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度的社会分层结构，目前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印度已经出现一批数量可观的所谓中产阶级。很多人以西方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为例，认为正成为社会中间力量的印度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稳定器，有利于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何对中产阶级抱有如此强烈的期望?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到底如何?综合各方面研究，我们对这些问题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1.　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和发展

中产阶级也称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产阶层、中等收入者等。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而是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只是一个单纯表示财富数量的概念，也不像今天这样有如此丰富的含义。作为一个具有现实的社会群体和理论的研究对象，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进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才有所谓的中产阶级，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对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最早进行关注并给予分析的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关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分析，人们最为熟知的就是二元化分层结构，即资本主义社会被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相互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还使用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分层模式，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批中产阶级存在。他们是既不占有资本又不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的阶级，比如城镇自由民、不雇佣他人的工商业者、自我开业的医生、律师、艺人等有特殊技能的自由职业者、城市土地所有者、食利者、官员、农民等等。为了能够获得生存空间，这个群体也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群体的重要特征“是他们同少量的生产资料相联系，是被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和近代阶级分化的趋势排挤、淘汰、吞食的阶层”。^[1]也就是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中产阶级是一个被排挤、淘汰、吞食的阶层，因而是一个终将消失的阶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以前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2]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中产阶级的瓦解是历史的必然，这种瓦解将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虽然有学者认为，后来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观点也有所改变，但总体上看，马克思论述中产阶级，并不是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置于于阶级对立和社会革命理论之中，从阶级分层的角度分析中产阶级。

但是，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情况并非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中产阶级不仅没有瓦解，更没有成为引发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反而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由于拥有一定的科技知识而逐渐走向相对富裕，甚至出现了部分劳动者拥有各种形式资产的现象。就是说，在以往所说的无产阶级中出现了被人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美国学者勒纳指出：“19世纪后叶所发生的最显著的职业变化之一是中下层‘白领’官僚阶级的崛起，他们受雇于商业、工业部门和不断膨胀的政府各部。”^[3]对于这种变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马克思思想的修正者A.伯恩斯坦的解释。伯恩斯坦对这种变化给予了正面肯定，并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中产阶级理论。伯恩斯坦根据当时的德国收入统计数据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正在消亡的阶级，而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阶级。这里的小资产阶级就是中产阶级。从这个事实出发，伯恩斯坦正式把中产阶级定义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并因此把资本主义社会划分成三个阶级，即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无产阶级。伯恩斯坦把中间阶级定义为拥有一定的知识和脑力劳动力，并且能借此受资本家或政府雇用以维持生存的人群。显然，这里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白领雇员。也就是说，“在伯恩斯坦看来，白领雇员数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反映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内在分化和经济改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两极分化”。^[4]

从发展历史来看，中产阶级有一个从“旧中产阶级”到“新中产阶级”的转变。这个转变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战结束后，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生，西方社会的分层结构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统的蓝领工人群体不断衰落、数量不断减少，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出现了一个不具有资本所有权但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以及一个由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等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专业技术群体。此后，这个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多，最终超过蓝领阶层，成为西方社会主要的阶层群体。由于这个新崛起的群体和原先的蓝领阶层在很多方面不同，西方学者通常将这个新的职业群体称为新中产阶级。随着新中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其在社会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焦点，系统化的中产阶级理论也由此逐渐形成，“中产阶级”也成为西方研究社会分层最常用的概念。这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是最深远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中产阶级理论，在其代表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米尔斯主要根据财产状况和职业特点，对新老中产阶级之间的区别以及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性质进行了研究。当然，由于米尔斯的中产阶级理论主要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因此米尔斯关于中产阶级的相关理论是否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就存有争议。关于这一点，在此不做进一步分析。

综合米尔斯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所谓的旧中产阶级主要是从事脑体混合劳动，拥有少量独立资产、自主经营的小企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以及自由职业者;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则主要是以脑力劳动为主，没有独立资产的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办公职员、销售人员为代表的薪金雇员。新老中产阶级之间有明显区别。一般而言，老中产阶级以自由农场主和小企业家为主体，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财产，并从事体力劳动，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5]新中产阶级大多没有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资料，但却拥有专业性非常强的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以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经营，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的职能，因而不仅能得到劳动力的收入，而且能得到知识投入的收入，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见，新老中产阶级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职业方面，而不在于财产方面。由于新中产阶级不再从事体力劳动，因而也被称为“白领”。对于新中产阶级这种转变，美国学者布雷弗曼指出：“这批人员像工人阶级一样，除受雇以外无法进入劳动过程或接近生产资料，而且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劳动以供资本使用。”“如果我们和许多人一样，把这个阶层叫做‘新中等阶级’，那么要看到这个新中等阶级与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不起直接作用的旧中等阶级不同，‘新中等阶级’是处于资本增殖过程的一部分，它具有双重性的特点。它不仅享有小小的一份资本的特权和报酬，而且还带有无产阶级身份的标志。”^[6]

