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度来说，建立平等社会的关键是解决种姓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因为，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也是造成其他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消除种姓歧视是解决印度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结合上面对平等理论的阐述，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如何保障低种姓的政治权利。不论是罗尔斯主义还是自由至上主义，都强调平等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享有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思想自由、迁徙自由、私人财产受到保护等等。在这方面，印度独立以来就实行政教分立，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都做出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不可接触制，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此外，印度法律还专门为低种姓规定了很多保护性规定。可以说，不同种姓之间的机会平等和程序平等在立法层面已经实现。而且，由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印度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消除种姓歧视，在保障低种姓的政治权利方面，印度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很多低种姓人士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还曾产生过低种姓的总统，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成就。这也是印度目前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大部分印度人并不感到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因为印度人认为每个人面临的机会是平等的，自己贫穷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运气不好，而与政府无关。但是，必须看到，写在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在现实中已经完全实现。立法问题得到解决，执法问题却更为关键。印度在保障低种姓政治权利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宪法和法律中针对低种姓做出保障性规定，很多并未真正落实，政府中专门为低种姓保留的职位反而成了一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第二，如何保障低种姓的经济权利。我们在前文也已指出，由于政策失误，目前印度表现出来的最大不平等并不在于政治层面，而在于经济层面，在于低种姓被排除了在经济发展轨道之外，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一是由于土地改革失败造成大量无地农民要么在农村贫穷至死，要么进城聚集成为贫民窟居民，这些人大都是低种姓;二是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济战略把大量底层民众特别是低种姓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要想改变目前状况，解决贫穷问题，必须对当前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而调整经济结构并不是一个简单说说而已的事情，印度之所以选择发展以高科产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是政府决策者确实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但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一定的无奈，因为印度并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环境和条件。目前能否解决发展制造业所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是摆在印度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对于印度来说，只有解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的贫困问题，才算是解决了最大的不平等问题。

第三，如何消除既得利益阶层的障碍。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作如下推定，现代社会没有一国政府主观上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国家搞成一个贫富悬殊、分化严重的社会，即使这个政府本身是一个腐败的政府也应如此。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以当政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很多国家最后往往都无可奈何地陷入贫富悬殊、分化严重的局面。其中原因十分复杂，各种可控和不可控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在这些因素中，既得利益阶层对政府致力于社会平等努力的阻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一般情况下，在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伴随这种必然趋势，就会有一批既得利益阶层产生，而这个阶层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以各种手段对政府有利于社会平等而不利于他们利益的政策进行抵制，甚至通过各种途径阻碍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

对于这种因各种利益集团不断涌现，而使政府变得软弱无力，很多改革政策无法实施的情况，奥尔森曾在《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

不可否认，目前印度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社会保障措施，穷人的生存权利能够得到基本保障，这是值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地方。但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改善穷人的生活境遇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救济，特别是如果按照罗尔斯主义的平等原则，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如果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平等应当有助于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绝对地位。那么，目前印度的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绝对地位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从1967年至1990年，印度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也更需要解决。但是，在没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政府想要实施的既保护有产阶级利益又促进贫苦者福利的妥协政策并没有成效。近20年是印度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但印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成绩仍然乏善可陈，到90年代，市场经济和社会平等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紧张，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也变得更为复杂，多数穷人并未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改善自己的境遇。市场经济使一些人更加富裕，也使一些人更加贫困。虽然印度政府也意识到了调和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但是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要求，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幸的是，这种变化更多地不利于社会下层民众。这种情况说明，印度目前的制度安排并不是最合理的，虽然印度在政治领域已经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在经济领域已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在社会领域也建立了相应的保障措施。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印度独立后在独特民主制度下保持了社会的长时间相对稳定，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目前来看，印度主要有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是官僚集团。由于长期以来印度行政体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主义，使官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印度自由化框架下的改革影响了官僚的权力、特权和保护人的身份，要使他们从“老板”身份急速转变必然遭遇许多障碍;二是城市中产阶级。从印度政府一贯的发展策略来看，印度实际上是在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即先培植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然后以中产阶级的力量带领印度实现现代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表明，事情往往并不如同想象的那般美好，政府精心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很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会成为政府进一步推动改革的反对者，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穷人仍然占多数，要改善穷人地位就必然要触动中产阶级利益的时候，拥有强大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决策，往往导致改革议程偏离预定的轨道，使福利政策始终向社会上层倾斜，向城市倾斜，从而使政府改善穷人地位的政策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纸面上，而很难见到实际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政府采取一些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举措基本上就成为一种奢望，更多时候只是在选举时为拉取选票而作出各种漂亮的承诺，或者当选之后做些无关痛痒的举措。这样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比如近年来动荡不止的泰国)。印度也不例外。由于印度的绝大部分统治阶层成员都出身于上等种姓，虽然他们出于政治利益考虑，不可能直接宣布实行不利于低种姓的政策(事实上，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公开宣布实行不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政策，否则将会在选举中下台)，但实际上他们仍然受种姓思想的影响，在思想上缺乏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动机。印度前总理德维·高达总理曾在议会中承认，即使内阁做出的某些决定，有时也被官僚推翻或不被执行。这就造成印度政府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对社会转型感兴趣，没有人真正重视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真正采取措施消除贫困问题，大部分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不论是人民党、国大党还是印度共产党(马)甚至一些低种姓的政党，只是大都打着为穷人服务的口号，将消除贫困作为选举口号，谋求党派利益之实惠，他们用一只眼睛盯着经济改革，而另一只眼睛必须盯着大选。他们只顾眼前的政治利益，而当选后却根本不履行选举前的承诺，甚至出现本来坚持某些改革的政党在失去权力后往往很快就会反对这些改革的奇怪现象。在这种思维主导下，政府制定政策仍然只是站在城市富有阶层角度考虑问题，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城乡差距，造成富人愈富、穷人愈穷。对于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改革使富有阶层联合起来对付普通民众，并进而认为改革不利于民主。^[1]因此，只要种姓制度存在，低种姓的人们要脱贫便只能是天方夜谈。^[2]印度建立平等社会的道路漫长而艰难。一个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一个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一个只是少数人参与、少数人受益的社会，即使经济如何发达，也不能算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1] ［印］拉姆苏江·阿马尔:《贫困在发展中加剧》，《印度斯坦报》，2001年2月15日。
[2] 《学习时报》，20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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