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分肯定民主制度对印度现代化进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即使经过上百年发展已经比较完善的西方式民主尚且存在各种不足之处，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本国社会自然发展形成的产物，也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发展的基础之上，更不是反对专制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一批出身上层、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上而下推行给社会的。正如一些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印度的民主是少数政治精英送给民众的礼物，不是民众自身争取到的胜利成果。因此，虽然与很多同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已经比较稳定，也是适合于印度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印度经济发展水平至今仍然较低、社会传统结构改造至今没有彻底完成、各种社会矛盾至今异常尖锐，因此印度的民主制度对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使印度成为“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软国家”。^[1]具体来说，我们认为下述几个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对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有比较大的阻碍作用。

1.　民主可能导致政治动荡。政治稳定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稳定更为重要，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对此，人们最为熟悉的就是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亨廷顿指出，传统社会和现代化的社会都趋于稳定，问题发生在现代化初期。亨廷顿认为，对于穷国来说，政治秩序和有力的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亨廷顿的逻辑框架中，政治稳定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它超出政治形式，因为无稳定便无发展。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在刚刚取得初步进展之时，却因为政治动荡而陷入停滞。而民主往往就是导致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的诱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实践看，民主可能导致的政治不稳定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选民或者政客因缺乏民主素养而不接受选举结果(选举公正与否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通过各种极端形式表达抗议和反对;二是党派之间斗争或者一党内部派系斗争，导致政府垮台。第一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第二种情况在任何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可能出现，但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已经比较成熟，各种经济社会管理制度已经比较成熟并有序运行，因而这种上层的政治斗争通常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过大影响，但对于市场经济的各种管理制度还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上的不稳定则会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印度来说，从独立到现在，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如何解决数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如何改善和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有一个系统而长远的经济计划。这样的计划制定出来并不难，关键是长期坚持下去，经济计划要长期坚持下去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反观印度现实，前文在简述印度政治发展历程的时候，已经指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联合政府已经成为印度政坛的常态。而联合政府在实践中却常常导致政党内讧、政局动荡以及政权频繁转换等问题。政权的频繁更迭导致政局不稳，政局不稳势必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即使是对印度模式最乐观的支持者也承认这种频繁变换的政治局势延缓了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如，1991年印度的八五计划已过一年，但事实上这个计划的草案都未写成，连1991年预算也未能提出，直到拉奥新政府组成后才推出新的经济政策和计划，这样仓促推出的计划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和可行性都存在很大的疑问。

2.　民主可能导致短期主义。西方式民主的核心在于选民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产生政府。在这种制度下，对政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选举，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自己在选举中获胜，这是关系政客生死存亡的事情，所有的言行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目标。为达此目标，各种五花八门的手段和措施都可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被很多人最为看重的“选举”，在现实中却经常导致短期主义的弊端。这主要是因为，随着选举制度的不断健全，很多国家已经对选举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做了很多较为详尽的规定。对政客来说，通过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等操纵选举，成本很高，难度很大，而且一旦事情败露则身败名裂。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在选举中获胜，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做一些最能吸引选民眼球的事情，做一些短期内能就能见到成效的事情，这就是政治短期主义。在印度，同样如此，政治动员和选举周期常常使印度的政治决策过于短视。^[2]总结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政治短期主义可能会导致两个比较严重的消极后果。(1)　对于那些长期才能看到成效、但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往往置之不理。就印度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联合政府成为常态，印度政坛开始出现政治短期主义。由于联合政府随时都可能倒台，因而政客所考虑的只能下个月或下一年的事情，最多也就是下次选举前的事情，很难再做出长期规划。但影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深层次问题，如贫困问题、农村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发展教育问题等，都是一些需要长远规划、长期坚持才能收到成效的事情。由于政治上的短期主义，这些问题很多时候要么无人过问，要么只是说说而已，很少采取实质性措施。(2)　为获得短期政治收益，为收买民心、拉拢选民，政府也并不一定必须采用推动经济增长的措施，而是可以采用提高福利待遇的办法，这样能在短时间内就让国民过上比较安逸的生活，从而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是要使国民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能力的福利待遇，大多数国家只能依靠不断增加本国财政赤字的方式来实现，过高的财政赤字实际上是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经济地雷”。因为，今天欠下的债将来终究还要偿还，无法平衡的财政赤字终将对经济发展构成致命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并非发展中国家所独有，发达国家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普遍。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高福利导致的高赤字拖垮。当然，高福利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而且高福利也并不一定必然拖垮经济，但很多时候，高福利都是政治短期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收买选票的常用手段。当这种手段成为常态时，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3.　民主可能会导致政治低效。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落后国家开始起步发展的时候，如果政府具备一定权威，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就能在较短时间内调动资源，取得突破性发展，迅速解决贫困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及时进行政治转型，就能促使本国走上一个良性发展道路(东亚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因此，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还应维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部门，用来解决各种问题。但不稳定的多党竞争由于各党派利益不同，致使权力分散，相互牵制，使决策不够准确快速，容易出现议而不决，决而不断，断而不行的情况。对此，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一种共通的思想和伦理系统，才能协定全体成员之行动，作为立法的基础，如果各人自行其事，无论多么好的法律也无从强迫执行。韦伯特别指出这是古代中国和印度的弱点。^[3]当今印度政坛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行政效率低下。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争斗不休，很多问题常常经过无数次辩论而仍然无法做出最终决策而流产，导致政府成为一种“弱政府”，“弱政府”又无从促成政治发展与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最终政治经济互动趋势走向对立。因此，缺乏目标一致的、强有力的、稳定的中央政府是印度民主给印度政治带来的致命弱点。经济特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印度也曾试图效仿中国搞经济特区，但各方政治力量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十年，根本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助理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对印度和中国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印度政府从来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只是纸面上的计划，从来没有变成真实。一项基础设施必须要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谈项目要好几年，干项目又要好几年。”印度前总理古杰拉尔坦承：“印度不得不为政治民主化付出经济的代价。”

