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讨论了印度教本身对印度现代化的制约。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是负面的，在印度教的解脱观、种姓制度、因果报应等基础上，难以产生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成就感”、“进取心”、“契约关系”等因素，可以说印度教是印度社会未能自发产生先进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也是今天阻碍印度发展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印度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是影响印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阻碍性因素。
自从人类产生宗教以来，教派冲突就始终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教派冲突引起的战争更是不尽其数。宗教色彩浓厚、而且多种宗教并存的印度，教派冲突自古代起就已出现。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宗教冲突自古有之，古代印度的宗教冲突主要表现为佛教、耆那教与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但进入中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印度的教派冲突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冲突和斗争，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此外，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也是当前印度现代化面临的一大挑战。因此，我们主要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1.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
在印度，除了印度教之外，伊斯兰教是第二大宗教。目前，印度的伊斯兰教徒约有1.6亿，占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10.3%，仅次于印度尼西亚(2.03亿)和巴基斯坦(1.74亿)，是世界上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大国。^[1]
与印度教的土生土长不同，对印度来说，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创建伊斯兰教。8世纪初，伊斯兰教通过不断发展和扩张，成为地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世界性宗教。712年，伊斯兰教就在印度的信德地区立足，当时阿拉伯帝国占领了印度西部的信德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向印度内陆渗透。但此时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因为阿拉伯人在宗教宽容方面远比基督教国家做得好，只要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交纳人丁税就可保留原有信仰。这种政策尚不足以引起严重的宗教冲突。印穆冲突升级是从突厥人入侵开始的。公元11世纪，早已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在极短时间内消灭大部分北印国家，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帝国——德里苏丹国。突厥统治者在印度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摧毁佛教寺院和印度教庙宇，在原址上建立清真寺以表明制度的更换，强迫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接受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同时受到严重打击，但印度教经过调整和反抗后，与穆斯林征服者实现妥协，继续生存发展，而佛教却由此在印度消亡。这成为以后印度教与穆斯林冲突的重要历史根源。14世纪前后，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地位达到顶峰，成为印度国教。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全力扩张伊斯兰教势力，伊斯兰教被传播到整个印度，但由于莫卧儿王朝在宗教政策上比德里苏丹国宽容，因此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斗争持续发展的同时，两者之间的交流融通也更加明显。
由于印度教在印度一直拥有其他宗教无可比拟的广泛普及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印度教的影响根深蒂固，外来入侵者离开印度教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统治。加上印度教期间也不断自我革新，注意吸取其他宗教的优秀特点，而得以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虽然经历了数百年的异族统治，但印度教在印度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印度教文化始终是印度的主体文化。
