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种姓制度是印度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障碍

种姓制度是任何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分析都无法绕过的因素。前面章节我们已经对种姓制度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阐述。这种印度教特有的现象，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分工体制。由于每个印度教徒的种姓身份终生不变，每个印度教徒的行为和日常生活都要受到其所属种姓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每个印度教徒一生的前途及社会地位也取决于其所属种姓的高低。由于低种姓教徒不得不终其一生被动地充当生来既定的社会角色，从而失去了人生选择的基本自由，这样就使占人口多数的低种姓的人缺乏甚至丧失了发挥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因此，这种制度所体现的基本价值观，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是冲突的，不仅严重阻碍印度古代社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印度当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第一，种姓制度与村社制度相结合使人失去进取之心，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印度历史上，村社一直是印度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是一种以血缘或比邻而居的自然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原始共同体形式。每个村社在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有自己的行政人员、民事机构的五人长老会，每个村社基本就是一个实行政治和经济自治的小王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整个印度就是这些小王国的大集合。马克思曾指出，直到19世纪仍然延续的这种村社，造成了“停滞的、苟安的生活”，“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1]这种极其封闭的村社制度，一旦再与保守的宗教力量特别是使职业固定不变的种姓制度相结合，就使印度社会更具惰性、更具保守性。人们在这种社会中，由于一切都是生来注定的，因而只能充当迷信工具和奴隶，只能屈服于环境，只能接受现状，而不可能成为环境的主宰，表现不出任何的创造精神和改变现状的决心，任何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创造发明，在这种社会中都无能为力。因此，在古代印度，很多发明创造和制度改变往往被看作是异端，很难得到承认。显然，这种社会规则必然严重束缚人的思想，必然使人丧失激发性和创造力，无疑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成为一种阻碍印度社会迅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均衡状态，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形式习以为常，根本没有改变的企图和念头。马克思说：“从遥远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2]现代历史学家潘尼迦认为：“史诗《摩珂婆罗多》所描写的社会同印度现有的社会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所目睹的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继续下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仍然辩论着‘业’和‘幻’的问题，信仰着同样的教义，过着同样的生活。婚姻制度、丧葬礼仪、社会关系组织，基本上都没有不同。释迦牟尼佛如果生于今日一定会将印度人民认做自己的人民。印度生活的这一连续性，是喜马拉雅山的最大恩赐。”^[3]对于印度社会的这种长期停滞状态，印度学者迪帕克·拉尔将此称为“印度均衡”。拉尔认为，大约公元前6—前5世纪在印度次大陆建立起来一种社会秩序常态，在这种历史常态中，生活在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印度各民族人民已经形成了一种惯常的行为模式，以至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人没有改变和打破这种常规行为模式和社会生活形式的任何激励。^[4]印度社会这种超级稳定的状态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均衡，更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停滞，在这种均衡和停滞状态下，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质的改变和进步。

