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现代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教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显示出强劲的发展优势。但是，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色列同样存在若干不易克服的障碍和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上对外部的严重依赖。以色列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除了原料、燃料依赖于进口，以色列用于现代化建设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外部。其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1)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2)　德国政府的赔款;(3) 世界各地区的犹太人提供的贷款和捐助;(4) 来自国外的投资。从建国以来一直到1988年的40多年时间里，以色列从这四个渠道共接收外资550亿美元左右。^[1]从1950年至1980年，以色列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那里共获得120多亿美元的贷款或赠款;至2007年从德国总共接受了超过250亿美元的赔款。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援助国，无论从美国援助总额还是人均受援额来看，以色列都是世界上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从建国初至1987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总数达380多亿美元，占以色列全部外援的76%，其中经济援助为38%，军事援助为62%。^[2]此外，以色列还从其他来源接受大量援助。据统计，以色列人均受援额为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均受援额的400倍。^[3]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大量外部资金的注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内资金短缺的问题，有利于现代化的发展。但是，在资金上对外部的高度依赖相应使得以色列外债负担也日益加重。以色列获得的外国援助大部分是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1978年其外债数额达120亿美元，1987年达270亿美元，人均达到6300美元，^[4]为世界上人均负债额最高的国家。

第二，经济结构呈现一定的畸形态势。由于政府一直在国内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管理和指导职能，几乎控制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年支付高额的财政支出，对货币资本市场严格管理，对贸易采取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通过补贴、贷款和减免税收等方式对企业进行大力扶持，而且始终把解决源源不断进入的移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放在首位，致使国营机构庞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持续增高，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不利于高效率地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私有化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基布兹和莫沙夫而言，进行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和体制上的调整遇到很大困难。同时，以色列的经济结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经济偏重于服务业，就业人口一半以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以色列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高科技和军工等部门，其他民用和轻工业部门相对薄弱。尤其是军工部门及其相关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突出比例，直接或间接从事军工生产的约占到全部劳动力的1/4。为了发展国防，政府每年需支出巨大军费，耗费国家大量财力，并时常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和平问题直接影响到以色列的经济发展。由于阿以之间的紧张关系，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存在严重障碍。“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它的生存和发展脱离不了其周边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要与整个中东地区共存共荣”^[5]，无论是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以色列现总统佩雷斯曾经倡导中东应当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以色列应当将自己的先进技术与阿拉伯国家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会使阿以双方共同得到发展。但由于巴以、阿以冲突积重难返，无法清除各种隔阂。真正实现双方的和平以及深层次的经济合作还需双方彼此以及国际力量付出更多的努力。

第三，社会矛盾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以色列国内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其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犹太人内部的矛盾、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等问题上。以色列的东、西方犹太移民虽然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但他们并非铁板一块，其各自的历史背景、政治信仰、生活习俗、文化素养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原本属于同一民族的东、西方犹太移民在以色列分裂为不同阶层的两个群体，东方犹太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以外，而政府机构和社会上一切高尚的职业则为西方犹太人所垄断。社会地位的不平衡必然造成这两类群体之间的隔阂，有时甚至表现为相互的敌对。因此，以色列社会迫切需要实现犹太民族内部的整合，该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是否能够维持其民族凝聚力。

以色列社会中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矛盾为主的民族分化和民族隔阂现象更为突出。在阿以冲突的影响下，以色列不断强化犹太种族国家和犹太属性的政策必然使以色列境内势单力孤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成为以色列转嫁对阿拉伯国家仇视情绪的最好对象。为了解决大批移民的住房和生产资料，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展开掠夺。政府在阿拉伯人的发展问题上采取歧视性政策，没收阿拉伯人的土地，对阿拉伯人的就业、工资标准进行限制，压制阿拉伯经济的发展。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政府对阿拉伯人采取的是分化和隔离的政策，一方面削弱阿拉伯人的地域集中性，对其聚居区进行民族同化政策，并且支持阿拉伯人内部的分裂，对于反对派则坚决予以镇压;另一方面，为了孤立阿拉伯人，又在城市里将阿拉伯人集中到专门的区域，与犹太人分开居住。从长远来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这种分化与隔阂不利于其现代化整体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领域，以色列存在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犹太教是用以维系犹太民族凝聚力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犹太人所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尽管建国后的以色列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但宗教与世俗之间的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过。以色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信仰犹太教，有着庞大的宗教群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呈多样化发展，自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思想开始在人民群众中蔓延，宗教势力不断增强，以色列政坛上明显分裂为世俗派和宗教派。宗教界已经不满足于使犹太教单纯停留于普通民众的信仰层面上，而是希望提升犹太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为此，宗教界人士采取各种措施严格控制人们的宗教活动和日常生活，垄断对犹太人身份认定的权力，强化宗教律法，并迫使议会将禁止妇女堕胎、限制尸体解剖和禁止安息日工作等宗教律法条款容纳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此外，宗教派在议会中的席位日益增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断加强。宗教势力的崛起使世俗派势力倍感威胁，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显然，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色列政局的稳定，并将阻碍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1]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5页。
[2] 陈永祥、周琦:《略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
[3] [法]罗杰·格鲁迪:《以色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4]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5] 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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