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建立以后，教派主义和教派冲突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由于英国侵略者给印度各阶层，各宗教集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殖民统治前期(18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印度内部各宗教势力的教派斗争降到次要地位，他们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共同的敌人——异教英国人。此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能在反英斗争中和睦相处。1857年大起义中，两教人员共同抗英的事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英国殖民主义为破坏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进程，利用教派自治主义，挑拨两大宗教集团的关系，实行“分而治之”政策，采用各种手段挑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从而不断加剧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派矛盾。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伊斯兰教团体要求英国殖民当局在选举殖民地行政机关任职候选人时给予优惠照顾。1882年中央伊斯兰教协会递交了一份含有上述要求的备忘录给印度总督。英国当局立即抓住时机，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方案。他们企图在伊斯兰教团体特别在其上层人物中寻求其支柱。1885年，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建议地方殖民行政机关在选举接任殖民管理机关职务候选人时，增加伊斯兰教徒的人数，拉拢穆斯林上层，给予他们在地方政府中高于人口比例的席位名额。从此便为加剧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冲突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英国当局为削弱刚刚建立的印度第一个全印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意识地把国大党描绘为印度教团体，造谣说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的利益，并不代表穆斯林的利益，挑拨伊斯兰教团体与国大党的关系。一些伊斯兰教派组织和派别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或敌视国大党的倾向。如阿利加学院的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在他的著作里公然宣称，印度伊斯兰教徒的主要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国大党和印度资产阶级其它政治团体。一些伊斯兰教派团体在殖民当局的直接唆使下提出了保卫伊斯兰教徒权利，反对印度教统治的口号。1893年在孟买发生两大教派的大规模冲突，双方伤亡惨重。此外，看到英国殖民者给穆斯林以单独选举权，印度的其它少数派宗教纷纷要求效仿，对以后的教派斗争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使教派势力作为政治力量合法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殖民当局面对1905—1908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则进一步采用“分而治之”之策，其中最狠毒的一项就是对印度民族运动中心的孟加拉实行分治。孟加拉省是印度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当时全省人口7500万，其中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各占半数。伊斯兰教徒集中在东孟加拉，印度教徒集中在西孟加拉。殖民政府总督寇松于1905年决定把孟加拉划分成东西二省，其目的在于煽起两大宗教的仇恨以削弱孟加拉的民族运动，进而削弱全印的民族运动。此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进一步发展。1906年2月，在达卡成立了全印伊斯兰教政治组织——穆斯林联盟(简称穆盟)。阿加利学院上层伊斯兰教徒代表团晋谒总督，要求立法会议选举和市政机关选举时，为伊斯兰教徒另设选举单位，增加伊斯兰教徒代表席位及在殖民政府机关中任职的特权，英总督立即表示同意。在东孟加拉阿萨姆省首先宣布优先接受伊斯兰教徒担任政府官职，在县政府和市评议会选举中，印度教徒财产数额规定比伊斯兰教徒高五倍，这些新措施，赢得了穆斯林教徒的好感。在东孟加拉及其它地方的穆斯林上层纷纷组织群众集会和游行，表示效忠英殖民当局，拥护孟加拉分治，并提出“护教运动”，与“提倡国货”口号对抗。英国殖民主义分子趁机宣扬民族运动是威胁“印度穆斯林幸福”的印度教运动，而英殖民当局则充当了“反印度教统治的堡垒”。1907年春夏二季，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挑唆下，东孟加拉发生了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流血冲突，庙宇被毁，商店被抢，许多人被打死。两大教派对立情绪急剧上升，各地的教派纷纷加入两大教派组织。教派冲突无疑削弱了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的高潮。
1916年，穆盟和国大党为共同反英在加尔各答召开协商会议，公布了要求自治的勒克瑙公约。公约也承认了教派自治的原则。但是，印回两教团结的时间很短。进入20年代以后，形势突变，教派冲突进一步升级。仅1926年4月至1927年3月，大规模的冲突就发生四十次之多，死197人，伤1598人。两教组织不断掀起狂热的教派运动。诸如“异教徒加入伊斯兰教运动”、“叛教再入印度教运动”、“保护印度教运动”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英国当局挑动教派仇杀外，印度教狂热分子，特别是印度教大斋会起了重要作用。该组织1923年建立，它提出了“印度教的国家、穆斯林改宗”等口号，发起“护牛”运动，推广印地语，宣扬印度教节日等等，该大会首领之一哈尔达亚尔·拉尔在《力量报》上发表好战的印度教纲领：“我宣布，印度斯坦和旁遮普的印度教种族的前途建筑在以下四个柱石上：(1)　印度教团体。(2)　印度教的统治。(3)　伊斯兰教徒加入印度教。(4)　征服阿富汗和边境地带，并使其信奉印度教。在印度教徒未完成这四项任务之前，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印度教徒种族将不可能和平生活”。^[2]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国大党的印度教色彩加重，它的著名领导人甘地用印度教的苦行修养方式即非暴力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帕姆·杜德曾尖锐地批评说：“在所有甘地的宣传中，鼓吹印度教和他的宗教观念，是和鼓吹总体的政治目标，难解难分地混合起来的。”因此，“国民大会的精选的领袖和它在公众心目中的主要代表，始终是以印度教与印度教复兴的积极领袖的姿态出现的”。