第二，种姓制度与村社制度相结合使人变得麻木不仁，使印度频频遭受外族入侵和占领。纵观印度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遭受外来入侵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一次入侵都能获得成功。仅仅是近代以来，先是16世纪初葡萄牙人侵入印度，后来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又接连入侵，到19世纪中叶，印度完全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为什么印度在外来入侵面前总是无力回击?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种姓制度无疑是其中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极为封闭的村社制度与种姓制度密切结合，使村民安于现状乃至麻木不仁、与世无争，对村社以外的任何事情漠不关心。因为“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王或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5]无论国家政权落入谁人之手，村长仍然是税吏、法官和百姓的首领。村民尽管备受奴役，仍然要按照种姓制度的分工原则去种田、纳税。只要村落保持完整，村民们对外族的入侵、国家的动荡、分裂乃至民族的危亡并不在意。由于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难以凝聚起抵御异族入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从而造成历史上印度不断遭受外族入侵，进而造成印度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近代时期英国征服印度时，仅用1万军队就征服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印度，其办法就是依靠“分而治之”的政治谋略。英国人不仅挑动当时印度最强大的三支地方势力之间自相残杀，而且利用种姓制度制造不同种姓的矛盾，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正是看到了种姓制度对殖民统治的有利之处，所以在印度1857年大起义之前，英国统治者曾对种姓制度采取过一些限制措施，但在大起义后，则改变为维护、利用种姓制度的政策。英国殖民者宣称“不能认为种姓的存在对于我们长久统治是不利的。如果我们审慎而耐心地行事，可以说它是有利的。种姓的精神与民族的联合一致是不相矛盾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17年蒙太鸠·切姆福特改革方案规定，印度选举和政府用人采取各种姓按比例分配名额。方案把人民分为三种：婆罗门、中间种姓和落后种姓(包括不可接触贱民)，结果使各种姓互争高下，相继出现许多种姓协会和报刊，造成各种姓之间的相互“嫉怒和仇恨”。而当时的一些印度资产阶级领导人也倡导宗教民族主义，公开提倡古代的四大种姓，从而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使本来已开始受到冲击的种姓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复活起来。而且英国殖民者利用低种姓对高种姓的不满，吸收低种姓当兵为他们打仗，如马哈拉施特地区最大贱民种姓马哈尔，许多参加了英国人的军队，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种姓制度使人们相互排斥，使印度难以形成民族凝聚力。种姓制度把人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使人养成一种狭隘的、小集团的和地方主义的心理，阻碍人们向外扩展和实现更大的团结。种姓制度倡导的纯浊观念极大地毒害着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妨碍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联系，造成生活在印度社会里的人们相互之间严重的排斥性心理，使印度人缺乏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心，缺乏共同体内聚力。在印度，本应早己具备形成一个民族的条件，即共同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肤色。但种姓制度却使印度一直难以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比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无论是婆罗门，还是马拉塔、马哈尔，他们在人种、肤色、语言、宗教信仰在生活习惯上，很难说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只承认自己的种姓属性，而不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意识。同一地区的人尚且如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更无从谈起，直至近代，印度没能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6]近代时期，一个西方旅游者曾在印度目睹这么一幅悲惨的图画，“一个出门人病倒在村道上已经十多天了，由于没人能知道他是什么种姓，因此，没有人去照顾他，全村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7]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说过：“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建立在它所有成员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相互隔离的均势上面，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8]

正是观察到种姓在印度历史中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所以，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9]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为印度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印度有识之士也对此有所认识。国大党元老莫提拉尔·尼赫鲁就说过：“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印度就不能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10]尼赫鲁也认为，以印度教种姓制度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是印度社会的基础日益走向僵化、保守和闭关主义，以及印度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许多印度思想家也同样认为，印度教的缺陷和弊病是造成印度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要改变印度社会，就必须改革印度教。正因为如此，以罗易为代表的一些印度教先进思想家，为了振兴民族和国家，在19世纪初就掀起了一场改革印度教的运动。这场运动持续近百年，先后出现了许多改革社团，它们批判印度教的陈腐教义教规、反对种姓歧视、提倡妇女解放、倡导新型教育、宣传科学文化等。这场印度教改革运动对复兴印度民族、促进社会发展、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自信心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独立以来，印度历届政府都极力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尼赫鲁为了平缓教派、种姓和种族之间的冲突，把世俗主义作为印度政府发展经济、解决贫困、增加就业和稳定社会的立国之策，并专门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提高低种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从而使一部分人得以受益，对缓和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的消极影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总的来看，虽然印度独立已经60多年，种姓之间的矛盾和歧视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至今仍在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它仍在阻碍着印度现代化步伐。在印度充斥着几乎“没有人能脱离宗教而生存”的氛围。美国学者F.R.弗兰克尔对印度1947—1977年30年的政治经济作了一番研究后，认为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是必须首先摧毁陈旧的宗教观念、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印度经济问题只有靠直接向有产种姓和有产阶级发动进攻才能得到解决。^[11]在印度教众多种姓中，高种姓只占极少数，但由于仍存在种姓歧视和高种姓对低种姓的剥削与压迫现象，高种姓一般生活都比较富有，而低种姓则大多相当贫困。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以来，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这使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和激化。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民主意识的增强，低种姓对平等和权利的渴求增强，对传统的分配方式提出了日趋激烈的挑战。在政府无法妥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的种姓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地带有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冲突的加剧，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危害不可小视。另外，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对土地和资源的压力日益增大，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以土地关系为核心的种姓暴力冲突可能会继续增加”。无疑，这对印度政府借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妥善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愿望是相悖的。可以说，如果农村和农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印度经济的改革不可能取得真正成功。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以来，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极端势力有所抬头和发展。利用宗教和种姓进行报复的爆炸、谋杀与抢劫等事件不断发生。这对印度的崛起，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巨大障碍。种姓制度在现在和将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依然制约印度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因而难以得到充分解放。