2.　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

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目前最为人们熟知、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增长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很多时候，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无需证明的理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培育中产阶级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追求目标。事实上，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论”并非始自今日，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产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两派，由于穷人和富人是天然的敌人，两者之间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这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中产阶级拥有适当的财富，因此他们最容易听从理性，可以做到安分守己，是理想的中庸阶层。亚里士多德提出，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形成的共和政体是最为稳定的政体。在马克思阶级理论中，虽然认为中产阶级的瓦解将导致社会动荡和阶级冲突，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产阶级没有瓦解，而是不断得到壮大，社会将逐步趋于缓和，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将有可能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产阶级有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前文已经指出，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正是观察到这一变化，伯恩斯坦才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中产阶级理论。在伯恩斯坦看来，在现代社会，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不仅不是在瓦解和消失，而是在不断壮大，不论是“相对和绝对”的数量上都是这样，逐渐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内部不像无产阶级内部那样高度同质化，而是逐渐分化，因此中产阶级不再像无产阶级那样能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进而缓解社会因阶级对立而产生的压力。由此可以看出，伯恩斯坦已经认识到中产阶级在缓解阶级对立、维护社会和谐方面中的价值所在。

在米尔斯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中，新中产阶级有如下几个特征：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薪;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米尔斯认为“各中产阶层的社会形态不同，物质利益互相矛盾，意识形态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他们是依赖性变量，他们并不会自己展开强大的政治运动”。^[7]如果我们对米尔斯的这些论述中的某些观点稍作进一步延伸分析，就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为什么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比如，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政治运动往往导致社会动荡，既然中产阶级不会开展政治运动，当然就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再比如，贫富差距过大常常导致社会动荡，但如果中产阶级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主体力量，一方面这就意味着社会主流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变得不再悬殊，社会冲突就可能变得更为缓和;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这就意味他们对于社会下层贫困群体为改善自身处境而进行的任何举动(不论是激进的还是缓和的)都可能采取拒绝与回避的态度，他们希望的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中产阶级的存在与扩大必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中产阶级被学界视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后卫”，成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缓冲带。显然，中产阶级数量越多，意味着缓冲带的面积越大，社会也就可能变得越稳定。

为什么中产阶级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呢?其中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但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经验，我们认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某些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经济方面，主要是因为已经拥有而害怕失去。顾名思义，中产阶级就意味着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财产和相对稳定的工作，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舒适生活，这使他们不仅对现状表示满意，而且对未来也有稳定预期。中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使他们不愿意社会产生动荡，因为社会动荡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失去目前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中产阶级反对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行为。第二，政治方面，主要因为希望拥有而导致冷漠。冷漠是指“政治冷漠”。“政治冷漠”是米尔斯对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描述。米尔斯认为，为了掩饰不确定性和寻找安全感，他们(中产阶级)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冷漠，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米尔斯发现，因为虚幻的声望因素作祟，相当部分的新中产阶级或白领人士即使在收入、财产和技能方面与雇佣劳动者无异，他们也拒绝认同于无产阶级。他们不会关心本阶级的利益，更不会关心整个社会或国家的前途，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成功，或者干脆说经济上的成功。这庞大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8]如果用更为直接的语言来解读米尔斯的这个论断，实际上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为了确保自己能过上所谓的体面生活，中产阶级只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对政治、对国家的事情皆无兴趣，因而产生所谓的“政治冷漠”。这种现象当然是统治阶层乐意看到的，当然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是，如果米尔斯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冷漠”的论断是一种普遍性的现实现象，那么另外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可能就要遭遇挑战。这就是被很多发展中国家追捧的理论：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利于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这个理论认为，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集团有着反叛现有政权的革新精神，一般是自由、民主建设的重大动力。但如果“政治冷漠”是中产阶级的普遍性特征，这个指望培育一部分中产阶级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期望可能将会落空。事实上，近些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产阶级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可能并不支持国家实行普遍选举的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还要进行论述，在此不再进一步分析。