^[3]甘地自称是一个“山那丹(Sanatanist　Hindu，即极端派)教徒”，他说：“第一，我信仰吠陀经、奥义书、印度古史传及一切通称为印度教经典的东西，因此也信仰投胎和再生”;“第二，我信仰种姓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我主张严格按照吠陀经的意义”;“第三，我信仰比流行的意义大得多的保护母牛的教义”;“第四，我并非不信偶像崇拜”。^[4]英国殖民当局正是利用这种极端的印度教派主义的武器来煽动教派仇杀，对付人民的抗英运动，而甘地主义则“有助于把那武器交给它手里”。^[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斯兰教派自治主义发展成为“教族主义”，即要求建立伊斯兰教国。1940年3月，在穆盟会议上通过了正式建立伊斯兰国的著名的“巴基斯坦决议”(又称拉合尔决议)。英国殖民当局为保持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并进一步分裂统一的民族运动，便极力支持伊斯兰自治主义的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进入实现民族独立的最后阶段，英国当局被迫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并答应成立由印度人参加的临时政府。1946年6月，立宪会议选举结束，穆盟领导人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并声明印度穆斯林唯一出路是建立穆斯林国家。同年8月16日，穆斯林在加尔各答举行游行示威，英殖民当局利用奸细捣毁印度教徒的商店和房屋，为了报复，印度教大斋会等团体组织队伍进攻穆斯林，酿成流血冲突，伤亡甚多。逃出加尔各答的难民到东孟加拉和比哈尔等地后，又连锁反应，引起了这些地区的流血冲突。1947年3月，教派冲突进一步扩大。在旁遮普的几个城市暴徒们甚至动用了步枪和机枪，仅在拉瓦尔品第就死亡4000余人，有一个乡就死了800人。教派冲突蔓延到了全国各地。1947年6月3日，英国殖民当局抛出臭名昭著的“蒙巴顿方案”，把英属印度分为两个自治领——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1947年8月14日和15日，两个国家正式诞生，印巴正式分裂。印巴分治后，穆盟和印度教大斋会等教派组织宣传印度教徒迁出巴基斯坦，穆斯林迁出印度斯坦，双方难民的迁移导致了印度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仇杀。不到几个月时间，许多城市变成废墟，尸横遍野。据估计，这场从1947年8月延续到1948年春的教派冲突，共夺去60万人的生命^[6]，1200万人无家可归，双方互逃的难民多达1400万人，2500万人遭受巨大的物质损失。这场所谓“不流血的革命”，造成的苦难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场内战，后患无穷，为分治后的两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严重困难和问题。
印度独立后，国大党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教派主义的严重危害，甘地和尼赫鲁不止一次地谴责教派主义。尼赫鲁曾指出：“以印度教教派主义面貌出现的宗教和政治联盟是最危险的联盟，它将造成最严重的后果。”尼赫鲁还将印度教教派主义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在印度的变种”。印度民主人士也指出，教派主义成为印度民族统一的严重危险，因而也是印度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危险。为了争取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印度社会的统一，国大党及其政府一般来说，坚持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信守现代印度应成为世俗国家的信念。这种世俗主义在国大党的党章中和印度宣传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印度政府采取了种种立法、行政等措施，力图削弱教派主义影响和避免教派冲突。
国大党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加上印巴分治后暂时缓和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个教派的纠纷，印度独立后的50—60年代，教派之间的和解气氛增长，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和，使得教派冲突事件较少发生。但是自60年初以来，印穆之间便重新开始发生此起彼伏、规模不等的教派冲突。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发生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冲突26起，1961年增加为92起，1966年为132起，而1980年达到421起。1985年增至500起。1977年在宗教冲突中死亡36人，伤1122人(主要是穆斯林);1978年相应数字分别是110人和1853人;1979年是258人和2296人;1980年是372人和2691人。到上个世纪80年代，印穆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急剧增长，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地区越来越广，造成的伤亡也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以来，冲突有增无减，2007年，印度共发生681起印穆冲突事件，造成96人死亡，2117人受伤;2008年又发生656起印穆冲突事件，造成123人死亡，2272人受伤。^[7]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印穆两教之争之所以连绵不断且有增长之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导致了印穆之间冲突不断升级。
