服装已经风靡全世界，北美和欧洲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以色列的电讯产业发展十分迅猛，其电讯产品占5%以上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外，软件是以色列增长最快的行业，2000年创汇超过20亿美元。

总体上来看，以色列以高新尖端产品为主的出口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罕见的。1979年，以色列传统的和非尖端工业品的出口仍占国内工业品总出口量的60%，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就降为不足40%。相反，高新尖端的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日益增高，发展速度也日益加快。有数据表明，1985—1989年，以色列高新尖端的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年均增长速度为20%，20世纪90年代，该类产品出口已经超出整个工业品出口总额的一半。^[21]进入21世纪，其发展速度为世人所瞩目，2000年以色列进出口总额约为900亿美元，人均进出口额为1.5万美元，其中出口额为400亿美元，有近70%左右的出口产品均为高科技产品。

[1] 孙延弢:《美国的独特文化模式的形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 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3] [美]劳伦斯·迈耶:《今日以色列》,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1页。
[4] [以]哈伊姆·格瓦蒂:《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何大明译,译者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5] 张洁梅、张岳恒:《以色列外向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绩效》,《农业经济》2003年第12期。
[6]③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7] 赵伟明:《以色列经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8] 廖其年:《以色列经济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亚非纵横》2002年第1期。
[9] 王健:《试论以色列经济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10]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4页。
[11] 也有学者将以色列早期的所有制形式称之为“社会所有制”,包括资产国家所有、工会联盟所有和犹太人的各种组织所有三种类型。见宋国兴《以色列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改革》,《西亚非洲》1999年第6期。
[12] 廖其年:《以色列经济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亚非纵横》2002年第1期。
[13] 宋国兴:《以色列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改革》,《西亚非洲》1999年第6期。
[14]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4页。
[15] 杨兴礼:《试论90年代以色列的经济特征与发展环境》,《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16] 俄罗斯《外国商情公报》专稿《以色列经济概况》,《世界经济译丛》1993年第5期。
[17] 杨兴礼:《试论90年代以色列的经济特征与发展环境》,《世界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18] 杨光主编:《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124页。
[19] 《以色列经济现代化模式探析》,第22页。见http://www.txhsw.com。
[20] 前引《外国商情公报》专稿《以色列经济概况》,《世界经济译丛》1993年第5期。
[21] 王健:《试论以色列经济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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