总之，关于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目前最为流行的理论就是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这种理论认为，历史上，中产阶级的壮大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灭亡，“从历史的进程看，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9]现实中，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之所以能保持基本稳定，主要原因也是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主体，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分层结构。

但是，必须注意到，关于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观点并不是得到所有人认同，也就是说这个观点在学界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之所以产生这种观点，综合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从成员构成来看，中产阶级并不像无产阶级那样是一个高度同质、高度单一的群体，而是极端异质、极端多元的群体。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目前学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主要是从职业状况和财产状况两个维度进行阐述的。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比较清晰的界定维度为中产阶级的认同带来了混乱，某种程度上使中产阶级是否是一个界定相对统一、得到普遍认同的“阶级”都产生了疑义。事实上，目前，西方学界除了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借用“市场能力”的划分，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阶级以外，“同意吉登斯‘统一中产阶级’观点的人并不多，反对者却众多”。^[1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不论是以职业状况界定还是以财产状况界定，中产阶级本身都是分化大于统一，很多时候很难将其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来看待。比如，以职业状况看，目前公认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文秘人员等。如果对这些职业进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职业相互之间差异很大，不同职业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差异十分悬殊，不同的职业之间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内部之间差异也很大，同一职业内部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也十分悬殊。这些差异足以使中产阶级之间产生巨大的利益冲突，很多时候，在当代社会，一部分中产阶级(或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所得往往就会导致另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利益所失，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中产阶级内部分歧大于统一、矛盾大于和谐，而难以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也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再比如，以财产收入状况看，适当的财产收入是保证中产阶级过上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因而是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但在收入标准上，目前不同的国家却存在不同的界定标准，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差异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同一国家，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也变动很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不同的研究、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收入标准以界定中产阶级。比如，被很多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典范的美国，就存在很多标准，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就可以算作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属于中产阶级;有人则将这个标准界定为4万美元至25万美元，以此而论，美国中产阶级大约占总人口的80%。在我们讨论的印度，标准更是五花八门，后面我们将做进一步介绍和分析。收入标准本应是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而在这个标准上却存在如此之大的分歧，也就意味着中产阶级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其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中产阶级很多时候也并不都像很多人所描述的那样成为社会稳定器。在现代意义中产阶级出现的早期，也就是西欧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是：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联合在一起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反抗，因为此时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比，虽然拥有一定的财产，但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却相对低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中产阶级的崛起确实对于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米尔斯也正是基于对这一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得出了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结论。但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战后发展黄金时期，处于世界的绝对霸主地位，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之所以稳定并不一定是中产阶级发挥了主要作用。事实上，如果对此后的美国历史做进一步跟踪观察，就会发现中产阶级在很多时候特别是60年代时期，反而充当了追求社会变革主导力量，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因此，不能因二战后美国出现过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而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美国二战后出现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在其他国家难以出现，即使美国本身也很难重现当年的繁荣盛景。因此，把对这一特殊国家、特殊时期得出的结论推及到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某种程度上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其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中产阶级很多时候也并不像很多人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稳定器。当前，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理论在全球的流传和西方发达国家所展示出来的美好图景，对于那些面临严重社会动荡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积极培育和不断壮大本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种最为时髦的追求。对这些国家来说，解决一切棘手问题的核心好像已经系于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仿佛中产阶级已经成为解决这些国家面临诸多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实际情况恐怕未必如同想象的那样乐观。前面已经指出，即使被发展中国家作为追赶目标的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描绘的那样一直就是社会稳定器。如果考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中产阶级的产生不仅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稳定，反而在某些时候成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比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80年代民主化运动中，中产阶级都是主要力量。拉美的经验和教训也同样说明中产阶级并不必然成为社会稳定器。当然，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屡屡发生骚乱的泰国，不论是当年推翻他信政府的军事政变，还是近两年来的曼谷骚乱，几乎每一次社会动乱都能看到泰国中产阶级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运动虽然造成了暂时的社会动荡，但最终却使韩国和台湾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民主体制，中产阶级在其中还发挥了较多的积极作用，那么泰国的中产阶级则对国家发展更多地发挥了负面作用。多年来，泰国经济一直是城市经济，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农村和农民处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地位，泰国基本上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持续发展，更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家。自从2001年以来，因他信及其追随者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农村和农民，而不利于城市和中产阶级的政策，遂引起城市中产阶级的不满，因而造成中产阶级支持的军事政变和城市骚乱的发生。显然，泰国并未因已经拥有一批中产阶级而实现本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反而使泰国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产阶级成为泰国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因为泰国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解决严重的城乡差距问题，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但这又必然损害城市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到城市中产阶级的反对和抵抗，他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提出了诸如“废除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等改革要求，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显然令很多人大跌眼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会成为社会稳定器的，有时候甚至不仅不能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成为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更甚者，像泰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某种程度上成了社会发展的阻力和障碍。由此来看，中产阶级要成为社会稳定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综合各方面研究，简要地说，至少要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必须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具备压倒性数量优势，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成为中产阶级;二是中产阶级的相关合理利益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三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制度已经比较健全，并能有序运行，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程序化方式合理解决，而不是动辄就以社会动乱和军事政变方式解决问题。

