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在表面形式上已经与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完全相似，但如果仔细考察，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并不像一些人所刻意宣传的那样美好，更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样板”。除了西方式民主制度所具有的“金钱政治”等问题外，印度的议会民主制还具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治难以根除的弊端，是典型的“印度特色民主”，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长期实行家族政治。家族政治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典型特征，印度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子承父业”是印度民主政治“变异”后的一大特色。独立六十多年来，印度有五十多年由国大党一党执政，所以也被称为“一党为主体的多党制”，^[1]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才逐渐过渡到与人民党轮流执政，而国大党又是尼赫鲁家族一代接一代掌控党政大权，总理位置绝大多数为尼赫鲁家族所掌控，从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到如今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和总书记拉胡尔·甘地已经四、五代传人，在独立后六十多年里先后连续执政多次。在印度，实行家长制的并非国大党一家，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如此，许多地方党派近亲繁殖现象也十分普遍，很多地方的政治权力基本上就是垄断在少数家族势力手中。2004年印度议会大选期间，印度全国有100多政治家庭“举贤不避亲”，其中既有中央部长，也有地方首脑，他们夫妻联袂竞选，父子兄弟翁婿叔侄共同角逐议员席位，上演着“后继有人”的大戏。这在西方民主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虽然从概率上讲，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实现家族统治也是可能出现的现象，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出现这种情景很多时候并不是民主选举的自然结果，而是传统家族政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强势延伸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这些政治家族能够当选，并不是因为其提出的政治理念得到选民认同，而是因为其在本地有强大影响，其他政治势力难以抗衡。

第二，发展极不平衡。虽然已经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但印度的民主制度发展至今仍然很不平衡，很多人并不能真正享受到民主。这并不是说印度主观上如同很多西方民主国家早期那样对民主做出了各种限制，比如妇女和黑人没有选举权等。印度民主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因为广大农村地区的下层选民识字率低、文化水平不高，客观上影响了民主质量。本来，在今天的西方成熟民主国家，选民文化水平的高低已经不再是决定民主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本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的理念相互冲突而且影响至今根深蒂固，再加上民主政治的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使低文化水平的选民与高水平的民主政治极其不适应，导致其民主的实际价值大打折扣，某种程度上甚至沦为“纸上民主”。印度就是如此，由于多数基层政权控制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又拥有较多土地的高种姓人之下，很多中下层选民并没有享受到印度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的好处，他们在选举时要么根据种姓归属或宗教信而投票，要么以各政党形象符号或图案来识别并选择对象，要么以非理性的情感倾向而投票(国大党长期执政就有此因素)，而不是根据执政党和候选人的执政理念和政策趋向选择对象。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印度的基层政权很少举行自由选举，又因为印度法律限制党派在基层的活动，民主选举就受到更大制约，直到1978年，印度才在基层选举中引入政党竞争，这种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第三，宗教色彩浓厚。印度是个典型的宗教国家，可以说宗教已经深入到印度社会的每个角落和几乎所有人的灵魂。虽然宗教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但无论如何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而这一点印度做得却还远远不够。虽然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实行世俗主义，但宗教一直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印度民主不仅对频频发生的宗教冲突和杀戮无能为力，而且各大政治势力与政党为了得到选票还必须借助于宗教势力的支持。印度人民党的前身——印度人民同盟本身就是典型的印度教教派组织，人民党代表北部印度教势力和城镇中产阶级利益，建党后力量迅速壮大，1996年至2004年期间夺得执政党地位，现在是最大的在野反对党。印度国大党虽然名义上信奉世俗主义，不提倡教派主义，但为赢得选民的好感与支持，在涉及选民宗教利益时，也在其选举政纲与选举策略上打上宗教印记。特别是印度教特有的种姓制度，至今对印度民主政治具有极深影响。比如，由于印度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因此印度各政党为了当政拼命捞取选票，关键是争取农民的支持，而农民在投票时往往取决于他们的种姓意识，往往投向代表自己种姓利益的候选人。每个党在大选前就必须仔细研究各地区的种姓势力，并在地方上占优势的种姓中发展党员，在大选时物色好占优势种姓中有威信的党员当候选人。这些人一旦当选进入政界，便想方设法回报支持他的种姓社团。印度一位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感叹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争取自由运动中产生出的具有远见和代表更广大群众利益的领袖，正让位于那些具有狭隘地方主义、种姓色彩很浓的政治上的新人。”^[2]印度社会上层人物几乎都同种姓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我国(印度)那些上流社会的人物来说，种姓背景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论他是政治领导人，还是高级官员、高级将领、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所有影响政治决策的人都毫不例外”。^[3]已故的国大党元老巴特尔，当自己由于接受种姓赠款而遭到批评时，他答复说，他永远为作为一个帕蒂达尔种姓而自豪。曾任印度总统的普拉沙德同种姓组织“全印卡亚斯塔大会”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曾担任过印度总理的查兰·辛格公然声称自己是中等种姓的代表。此外，尽管印度独立以后在法律对低种姓在政治上作了保护性规定，但目前种姓层级最高的婆罗门尽管不到印度总人口的4%，却占有七成的司法权及接近半数的国会席次。至于数量达到1.6亿至1.8亿的贱民，虽然按照法律规定也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自己的政党，但事实上他们却连自己的基本利益也难以维护，更不可能成为发挥重大作用的政治力量。印度法律对低种姓和贱民进行照顾，将近一半公职职位留给印度原住民、达利特和其它弱势群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职位却由相关种姓领导人分配，甚至由他们的亲信公开出售，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这是民主世界中最猖獗的任人唯亲的体系。”^[4]至今，印度教对印度政治生活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弱之势，反而有日趋加重之势，是印度民主政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

[1] S.N.萨达西文：《印度政党与民主制》（英文版），新德里，1977年，第362页。
[2] 罗米拉·塔帕尔主编：《印度的部落、种姓和宗教》（英文版），印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1年，第79页。
[3] 同上书，第74页。
[4] 爱德华·卢斯：《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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