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尼赫鲁农业政策的失败

绿色革命的实施源自尼赫鲁农业政策的失败。由于土地改革的失败，导致制约印度农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所以尽管印度农业在独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总体来说发展非常缓慢。在上世纪50年代的整整十年间，印度的粮食产量增长率仅为2.5%。而这一时期印度人口迅速增加，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对粮食需求增速加快。经常爆发的粮食危机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印度整个现代化进程，当时印度人均粮食一天只有394.9克，最多时一天也只有408克，^[1]数量如此之少的粮食已经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更谈不上为印度推进现代化提供充足保障。到60年代初期，印度的农业发展就已经开始陷入严重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印度的粮食生产在1960—1962年已经基本停滞，在之后的两年内又进一步下滑。印度计划委员会预期在二五期间印度的粮食产量将增加约30%，按照这一标准，到1961—1962年，印度的粮食产量应该达到9000万吨，而实际上只有2000万吨，现实离目标差距甚远。更糟的是，粮价是物价之母，粮价上涨带动整个社会商品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每年平均增长6%，对印度经济形成严重冲击。为稳定粮价，保持粮食供应，印度不得不大量从美国进口粮食，从1957年开始美国连续向印度出口大量可以用卢比结算的粮食，一直持续了近10年。整个60年代，印度年均进口粮食570万吨，1966年达到1040万吨。^[2]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抑制印度粮价的迅速攀升，加上购买粮食需要大量外汇，这对承受通货膨胀压力能力很低的印度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1966和1967年两年的干旱，使印度农业歉收16%—17%。印度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这次危机等于正式宣告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以失败而告终。

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为什么会失败?我们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土改失败。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分析。简言之，虽然土地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特别是取消了柴明达尔地主，一部分佃农和无地农民分得了一些土地，还有部分佃农得到了真正的佃权。但总的说来，印度的土地改革是不彻底的，是一个未完成的半拉子工程，许多土地改革政策并未真正得到贯彻实行，特别是由于既得利益者操控各邦政府和农村政权，很多制度故意留有很多漏洞，使不少分得土地的农民不久又失掉了土地。印度农村土地分配不公的局面并未因土地改革而发生根本改变，大部分农民并未从土地改革中获得收益。因此，土地革命并未像尼赫鲁所设想的那样，达到调动印度农民热情与积极性的目的。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当农民对农业生产丧失热情与积极性的时候，政府的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一点，不仅仅是印度，任何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农业生产的第一要义是要保障农民的合理利益，保护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此基础上才能谈论进一步的制度革新和技术进步。

第二，政令不通。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不能说国大党高层和印度中央政府不重视农业，更不能说他们面对严峻的农业生产局面一直漠然置之，没有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但任何的政策设想必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只能停留在政党领袖和中央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印度在发展农业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在理论上看起来不可谓不完美，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政策很多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也就无从发挥作用。前面已经指出，关于如何发展印度农业，在国大党内部有不同意见，国大党右翼并不认同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但由于尼赫鲁在印度国内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他们在中央政府层面无法阻止印度在农业方面的战略选择。但右翼人士大都掌控各邦实权，在地方拥有强大影响力，因此他们便凭借在地方政府的有利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对抗尼赫鲁的政策。印度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又给了各邦政府抵制中央政府政策的机会。比如，尼赫鲁农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土地改革就被各邦政府搞得的面目全非，最终只能以失败而收场。对此，尼赫鲁的官方传记作者S·戈帕尔说得很直白。他认为尼赫鲁在农业问题上的失败要归因于“有显要地位却无权力，有治国之才却无力量”。^[3]尼赫鲁晚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以一种十分遗憾的心情总结这次由他本人亲自领导的土地改革：1959年国大党决议提出的互助合作道路是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道路。但由于柴明达尔等封建势力及受其影响的政治势力的反对而未实行，结果使我们的开端良好的土改半途而废。^[4]其实，不仅仅是土地改革是这样，尼赫鲁的很多治国设想都如同土地改革政策一样，都是理想大于现实，最终没有得以实现。