4.　民主可能导致缺乏共识。民主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存在分歧。但存在分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达成共识。恰恰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前行，因为一个缺乏共识的社会，必然无法制定出社会成员能够普遍遵循的规则，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在实践中也必然遭遇各种形式的抵制而无法实行。但如何让持不同价值见解的人们达成价值共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难题，更是一个现实难题。很多学者为此做出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在这个问题上，经过长期发展，西方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形成并能自觉遵循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中的“忠于反对”原则。简言之，这种原则的含义是：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确切说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要在保持基本的社会稳定，所有的主要政治派别(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必须在一些重大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民主只有在“忠于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定，社会只有在“忠于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发展。如果缺乏“忠于反对”的政治文化，竞选失败者从根本上不能接受获胜者的执政理念，经济发展将成为空谈，因为由选举获胜者组成的中央政府推出的各种经济政策都可能会遭到反对者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对，致使经济政策无法落实。就印度的情况来看，应当说，在获得国家独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国大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在印度各个政治派别之间是存在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使印度尽快脱离殖民时代落后局面，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个政治派别政治理念的差异逐渐显现，各个社会阶层利益得失的差别逐渐加大，原有的共识被逐渐打破，但新的共识却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原本是印度政府为解决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而采取的一项临时举措。这就意味着当时推出各种政策只是由少数政治精英推出而未经广泛讨论，或者说(对改革开放的)共识只存在于富人、文化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当中，但并没有为穷人、无声无息的人们所接受。^[4]但问题是，这个未经广泛讨论、缺乏共识的改革开放后来却变成了印度的长期国家战略，印度原有的发展模式和社会格局也被改革开放所改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并不是所有的印度人都从快速发展的经济中获得了相应的收益，只有少部分人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受益者，绝大部分下层民众则已经被排斥在了经济发展之外，相对剥夺感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社会在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就再也很难达成共识，因为不同政治派别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不同，追求的目标也已不同。少数享受了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阶层以及一直怀有大国梦的执政阶层的主要关注点是增长和效率问题，而多数被排斥在经济发展之外的下层民众和相应的一些政治派别的主要关注点则是平等和公正问题。比如，印度左翼政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对拉吉夫·甘地的改革政策持批评态度，指责他的改革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说他不了解印度，不知道广大穷人的疾苦，批评他的政策是使贫者益贫，富者益富。^[5]有一个巧合值得研究者注意，印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也正是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联合政府也由此成为印度政坛的常态。我们认为，对改革开放政策缺乏共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共识的缺乏造成不同党派以及同一党派不同派别之间围绕一些经济政策展开激烈斗争，党派的分裂和组合也因此成为经常现象。当然，这种斗争带来的结果也不仅仅是负面的。由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要经过多方博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仓促决策带来的失误。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仍然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事关经济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一些重要经济政策往往因为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无法出台或无法落实，必然影响经济发展。这种状况引起印度经济界的担忧。经济界为此曾强烈呼吁印度各主要政党停止争吵，就经济改革达成共识。但在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的政界人士那里，这种呼吁显然得不到应有回应。一位国大党领导人甚至直言，共识完全是骗人的和不可能的。^[6]可以预见，共识的缺乏必将伴随印度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其中的斗争将使印度现代化充满坎坷与波折。

[1] 孙培均、华碧云：《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2] 吴敬琏主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3] 转引自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277页。
[4] ［印］迪潘克·纳亚尔：《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印］《经济政治周刊》，1998年12月5日，第3129页。
[5] 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02页。
[6] ［印］A.斯纳克：《经济改革的政治共识：可能吗》，［印］《经济政治周刊》，1999年6月19日，第1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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