(1)　宗教方面的原因。宗教信仰是所有宗教冲突的直接原因，也是其他力量利用宗教谋取其他利益的直接借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异，首先在于宗教信仰上。在宗教信仰上，伊斯兰教属于一神论，信奉真主安拉，不搞偶像崇拜，他们认为安拉是无形无象的，任何实体的偶像崇拜都会损坏安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坚决反对各种偶像崇拜。但印度教却属于多神论，崇拜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神为主的众多神灵及其化身，而且印度教的神灵都是有形象的，盛行偶像崇拜。宗教信仰的不同，成为印度教与穆斯林之间爆发冲突的基础。在生活习俗方面，牛肉是穆斯林最喜欢的日常食物之一。但印度教却崇尚素食，崇拜母牛，视母牛为神，不可宰杀，更不能食其肉，印度教规定，宰杀和虐待牛是一种罪过。由于对牛的态度不同，在伊斯兰教的宰牲节时经常发生教派冲突，有时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2)　历史方面的原因。历史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印巴分治时遗留的克什米尔问题，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严格意义上说，克什米尔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考虑到克什米尔问题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并考虑到问题分析的归类必要，所以将其作为引发印度宗教冲突的历史因素进行分析。现在的克什米尔地区是查谟—克什米尔的简称，包括克什米尔谷和查谟平地。这本来是两个独立的邦国。查谟居民主要信奉印度教，克什米尔居民却基本上信奉伊斯兰教。1846年查谟首领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被占领的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人口数倍于查谟。这就种下了后来争端的根源。1947年6月18日，英国公布“印度独立法案”即所谓“蒙巴顿方案”。根据“蒙巴顿方案”规定，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斯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是印、巴独立前的印度第二大土邦，面积22万平方千米，人口500万，78%的人信仰伊斯兰教，20%的人信仰印度教。根据“蒙巴顿方案”，克什米尔土邦应该加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坚持克什米尔的归属应由克什米尔人民以投票决定。印度则依靠克什米尔大君及其控制下的克什米尔邦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什米尔归属印度。为此印、巴双方于1947年7月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在联合国干预下，双方划定停火线。印度占领克什米尔的三分之二的地区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为巴基斯坦占领。在印控克什米尔邦，穆斯林教徒在关于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和分歧，并因此产生了多个不同政治主张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它们有的主张并入巴基斯坦，有的主张并入印度，有的主张要争取更大自治权，有的主张统一克什米尔，独立建国。总体来看，资格较老的伊斯兰武装组织有6个：伊斯兰圣战组织、塔里克圣战组织、阿尔巴达尔圣战组织、哈克图尔圣战组织、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以及希斯布尔·默米尼恩组织。这些老资格的组织再加上近些年来新冒出的“虔诚军”与“穆罕默德军”两个武装组织频频制造大规模恐怖流血事件，致使克什米尔局势多次处于失控状态。与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活动针锋相对，印度教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党高举印度教民族主义大旗，在阿德瓦尼领导下于1992年发动了从南印度到克什米尔的“统一游行”，与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派分离主义势力对抗。这一示威行动引起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教派冲突连连发生。
(3)　政治方面的原因。历史上，宗教和政治就密不可分，政治势力打着宗教旗号谋取政治利益是常见的历史现象，一直伴随人类社会至今。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印度更是如此，虽然印度独立后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从未消失。这其中，以鼓吹印度教高于一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最为典型。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度处于低潮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死灰复燃，活动逐渐猖獗。特别是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一些极端分子提出建立“印度教特性国家”的主张，宣称穆斯林是入侵者或者是印度教的叛逆者。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相关问题，我们后面章节将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相对应，印度独立后，留在印度境内某些穆斯林组织也一直鼓吹穆斯林应该单独组织起来，以保护其自身利益，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语言和宗教。1967年10月29日全印穆斯林联盟成立。该联盟总书记Z·S·萨依特宣称该组织是“穆斯林的唯一代表机构”，它“只为印度穆斯林讲话”。1971年3月，印度各地的穆斯林为参加大选而在新德里召开全印穆斯林政治性大会。大会通过了六个有关为穆斯林利益而斗争的决议。此后全印穆盟组织活动更加频繁，在穆斯林的居住区和城镇纷纷建立分支组织。1973年8月5日北方邦穆盟组织成立，该邦一部分地方组织则公开鼓吹穆斯林从印度分离出来。1979年12月27日，全印穆斯林组织召开会议，并组成“穆斯林民族阵线”，以图在大选中获得多数议席。该组织穆斯林领导人反复声明，他们的同胞从独立以来，一直是最不幸的受苦者。他们的利益一直被国家领导层所忽视。他们甚至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政府、荣誉、财产和乌尔都语。而如果剥夺我们的宗教和阿拉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将一无所有地衰落下去。”