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仔细梳理历史，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从这些国家现代化伊始就出现的。相反，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早期阶段也都曾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少数社会上层富可敌国、生活奢侈，大量社会底层却贫穷至极、生活悲惨。很多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西方社会现代化早期曾经出现的这一不正常现象给予研究和批判，大量文学作品也曾以不同形式对这一不正常现象进行描述和刻画。这种贫富分化的日益恶化，不仅使仍处于工业革命进程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到严峻考验，更使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一度面临灭亡的危险。这主要是因为，日益悬殊的两极分化使社会陷入动荡，社会犯罪居高不下，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给资产阶级带来沉重打击。以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来说，19世纪中叶，正是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最辉煌时期，国民经济突飞猛进，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国民财富不断增加，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却也是英国近代史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社会冲突最为尖锐的时期之一，少数人享受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控制了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1801年，英国1.1%的最富有者的财富占有国民总收入的25%，到1867年，这一差距变得更为惊人，2%的最富有者的财富竟占国民总收入的40%。当时的英国少数富人的生活奢侈豪华、舒适安逸，而大量穷人的生活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悲惨至极。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对应的是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当时英国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1805年发生刑事犯罪4605起，1815年是7898起，到了1842年则上升到31309起，短短37年里，犯罪数字竟增加了6倍多。^[1]当然，人们更加熟悉的情况是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不仅严重威胁英国政府的统治地位，也使拥有巨额财富的富人们感到难以安宁。当时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曾呼吁“给茅屋以面包，给宫廷以和平”。这说明，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如果任由严重的贫富分化持续下去，整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威胁，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干预和纠正。

不仅仅英国是这样，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美各主要国家，也都曾面临同样的问题，由于贫富差距严重、社会两极分化致使社会犯罪和工人运动成为统治阶级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分析，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直到后来，经过多次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经济领域实行国家干预政策，在社会领域建立各种保障制度，着手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大力提高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中产阶级由此开始产生并逐步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社会形势才逐步得到缓和。特别是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之后，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不仅挽救了濒临灭亡的资本主义，更使资本主义从此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很多分析认为，罗斯福新政之所以给二战后的美国带来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黄金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罗斯福新政使美国涌现出一批中产阶级，形成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社会结构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近三十年开始遭到破坏，美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增幅下降，巨额财富开始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近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负有重要责任。关于这一论点是否完全准确解释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情况，我们并不作进一步探讨。但合理的社会结构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却是一个无须再论的观点和毋庸置疑的事实。

[1] 参见钱乘旦：《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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