3.　关于印度的中产阶级

从世界范围来说，中产阶级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对印度来说，也是这样。根据印度学者米什拉的研究，印度的中产阶级最早出现于18到19世纪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也是印度开始工业化，并相应在工业部门产生新职业的时期，在那时从事这些新职业的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核心。随着职业的扩张，中产阶级相应扩大。当然对进入者来说是要求有一定的教育(文化)或技能。英国殖民时期，这些有“新”知识和技能的人是到英国留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英语成为划分这一新兴中产阶级的语言。起初，这一阶级主要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上层等级组成，他们首先接受高等教育并因此得以进入这些新兴职业，慢慢地，来自下层等级的人也开始进入这一阶级。在印度的独立运动中，这一阶级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1]但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独立之前以及独立之后30多年里，印度都存在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作用，但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政府开始实行自由化经济改革之后。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具有自由文化消费特征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出现。1991年开始的拉奥经济改革使得自由化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印度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一时期中产阶级成员构成主要是小工商业者(制造商和贸易商)、中农、企业家阶级、一大部分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各类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部分政治精英分子。^[12]自此，关于印度的中产阶级研究也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特别是考虑到印度数量庞大的人口基数，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将在经济上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西方发达国家对印度的中产阶级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在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关键，一是数量问题，就是目前印度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二是作用问题，就是目前的印度中产阶级在印度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

在数量方面。虽然在印度已经产生了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这一问题上已经没有异议，但在印度目前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迄今为止却存在很多不同的说法。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中产阶级要真正能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基本前提就是中产阶级要占到一个国家总人口数的一定比例，在数量上具有压倒性优势。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目前存在很大分歧，不同的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得出了差异甚大的结论。这些判断和结论之所以不同，有的是因为统计标准不同，有的是因为数据来源不同;还有的是出于不同的目的，比如在一些商业调查中，有意夸大印度的中产阶级规模，以此达到推动市场消费需求、吸引外来投资、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总之，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目前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问题有多种论述。有的以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为一种推测，认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数量庞大，但根本不能提供具体的数据。有的认为目前印度中产阶级规模已经“大于”美国的总人口，但要知道美国总人口只有2亿多，而印度却有近12亿人口，因此即使是这样，印度的中产阶级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也很小。而且，这个数据估量既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也可能不符合印度的实际。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在2005年的全球零售业发展指数中指出，印度中产阶级数量的乐观估计现在大约为3至4亿人。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第55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印度中产阶级数量有2.41亿：其中城市居民数量为1.282亿，每年人均消费额为14513卢比;农村地区的中产阶级人数为1.128亿，每年人均消费额为10309卢比。如果以此为基数，按照每年5%—10%的增长速度，^[13]那么到2008年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就应该已经达到3.39亿至4.70亿。还有更为乐观者，里昂证券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曾认为目前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已达2亿个，约8.6亿人口，但这个结论一经公布旋即引起很大争议，受到各方质疑。因为，即使根据印度官方的最新数据，目前印度也尚有2.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如果按照里昂证券的统计标准，除去两亿多贫困人口，其余的印度人就基本上都已经是中产阶级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印度社会实际的一种结论。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则将家庭年收入20万卢比至100万卢比(1美元约合44卢比)的家庭算作中产家庭，以此标准来衡量，在2009至2010财政年度，印度有2840万个家庭跻身中产阶级行列。按平均一家5口人计算，印度中产阶级人数约为1.4亿，占总人口的12%左右。2010年1月，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表报告称，印度中产阶级人数在2030年将超过6亿人，届时2/5的人口都是中产阶级。综合多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基本上在6200万到4亿之间，但是大家经常说的数字是在2.5亿到另一些人认为的3亿之间，后者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6年3月去印度之前和旅途中重复提到的数字。^[14]在考虑到印度的高通货膨胀率情况下，相比以上各个机构所得出的数据，能够真正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具备中产阶级特征的印度中产阶级数量得大打折扣。当然无论具体数字多大，大家一致同意印度的中产阶级规模正在增长。

