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我们也在前面部分已经予以论述。简言之，经济上的平等是一切平等的基础和前提。但印度的经济发展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农村和农民，使得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收入，而是非农收入。但问题恰恰在于目前的印度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使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收入难以提高农民的生活状况就很难改善和提高。(1)　农业收入方面。印度农业一直面临投入不足问题。近些年来，印度政府的投资主要投向城市，投向高科技产业项目。投入不足严重影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缺少储藏和加工设施，谷物、水果和蔬菜收获后的损失率非常大，达到25%—30%;农产品加工率为2%，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使印度农民只能依靠非农收入，有资料显示，印度有超过1/3的农民要靠非农业收入来维持生计。(2)　非农收入方面。其实，除了少数具备优势天然条件的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农业都是弱势产业，很少国家能够主要依靠农业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依靠非农产业来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但印度所推行的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政策却将占印度总人口绝大比例的素质较低的下层印度人特别是低种姓人甩在了经济发展之外，他们既不能参与经济发展，也不能分享发展成果，经济增长推动者和受益者都只是那些数量很少、本来就已比较富有的城市中产阶层，印度经济是一种少数人参与、少数人受益的经济，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并未参与经济发展，更未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受益，结果造成了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问题却在扩大的局面。特别是印度僵化的劳工法律更成为一种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制度性阻碍。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印度劳动立法，堪称世界上最严厉的劳工法，影响最大的是《产业争议法》，这个法律规定所有超过100人的企业，在解雇员工时，必须获得邦政府的批准。这个看起来很美丽的规定却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这个法律实际上只保护了印度近5亿劳动人口中的不到3500万的劳动力贵族，他们已经在企业中获得稳定职位，而企业又事实上不能解雇他们，手捧铁饭碗，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劳动积极性，导致印度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效率不高。另一方面，由于有这个严格的法律规定，使得企业即使在扩张时期也不愿意雇用大量的劳动力，因为它们担心在下一个经济低迷时期无法解雇规模庞大的员工。没有企业雇用员工，进城农民也就不会有工作，没有工作当然不会有收入。大部分人只能去做一些临时性工作，收入低，无保障，也无法律保护，成为劳动力“贱民”，无法享受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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