第三，投入不足。即使在现代社会，农业也是一个投入高、收益低的产业。但出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出于粮食安全对于一个国家平稳发展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当前发达国家无不对农业进行大量补贴，以此推动农业发展。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尚未完成国家工业化，因此工业发展往往被置于优先位置，有限的资源和资金被用来支持工业发展，农业不仅得不到补贴，反而还要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持。这种支持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有意压低粮食价格，保证城市供应;二是农业的有限剩余被用来支持工业，而不是继续用于发展农业。因此，投入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印度当然未能摆脱这个规律。在尼赫鲁对印度经济的构思中，工业发展处于绝对优先地位，国家的投资以工业为主，对于农业，尼赫鲁开出的药方是增加劳动力投入以推动农业的发展，根本没有投入相应的资金支持农业发展。在这种政策思维主导下，印度一再减少对农业的投入，以对农田灌溉系统投资为例，投资从“一五”期间的34.6%下降为“二五”期间的17.5%。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印度农业发展已经出现危机、导致粮价大幅上涨时，印度政府却仍熟视无睹，没有采取相应对策措施，反而认为只要从美国进口粮食就可以解决问题，印度农业中存在的问题由此越积越深，终于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尼赫鲁的农业政策也彻底宣告失败，印度农业也由制度战略转向技术战略，绿色革命也由此出台。

2.　绿色革命的实施及其成效

“绿色革命”一词源自1968年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交的一份年度报告。该报告总结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取得的巨大粮食成就之后感叹道：“它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绿色革命。”从此，学术界便开始用“绿色革命”一词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主要运用先进的生物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活动。印度的“绿色革命”是指从1966年开始印度政府为推动农业发展而实行的新战略。这项新战略的主要内容“是在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集中使用以优良品种为主的各种配置的农业技术和投入，并选择一些耕作条件好，雨量充足又有水利设施的地区实施这个现代农业技术‘一揽子’计划”。同时“新战略还辅助实施各种公共发展计划对农户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保证农业改良的顺利进行”。^[5]从本质上说，绿色革命标志着印度农业由制度战略转向了技术战略，开始重视技术在发展农业中的作用。

绿色革命由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1966年1月就任总理后开始实施。印度之所以从1966年开始进行绿色革命，主要导火索还是形势所迫。这一年，经过连续几年的干旱，又一次大饥荒迫在眉睫，1965年至1966年度印度粮食产量降低到7600万吨，比前一年减少1200万吨。严峻的粮食缺乏问题使刚刚上任的英迪拉·甘地意识到，自己父亲所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已经陷入全面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农业发展政策，才能解决印度农业面临的危机。为此，英迪拉·甘地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改变了自己父亲一直坚持的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在对美外交上采取实用主义策略，主动向美国示好，并亲自出访美国，以寻求来自美国的粮食援助。英迪拉·甘地此举立即见效，印度随即收到美国300多万吨粮食和9亿美元的援助，使印度度过了独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粮食危机。同时，新上任的农业部长斯瓦米纳坦决定从墨西哥引进改良的高产小麦种子。这一举措也立即收到成效，1967—1968年印度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度猛增2100万吨，达到创纪录的9500万吨。

显然，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完全依靠从国外进口粮食是难以持续的，也是危险的。因此，在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的同时，印度政府开始着手对原有农业政策进行改革。由于引进的先进农业技术产生了明显效果，使英迪拉·甘地决定放弃自己父亲确定的制度战略，转向技术战略，主要标志就是，把绿色革命确定为印度农业的根本出路和解决粮食危机的有效办法。从1966年起，在世界银行和美国的帮助下，印度政府开始实施新的农业发展战略，即绿色革命的新战略。这一战略使印度农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印度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

从1966年起，印度政府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每年对农业的投资增长率为10%，并在此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这些政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1)　扩大灌溉面积。这是新战略的核心和关键。现代化农业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水利、化肥、农药等基本生产要素高投入基础上的。以高产小麦为例，要实现单产增长40%则需要增加2倍以上的水量。印度灌溉事业早在英国统治时就比较发达，当时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有“世界灌溉中心”之称。实行绿色革命以来，印度政府对灌溉的投资和面积不断扩大。灌溉投资在70年代中期比50年代初期增长32倍，从1966—1967年至1978—1979年用于水利灌溉的开支达到686.1亿卢比，占这些年公共开支的11.1%。^[6]水浇地面积从1950—1951年度的2256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17.1%)上升到1979—1980年度的5264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8%)，80年代中期已达6000万公顷以上(占总面积的35%)，比独立初期增长一倍多。(2)　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粮食品种。印度政府开始是从国外引进高产品种，同时注意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种籽研究中心，对上千种小麦和上万种水稻品种进行筛选。到70年代后期已培育出一批小麦和水稻的高产优良品种，被称为“神奇的种籽”。一般比当地品种高产二至三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高产品种面积从1965年的1万公顷扩大到1975年的2500万公顷，分别占小麦和水稻播种面积的31.5%和69.6%。(3)　大量使用化肥。印度政府为保证化肥供应，兴建了一批化肥厂，并从外国进口了相当多的化肥(约占40%)。化肥从1952—1953年度每公顷平均用量的0.5公斤增加到1978—1979年的29.8公斤，提高了59.6倍。(4)　提高机械化程度。拖拉机在1951年仅9000台，平均每10万公顷使用7台，到1978年增加到30.67万台，每10万公顷平均使用213台，增加34.1倍。农业电力从1951年每公顷使用1.5度增加到1975年的50度。^[7](5)　在价格补贴和税收上向农业倾斜。对农户进行必要的扶持，政府设置农产品最低收购价，丰收季节由国营粮食公司按不低于最低价收购农户的粮食，以稳定农产品价格;政府对各种农业投入和农产品进行财政补贴，每年投入巨额资金对化肥、种子、农药、农用水电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粮食收购与销售之间的差价进行补贴;扩大农村信贷以支持农户购买农用物资;大规模利用外援进行农业投资。(6)　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投入。在全国普遍建立农业技术科学研究推广站，建立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到80年代初，印度每个邦都有了一所农业大学，同时全国的农业学院也增加到了100多所。这些农业院校承担着农业技术教育、科研和推广等任务，为印度农业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印度还通过一些非正规培训机构，为青年农民提供必要知识，培养基本技能;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增加对农业技术的投入以提高粮食产量。近年来，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印度政府还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向农民传播科学技术。