2.　印度教的某些教义主张与现代化的冲突

除了种姓制度以外，在印度教所主张的教义主张和社会习俗中，有很多内容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违背，比如寡妇殉夫、童婚制等，都严重违背人道，成为印度现代化的阻碍性因素。从印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下面两个方面因素对印度现代化消极影响尤甚。

第一，“梵我同一”思想是阻碍印度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从历史经验来看，现代社会之所以起源于西方，主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进入现代社会，就是因为这些国家未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些国家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各不相同。就印度来说，虽然韦伯将印度未能产生资本主义主要归咎于印度教的观点有失偏颇，因为西方为何会产生资本主义、印度为何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是由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印度教特别是印度教的“梵我同一思想”确实是阻碍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来说，尽管印度教教派众多，而且各教派崇敬分歧的主神，但“梵我同一”说却是印度教所有教派的首要崇奉之一，也是印度哲学的一个根基主题，从古到今一直在印度正统哲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这种学说起源于奥义书，形成于公元8世纪商羯罗时期，主要是解释人和宇宙的关系。按照印度教教义，“梵”或“大我”是最高的超自然力量，是宇宙的最高本体，是一种隐藏在宇宙万象背后的神秘力量，既非物质又非精神，无始无终，不生不灭，超感觉，超经验，无任何具体属性和形式，是人的语言所不能表述的。信奉某种超自然力量本来是宗教的普遍特性。但印度教中的“梵”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中的超自然力量。基督教的上帝以及伊斯兰教的真主等形象，虽然也都是本宗教所信仰的超自然力量，但这些超自然力量毕竟都与现实世界有一定的联系，承担着道德裁判者的职能，对现实世界起着惩恶扬善的作用，从而对现实世界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印度教中的“梵”却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超越善恶，超越现实，超越此岸与彼岸。印度教并不把“梵”与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它同个人的灵魂解脱联结在一起，个人获得解脱就是同“终极实在”及其显现物的合一。印度教在把宇宙的最高本体概括为“梵”的同时，把人的本质概括为“我”或“自我”(即梵文“阿特曼”，Atman)。“我”实际上就是人的灵魂，它位于人的肉体之中，代表人的精神本质。按照印度教教义，阿特曼是“我”的灵魂，处于我心，小于米粒、或麦粒、或芥子、或黍、或黍子核。“我”这个心中的灵魂，大于天、大于地、大于空、大于万物世界。