在作用方面。(1)　维护社会稳定。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印度的中产阶级也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但印度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发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并不一样。前文已经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一个重要条件是中产阶级已经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在经济上因为已经拥有而担心失去，在政治上因为希望拥有而产生冷漠，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成为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但在印度情况却有所不同，虽然目前在关于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一问题上存在多种说法，但印度中产阶级在数量上至今并未成为印度社会的主体力量却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中产阶级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之所以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起到了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由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法治环境较好，产权保护严格，政府鼓励个人创业，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印度的中产阶级大部分都是通过自身奋斗而实现了自己的中产梦。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中产阶级的奋斗和成功对其他人就有一种积极的示范作用，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只要个人努力奋斗都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都可以成为中产阶级。这种示范作用，使目前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不至于把不满发泄到社会，把愤怒指向政府，从而缓解社会的紧张情绪，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和平相处，而不是相对对立，从而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他们成功的历程和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下层阶级起着一种安慰和鼓舞的作用，给社会底层的人们一种只要自己努力也有可能摆脱悲惨生活、实现梦想的希望。中产阶级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底层的暴动情绪，也是有着庞大贫困人口的印度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2)　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前面在分析印度经济模式时曾经指出，在出口、投资、消费三个拉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和出口。印度消费之所以旺盛，主要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的消费拉动。2005年科尼尔管理咨询公司发布全球零售业发展指数，列出了五个正在形成的零售业市场，其中印度排名第一，这一结论主要就是基于印度有庞大的中产阶级而得出的。里昂证券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在2亿印度中产家庭中，91%的家庭有手机，72%的家庭有摩托车，71%的家庭有自己的住房，20%的家庭使用信用卡，19%的家庭有小汽车。这些显然是消费的结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相关消费还会持续增长。可以说，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使印度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消费阶层，尽管现在印度中产阶级还不如西方的中产阶级富有，消费层次也不高，但他们对于促进印度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是印度繁荣的真正的增长动力。^[15](3)　促进政治发展。政治上，印度早就建立了议会民主制，但很长时间内都是国大党一党独大，根本没有和国大党抗衡的全国性政党，印度政坛的这种不正常局面直到印度人民党成立并不断壮大才开始改变。特别是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执政党，标志着印度由此正式进入多党政治。印度人民党之所以能够产生并逐步壮大，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印度中产阶级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稳健的中产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成为该党的支持者。^[16]当然，总的来看，目前印度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对国大党的支持人数仍然多于对人民党的支持人数，但上层中产阶级则大多支持人民党，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可以预见，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多，印度的政治形态仍将发生相应变化。

当然，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和正面的作用，但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目前印度的中产阶级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近些年来中产阶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狭隘性越来越明显，二是中产阶级影响下的印度政府并未真正把改善社会不平等作为重要问题认真对待，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竞选口号。关于这两点，我们在其他章节还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在此不做详细阐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9页。
[3] ［美］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853页。
[4] 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兼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社会》，2005年第4期。
[5] 周晓红：《〈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读书》，2007年5月。
[6] 朱耀群：《中产阶级与和谐社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7]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1—393页。
[8] 转引自周晓红：《〈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读书》，2007年5月。
[9]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社会》，2005年第1期。
[10] 同上书。
[11] 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印度］N.拉加拉姆：《印度与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与关注》，《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李春玲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 D.塞思:“Economy　Under　Siege”，Financial　Express，1991年9月16日，转引自牛慧娟、洪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中产阶级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第67页。
[13] http://www.indiaonestop.com/middleclassesindia.htm.
[14] 转引自［印度］N.拉加拉姆：《印度与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与关注》，《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李春玲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5] ［德］德卡尔·皮尔尼：《印度中国如何改变世界》，陈黎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21页。
[1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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