如何评价印度的绿色革命战略?我们分析认为，绿色革命与土地改革一样，其效果成败兼而有之，但和土地改革的总体失败相比，从总体来说，绿色革命基本上是成功的。

第一，在生产力方面，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增长率和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逐步解决了粮食危机。1951—1965年间，印度的农业增长率主要靠扩大耕种面积，平均年增长率为1.7%，生产率增长1.4%。而实行绿色革命后，从1965年到1979年，印度的农业产量增长率和生产率分别为2.6%和1.7%。粮食产量在1964—1965年度为8956万吨，到1978—1979年度则为1.3亿吨，1979—1982年为1949—1952年的2.17倍。小麦同期增长4.6倍。由于粮食产量增加，使印度由一个“饥荒之国”变为“余粮之国”。1960—1970年平均每年进口650万吨粮食，到1978不仅停止进口粮食，还向亚洲一些国家出口100万吨粮食。到1990年印度粮食产量已经达到1.7万亿吨。绿色革命最有成效的是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三个邦，政府收购的商品粮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邦。从1967—1968年度至1989—1990年度期间，这三个邦的粮食增长率分别为5.4%、4.0%、3.4%。^[8]1977—1978年度，印度政府总共收购小麦480万吨，而从这三个邦分别收购了281万吨、83万吨、70万吨，占小麦收购量的98%。旁遮普稻谷产量的78%、哈里亚纳稻谷的91%卖给了国家。

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绿色革命”之前的印度农业属于典型的传统农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将这种农业形态描述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当年，尼赫鲁之所以要发起乡村建设计划就是要改变印度传统农业的落后状态，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绿色革命之后，印度的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着各种现代化生产方式在印度农业中的普及，农业生产中的市场化、产业化程度大大提高，那些农村中新兴的地主阶级依靠在“绿色革命”中积累的资产，开始大量地购买土地。到“绿色革命”结束时，大部分土地已基本集中到中等富裕农民手中，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的农场。特别在绿色革命之乡——西北部的三个邦被认为是连片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占优势的地区。这里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农业资本家阶级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工人。以前那种雇工与雇主的封建依附关系正在逐步瓦解。最终，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逐渐在印度农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

第三，在消除贫困方面，绿色革命取得的成效也比较明显。贫困始终是印度农业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印度农业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尼赫鲁实施制度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土地改革等措施来解决印度的贫困问题，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制度战略实施了十多年也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但绿色革命的成功，却使尼赫鲁未竟的事业看到了希望，印度农村的贫困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尤其是在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和安德拉、马哈拉施特拉、泰米尔纳杜等几个绿色革命比较成功的邦，成效更为明显。这些邦的不少农民成了真正的农场主，有了自己的拖拉机等各种农业机械，有的还建造了小型的粮食加工厂。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公布的文件，绿色革命在减少农村贫困率中所做的贡献达到55.38%。

[1] 吴永年：《印度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
[2] 莫善文：《从“饥荒之国”到粮食出口大国》，《广西热作科技》，1998年第1期。
[3] Gopal　Sarvepalli，Biography　of　Jawaharal　Nehru，Vol.III，Harvard　University，1984，p.19.
[4] R.K.卡拉恩加：《尼赫鲁的哲学》，新德里，1966年，第150页。
[5] 孙培钧：《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6页。
[6] 杜英英：《甘地执政时期的科技政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7] 参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4—51页。
[8]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雷启淮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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