^[8]这样一些言论和行动不能不扩大印、穆两教间所固有的鸿沟。一些印度学者认为，穆斯林中间的上述“分离主义”乃是引起教派纷争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9]而事实上，自从独立以来，印度穆斯林的政治参与程度也确实很低，与其在印度总人口中占有的比例极不相称。比如，在人民院或议会下院，穆斯林代表所占比例一直不到7%，其中从来没有出现例外的情况。^[10]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再加上近些年来伊斯兰教的一些极端分子特别是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国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狂潮，宣扬维护本教利益的圣战。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内印穆两教的对立日趋尖锐，冲突日趋剧烈。
(4)　经济方面的原因。经济因素是导致印度教派冲突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从起源来说，印度穆斯林大多祖上来自印度教低种姓集团，属于印度社会底层。独立后，印度穆斯林的生活并没有随印度经济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改善，在社会经济方面依然落后。^[11]绝大部分穆斯林既得不到良好教育，也得不到正常社会福利，而且经常受到歧视，享受不到均等机会。据统计，在印度独立后发展起来的前50强企业中没有一个是穆斯林的，^[12]在拥有5000万卢比资产的2832个工业资本家中只有4个穆斯林。穆斯林在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和大学人数上都低于它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也不重视穆斯林的经济发展，大多时候只是在竞选时期才想起穆斯林的存在，穆斯林仅仅被所有的政党当成选票银行，而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来改善穆斯林的社会经济状况，^[13]穆斯林聚居区的生活环境一般都很糟糕，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失业、贫困、恶劣的生存条件、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腐败使许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穆斯林民众，对社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理。这种不满心理在教派主义势力的煽动下，很容易转变成狂热的教派主义，继而对政府产生不满而发生骚乱。
(5)　国际方面的原因。国际方面的因素主要是巴基斯坦支持印度境内穆斯林的教派主义。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原来是血肉相联的，只是在独立后才分居在两国，因此，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与境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息息相通，而且完全站在一个立场说一样的话，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说，“巴基斯坦的存在，是促成或刺激印度教派主义产生的另一因素。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了印、回冲突，巴基斯坦领导人、电台和报纸都不问青红皂白，信口开河，把这里的事情统统归结为印地人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并指责印度政府对这种‘罪行’‘姑息养奸’”。^[14]这种评论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如1961年印度发生教派之争时，巴基斯坦的一些重要人士则声明，“要是没有印度政府的纵容，这次骚乱是不会发生的”，是印度教教派主义者对“穆斯林有组织有预谋的残杀”，是“野蛮行动”。^[15]1963年印、回骚乱后，当时的巴基斯坦外长阿·布托声言，盗贼是“印度当局及其傀儡指使的”，“他们想以此暗示穆斯林，你们的生命、信仰、宗教是无保障的，你们必须离开这个邦，最后使查谟和克什米尔占多数的穆斯林变为少数”。^[16]嗣后，巴基斯坦的几个城市都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煽动人民进行“圣战”。1980年8月骚乱期间，巴基斯坦各大报纸均加以大肆渲染。《巴基斯坦时代》报发表社论说，“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我们就不会在这块土地上享受着自由之果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而是和印度穆斯林那样倍受磨难”。社论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印度著名作者D·C·古普塔评论说，“他们把巴基斯坦当作他们的利益的维护者，靠山和救世主”，“相信巴基斯坦会挽救他们”。他们相信，“巴基斯坦将会对付印度狂热主义的猖狂进攻”。^[17]
(6)　政策方面的原因。印度政府处理印、穆教派冲突问题上存在的失误也是导致教派冲突的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综合各方面分析，除了前面已经分析的印度政府没有注意改善穆斯林的经济处境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政策失误。第一，在宣传、教育方面，政府往往实行强化印度族而轻视甚至歧视穆斯林的政策，如在国庆节时全印广播电台播放纯印度教的颂歌;在穆斯林儿童读书的学校里讲述印度教教义及其宗教仪式;在各种学校中不教乌尔都语，而政府也不加敦促。第二，印度政府对诸如国民志愿团、人民同盟等印度教教派组织或教派色彩较浓的组织和政党，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以取缔或控制，从而使其大肆活动。第三，对印、回教派骚乱，印度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果断行动加以制止和防范;有的官员和警方在处理骚乱事件时采取纵容或偏袒印度教一方;对在骚乱中成为牺牲品的穆斯林没有给予适当的安抚和救济。第四，国大党的要人为争取选票，往往出席印度教组织的集会和其它活动，从而助长了教派情绪。