在印度教中，人和宇宙的关系，即是“梵我同一”，认为人的灵魂或本质“我”只是宇宙灵魂或本质“梵”在人世间的一种显现，“我”是“梵”的一部分，“我”是“梵”的人体中的代表，两者同根同源同体，是同一不二的。一方面，“梵”是宇宙的创造者，是万物的本源;另一方面，“梵”也是具有无限欢乐和极乐福境，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我”在人世间受到各种肉体欲望的束缚，它的无限欢乐和智慧本性一时还没表现出来，但是它有恢复其自己本来面目还原于“梵”的要求。人应当努力发现自己精神世界背后的“我”，并努力使其与“梵”达到合一，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世俗一切苦恼，达到不生不灭的极乐世界。因此，发现隐藏在个人感觉世界背后的“阿特曼”以使其与“梵”合一，成了印度教徒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印度教解脱理论的主要特点。“与宇宙灵魂合一”这一解脱理论，使印度教徒把注意力从现实世界移到了现实世界的背后，走上了内省的、逃避现实的道路，这阻止了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形成。印度教主张的对超验世界的无休止追求，不仅使世俗世界丧失神圣性和固有价值，而且也使个人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政治积极性以及经济上的努力。因为，按照正统的印度教教义，世俗的家庭幸福、财产、功名、社会地位等不仅无助于实现个人解脱，反而是个人发现“阿特曼”，实现“梵我同一”的障碍，是一切“苦”之根源。所以，作为一个印度教徒，理想的生活方向应是断绝一切世俗欲望，从世俗生活中真正地解脱出来。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极端“出世禁俗主义”。这种极端的“出世禁俗主义”阻碍印度教徒产生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并进一步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对此，韦伯进行了精微而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为重要基础构建了宗教社会学理论。

第二，“业报轮回”说不利于印度推行世俗化政策。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世俗化对于印度现代化非常重要，也是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一直致力坚持的一个原则。但印度教最基本信条之一的“业报轮回”观念却阻碍了印度教的世俗化。这种理论同样起源于奥义书，后来被印度教各派接纳并延续至今。按照业报轮回理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生命之物都由物质和精神两部分组成，物质部分是人的肉体，精神部分是人的灵魂。个人灵魂(阿特曼)是宇宙精神(梵)的直接表现，两者是同一不二的。个人灵魂也是永恒不灭的，寓于现世的身体之中，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消失，而灵魂在摆脱原来的肉体之后，可以转生入另一个新的身体而获得复活或再生。人的这种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不断循环，就是所谓的“轮回”。一个人死后其灵魂将在什么样的躯壳中再生，完全取决于这个人生前所做的行为，即“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灵魂采取何种形态实现转世，遭遇何种生活，完全由其既往之世已然造成的“业”所决定。这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对个人所遭遇到的一切，只能消极被动的接受，别无他法。几千年来，印度教一直宣传业报思想，已经深入到千百万印度教徒的内心深处，影响甚至决定着印度教徒的信仰和生活。

按照业报轮回理论，一个人不论出身什么种姓，从事什么职业，过着什么生活，都是由他自己所造的“业”决定的。这种理论实际上等于断定包括种姓制度在内的一切不平等现象，都是合理而神圣的，人们只有接受而不能反抗，否则会更加加重自己的恶业，使来生更加悲惨。这就让印度教徒相信，现世的不平等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永恒的平等，正是现世的不平等，在维护着永恒平等的正义，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现世的一切不平等。“业报轮回”思想使印度教徒笃信因果报应，面对现实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只有无力和无助，而没有任何进取精神，这种信仰支配下的社会，任何可能引起引起社会变动的改革都很难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推行的旨在改变人们传统宗教观念的世俗化改革，遭遇到很大阻力，很多政策无法推行，不能产生印度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5页。
[2] 同上书，第763页。
[3] ［印］潘尼迦：《印度简史》，三联书店，1956年，第6页。
[4] 参见迪帕克·拉尔：《印度均衡》，赵红军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5页。
[6] 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0页。
[7] J．穆克：《印度种姓评论》（英文版），拉瓦特出版社，1977年，第5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9页。
[9] 同上书，第125页。
[10] S．I．萨加尔：《印度的印度教文化和种姓制度》，德里，1975年，第202页。
[11] F.R.弗兰克尔：《1947—1977年的印度政治经济》，《南亚译丛》，1981年，第8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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