综上所述，印度独立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教派冲突的不断加剧是由于深刻的宗教、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对印度政府来说，要缓解和消除这一冲突，也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但问题恰恰在于，由于造成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解决起来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见到成效的，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可能伴随印度现代化过程始终。也就是说，印度现代化的过程将始终面对印穆冲突带来的挑战，能否成功解决这一冲突直接决定印度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2.　印度教和锡克教之间的冲突
近年来，印度旁遮普邦锡克教徒同印度中央政府以及同印度教徒的对立情绪不断增长，已发展成为一种严重影响印度政局的声势浩大的自治运动，成为印度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锡克教产生于16世纪初。当时正是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莫卧儿的反动统治不仅激起了印度教徒的反对，也激起了伊斯兰教徒的反对，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但是两派教徒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时常发生教派冲突，大大妨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莫卧儿帝国的斗争，不少人致力于调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锡克教的创始人纳那克(Nanak，1469—1539)为调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创立了锡克教。锡克教反对种姓差别和由种姓制度造成的一切特权，谴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僧侣们滥用职权，主张在神面前一律平等。同时宣扬对现实世界的幻想，号召采取非暴力行动，对现行的不合理制度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旁遮普地区是印度锡克教的发祥地，也是印度锡克人的家园。
1920年锡克人成立阿卡利党，其宗旨是保护锡克人和锡克教。锡克教政党阿卡利党趁英国殖民统治行将崩溃之机，于1943年6月通过要求建立“自由旁遮普”的决议。翌年8月又正式提出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即锡克人的国家。1947年独立后，根据蒙巴顿方案，旁遮普省被一分为二，穆斯林迁移到西旁遮普，锡克人在旁遮普邦内处于少数地位，邦政权也完全把持在国大党和印度教徒手中。锡克人提出的“自由旁遮普”因而告吹，锡克人对此结局强烈不满。1949年4月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印锡克教徒会议首次提出了建立语言邦的要求，此后至50年代中后期，又多次发动了建立旁遮普语言邦的运动。1955年，阿卡利党发起“旁遮普语邦口号运动”，受到国大党政府的镇压，约有12000人被捕。1960年5月阿卡利党召开旁遮普会议，要求中央政府立即组建旁遮普语言邦。该党主席塔拉·辛格率领锡克教徒从阿姆利则出发步行到德里举行集会和游行，遭政府的严厉镇压，引起锡克教徒的更大不满。运动的发展严重影响该邦政局的稳定。1961年至1962年，阿卡利党又组织一个“旁遮普语邦运动”，又有三万人被捕。迫于形势，印度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66年答应阿卡利党的要求，被迫将旁遮普划分为以锡克教徒为主要居民的旁遮普邦和以印度教徒为主要居民的哈里亚纳邦，承认阿卡利党为旁遮普的执政党，邦主席由锡克教导师担任，把旁遮普语作为该邦的标准语，旁遮普邦被称为锡克教的故乡。在新建的旁遮普邦中，锡克人占55.48%，占全国锡克人的79%。
但旁遮普锡克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锡克人在旁遮普邦仍不占绝对优势。为此，锡克族宗教领袖德特·辛格曾以绝食和自焚相威胁。从70年代初以后，锡克教徒的群众运动开始转向要求扩大邦自治权和建立大旁遮普的运动，从而使锡克教徒的斗争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了一项“阿南德普尔—沙赫布决议”。该决议成为后来锡克教徒自治运动的总纲领。它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锡克教徒在旁遮普自治权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要求。其中包括：(1)　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并宣布阿姆利则为锡克教圣城;(2)　把昌迪加尔(原为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共同首府)以及全部邦的旁遮普语区划归旁遮普邦;(3)　重新合理分配拉维—比阿斯水系;(4)　除国防、外交、交通和货币由中央管辖外，其它各项事务由本邦自治管辖，不受邦宪法的限制。
但印度中央政府对锡克人的要求采取忽视、漠视甚至歧视的态度，致使锡克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锡克教内出现了一批“圣人”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利用锡克教徒对中央的不满进行鼓动。少数阿卡利党外的狂热分子于1980年6月在阿姆利则建立卡利斯坦政府，鼓吹建立锡克独立国家，宣称要把全印锡克教徒组织起来和印度教徒斗争。阿卡利党内持强硬立场的人强烈主张诉诸宗教，利用宗教感情发动锡克教徒参加运动，形成与国大党对抗的强大力量，迫使中央让步。自1981年8月开始，锡克教徒在阿卡利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动种种攻势，包括组织大批锡克教徒示威游行，封锁铁路、公路、阻断交通，故意招致警察逮捕等。锡克教中激进派则竭力主张脱离印度而独立为一个国家，即“卡利斯坦”。他们还在国外成立了流亡政府，制定了国旗、发行货币和邮票、护照等，从而在印度国内外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卡利斯坦”运动。
与此同时，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冲突也不断增长，纵火、暗杀、爆炸、抢劫等骚乱事件时有发生，政府因此逮捕了25000名锡克教徒。为了平息骚乱，英·甘地政府曾同意就旁遮普邦问题同锡克教领导人进行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随后该邦的局势更加恶化。锡克教激进分子在阿姆利则市同印度保安部队展开了枪战。1984年6月，英迪拉·甘地政府采取“蓝星行动”，调动数万军队进入旁遮普，对阿姆利则金庙发动军事进攻。1984年6月1日，一些锡克教持枪者躲藏在阿姆利则市金庙里同保安部队交火长达七小时。阿卡利党还决定在6月3日发起“不合作运动”，阻止把粮食运出旁遮普邦。面对日益升级的骚乱，印度军队于6月2日奉进驻旁遮普邦，并包围了金庙，6月5日，印度军队对金庙发起进攻，并于第二天早晨占领了金庙，据官方宣布，在金庙事件中打死500多人，1500多人受伤，7000多人遭逮捕。锡克教精神领袖S.宾格兰瓦勒以及全印学生会主席均战死在金庙之中。“蓝星行动”特别是印度军队占领金庙事件，引起了锡克教徒的强烈反弹和强烈反对，它严重伤害了锡克教徒的宗教和民族感情，进一步引起了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的大仇杀，也加剧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对立和仇视情绪，使暴力活动升级。同年10月31日，三名锡克教卫兵枪杀了英·甘地总理。事件发生后，继而又爆发了印度教徒对锡克教徒的大仇杀，全国各地发生了印度教徒血腥复仇的骚乱，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徒倒在了血泊之中，首都新德里和其它一些城市一时陷入一片教派骚乱之中，死伤者数以千计，数万幢房屋被烧毁，约三万人无家可归。印度《政治家》报说，这是自1947年以来最严重的事件。
拉吉夫·甘地任总理后，曾于1985年7月同锡克教温和派领导人签订了旁遮普协议，同意把昌迪加尔划归旁遮普，同意制定全印锡克寺庙法等，并且让阿卡利党温和派掌握邦政权，以缓和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但自1986年下半年以来，局势又重新恶化，锡克教极端分子，始终未放弃成立“卡利斯坦”的要求，恐怖活动不断出现，不少印度教徒被迫迁离旁遮普。1987年1月26日，他们在金庙召开万人大会，焚毁印度国旗，升起“卡利斯坦”国旗。同年4月起锡克教恐怖分子又掀起宗教改革运动，把矛头指向酒店、摆烟摊、经营肉店和理发店的人，并焚烧店铺、枪杀烟酒小商贩，枪杀公共汽车上的印度教的乘客。大批印度教徒被迫迁移。同年5月中央政府实行总统治理，解散旁遮普邦议会。但锡克教徒与中央政府及印度教徒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之势。锡克教徒的自治运动日益扩大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随着其经济地位的提高，锡克教徒的宗教和民族意识不断有了增长，锡、印两教矛盾日趋增加。锡克人的自治运动的高潮恰恰是在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形成的。由于“绿色革命”，使旁遮普邦成为印度的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被称之为“印度的粮仓”。该邦的小麦和大米的商品率高达90%以上，在印度政府收购的粮食总量中，旁遮普一个邦就占一半以上。1975—1976年，邦人均收入就达1688卢比，名列全印之首，80年代之后则进一步发展。该邦的锡克人主要经营农业，近70%人居住在农村，而该邦的印度教徒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占城镇人口的67%以上，他们把持着工商业。城镇中也有一小部分锡克教资本家，但他们的资本一般都比较小，无法同印度教商人竞争，处处受印度教商人排挤。而由于“绿色革命”发展起来的新兴农场主也不再满足于仅仅经营农业，也想向工商业投资，同样也遇到城市印度教工商业主的阻挠。他们希望实行邦自治。控制邦政权，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进而垄断这一城镇工商业市场。此外，由于旁遮普经济的发展，许多外邦印度教徒的贫苦农民来该邦寻找工作，并慢慢定居下来。由于他们的不断流入，加上锡克人去外国谋生的人日益增多，这就使该邦人口发生很大变化。1971年锡克教人占全邦人口的60%，到1981年已降至52%，而印度教人口则由40%增加到48%。印度教徒的不断增加，引起锡克人的不安，因为他们减少了在当地就业机会，特别是一些锡克教青年人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由于该邦农业发展近于饱和，在城镇就业机会很少，而把不满发泄到印度教徒身上，他们中有一部分则成为要求独立的激进分子。
第二，阿卡利党竭力利用锡克教的宗教和民族情绪为其政治权欲服务。阿卡利党是1920年在锡克教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政党。其领导阶层主要是农村中的锡克教农场主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它公开宣称，它是锡克教族利益和愿望的真正体现者，自建立后一直为维护和发扬锡克教和为锡克教徒的政治、经济权益及社会地位而斗争。该党自60年代初以来，逐渐控制了全印锡克教寺庙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原来控制在国大党的锡克教徒手中。实际上，该委员会是锡克人的政治议会，锡克教的一切重大决策需要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在1960年的一次选举中，阿卡利党获得132个席位中的110席，从国大党锡克教徒手中夺取了寺庙管理权，从此阿卡利党一直控制该委员会。因此，阿卡利党也就此全面、直接控制了全国和旁遮普邦的全部锡克教徒，其势力和地位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该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其政治胃口也越来越大，愈益企图在旁遮普邦单独执政。该党在旁遮普邦多数是处于在野地位。在邦的各次选举中从未取得过多数的席位，仅有几次是与其它党派联合执政。1967年获104席位中的26席，同人民联盟、印共、印共(马)、共和党等共组联合阵线政府;1969年获43席，而与人民同盟组织联合政府;1972年在邦选举中被国大党击败，1977年同人民党结成联盟，重新联合执政。1980年再次让位给国大党(英)，直到1986年7月在邦议会选举中才第一次单独执政，可惜还不到一年(到1987年5月)，由于拉吉夫政府实行总统治下，邦政权又恢复到国大党手中。阿卡利党对这种不体面的政治地位颇为恼火，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途径就是煽动教徒情绪，推动锡克教徒的自治运动，以此作为真正登上旁遮普政治舞台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出现这样的事实：当阿卡利党执政时，该邦自治呼声相对平静，而当阿卡利党成为在野党时，自治运动则随之高涨起来。
第三，锡克教族内极端派势力日趋膨胀。锡克教在1962年以后在组织上就正式分为以阿卡利党的主席塔拉·辛格为首的极端派和以副主席法泰赫·辛格为首的温和派。1967年以后阿卡利党在邦内几次执政，温和派一般均处于执政地位，因而大权在握，成为阿卡利党的主流派别。但极端派的势力也不断扩大，它不仅在阿卡利党内有塔尔旺迪等为代表的势力，而且在党外还有卡尔萨党、全印锡克教学生联合会和统一阿卡利党等组织。温和派一般代表锡克教大地主和工商业者利益，他们是“绿色革命”的主要受益者，经济实力雄厚，主宰旁遮普邦的经济生活，而极端派的社会基础和主要成分则是锡克教的中下层贫民和低种姓。他们是“绿色革命”的受害者。据统计，1980年初，旁遮普邦农村共66万户无地农民，占总农户的34%;年收入低于3600卢比以下的少地贫困农民达24000户，占总农户的30.6%。随着阶级矛盾和两极分化的加剧，他们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希望在新的独立的国度里获得新生。他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往往被一些阿卡利党领导人所利用。80年代以来的锡克自治运动主要是极端派在起作用，他们的势力在阿卡利党内外日渐占优势。特别是自1986年1月在掌握了锡克寺庙管理委员会以后，其活动空前加强，恐怖组织如“卡利斯坦突击队”和“卡利斯坦解放力量”公开抛头露面，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严重影响印政局之稳定。
第四，中央政府对锡克教自治运动的政策有失误之处。据一些学者分析，印度政府的政策失当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一，独立前，国大党领导人曾答应在分治后的印度建立一个锡克人的自治邦。国大党重要领导人萨·巴特尔于1946年4月5日郑重宣布：“锡克斯坦问题将在权力移交到印度的手后在立法议会中予以考虑。”当时锡克人因此许诺而愿意留在印度联邦范围之内。但中央在制定印度宪法时，立宪议会没有考虑这一承诺，锡克人乃有受骗之感。其二，印度政府在1966年以前一直拒绝锡克人单独在旁遮普建立语言邦，甚至在1960年出动大批警察逮捕阿卡利领导人和大批工作人员，查封该党办公室和机关报刊。直到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为了取得锡克人对战争的支持，才建立旁遮普邦。其三，1973年阿卡利党通过“阿南徒普尔—萨希布”决议后，中央政府一直视为分离主义纲领，拒不承认锡克人的民族地位。1981年甚至对旁遮普邦实行总统治理，宣布该邦为动乱地区，在各地设立军事法庭，逮捕和审讯平民。更有甚者，在1984年实行所谓代号为“蓝星行动”的极端措施，6月正式出兵锡克教圣殿金庙，打死锡克教领袖和许多锡克教徒，从而导致英·甘地总理被杀和大规模的教派仇杀。其四，政府借口旁遮普邦处于边境，较少支持和投资该邦，扶助其工业发展。自1951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旁遮普的投资仅有90亿卢比，只占中央对国营企业全部投资(4000亿卢比)的2.5%，而旁遮普邦银行储蓄的三分之二都被调拨到外邦使用，这不能不引起锡克教族的不满。
第五，带有印度教色彩的党派对锡克教自治运动采取对抗的做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如50年代中期阿卡利党人发动语言邦运动时，人民同盟和印地语协会便发动“拯救印地语运动”;60年代阿卡利党锡克人为争取建立语言邦发起绝食至死时，印度教各党派便组织100多位领导人威胁要绝食至死。
总之，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印度现代化的步伐，损害着印度的国家利益并直接危及千千万万印度人的生命安全，这些挑战随时都在威胁着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1] See　Sandra　Stencel　et　al.eds.,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im　Population,Washington　D.C.;Pew　Research　Center,2009,p.5.
[2] B.R.安帕德卡：《关于巴基斯坦的思想》（英文版），孟买，1941年，第126页。
[3] R.P.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第178—179页。
[4] 甘地语，引自R.P.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第178—179页。
[5] R.P.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3年，第179页。
[6] 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7] Indian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Annual　Report　2008-09,New　Dehli,p.48.
[8] D.C.古普塔：《印度政府与政治》（英文版），新德里，1985年，第541—547页。
[9] 同上。
[10] Omar　Khalidi, Indian　Muslims　since　Independence,New　Delhi:Vikas,1995,p.184.
[11] Malika　B.Mistry,“muslims　in　India:A　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Profile,”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VOL.25,NO.3,December　2005,p.400.
[12] Ibid. p.409.
[13] “Roots　of　Muslim　Back　wardness,”The　Statesman,April　8,2010.
[14] D.C.古普塔：《印度政府与政治》（英文版），新德里，1985年，第541—547页。
[15] D.C.古普塔：《印度政府与政治》（英文版），新德里，1985年，第541—547页。
[16] 同上。
[17] 同上书，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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