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贫民是位于印度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最下层的群体。这个群体构成比较复杂,按照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来看,既有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绝对贫民,也有生活境遇尚可的一般贫民。关于印度下层贫民的数量,更是有很大的模糊性。因为,就数量极少的大资产阶级来说,和印度近12亿人口相比,绝对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说,在印度,除了一部分中产阶级以外,其他人都可划为下层贫民,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本身就是一个模糊问题,存在不同的统计口径和不同的数字,这就造成了印度下层贫民的数量也无法精确估量。但无论如何,印度下层贫民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因为印度中产阶级的数量,即使按照最多数量,即4亿来估算,那么印度仍然有8亿多人口属于下层贫民。如果中产阶级按照最少数量估算,印度下层贫民更将是一个惊人数字。当然,下层贫民并不意味着生活绝对窘迫,只是说他们和中产阶级(更不用说大资产阶级)相比,在印度经济发展中获益不多,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尤其是和近20年来印度飞速发展的经济相比,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被抛弃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既没有参与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没有享受印度经济发展的成果。至于,这个群体中的绝对贫困人口(包括农村中最贫穷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窟中的贫民)则是印度社会中境遇最为悲惨的一部分。下面,我们分农村贫民和城市贫民两个部分,对这一群体做简要介绍和分析。
1. 依靠举债度日的农村贫民。至今,印度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总的来说,尽管近些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发展,但广大农民却获益甚少,和城市的发展相比,农村仍然落后,城乡差距巨大。2003年,有关调查显示,印度城市里收入较高的家庭年均税后收入约为3.375—15万卢比(1美元约为48卢比);而在农村,一个农民每年要在地里劳动150天,每天的收入在60—80卢比,一年下来才挣9000—12000卢比,其中8成以上用来应付家庭开支。[1]2006年,据OECD的数据显示,2005—2006年度印度GDP增长率达8.4%,其中服务业增长10.3%,工业增长7.6%,而农业仅增长3.9%。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显示,城市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途径。但在印度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城市化进程却十分缓慢。从1981年到2001年这20年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仅从23.7%上升到27.8%,大大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印度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全国有2.6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些农民大部分时间从事耕作,小部分时间当临时性的民工,以此勉强维生。他们缺乏土地,没有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技术均落后,以致政府的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也很难使农民受益。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险,喝不上卫生的饮用水,用不上电,煤油灯仍是印度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照明工具。由于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制约,印度农业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在旁遮普、哈里亚纳等一些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农业发展势头不错,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农业却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些地方的农产品毫无竞争力,农民收入也就十分微薄,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出卖苦力赚钱。尽管独立以来印度政府为农民制定了不少的脱贫计划,出台了不少脱贫政策,但这些政策大都很难落到实处,很难看到明显成效,除了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印度的农村基层政权几乎全由高种姓的人把持,这些掌握农村基层政权的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将中央政府给农村的一些优惠政策尽为自己享用,地主富农通过将土地化整为零冒充小农户申请贷款,政府官员则大肆挪用贷款和补贴或者在发放贷款时索贿,类似丑闻随处可见,随时都可能发生,以致于真正需要扶持的农民根本无法从政府实行的各项优惠政策中获得好处。很多农民为了生计,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以致于最终导致农民债务问题成为印度政府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2005年5月,印度统计和规划执行部下属的国家抽样调查组织发布的“农民家庭债务调查”显示,截至2004年,印度农民家庭平均负债12585卢比,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负债名列前几位的恰恰是绿色革命开展得比较成功的邦,如旁遮普(41576卢比)、克拉拉(33907卢比)、哈里亚纳(26007卢比)、安德拉(23965卢比)和泰米尔纳都(23963卢比),旁遮普邦的“表列部落”和“表列种姓”的家庭平均负债额更是高达100000卢比和118495卢比,而没有参加“革命”的“表列部落”和“表列种姓”的家庭平均负债只有不到6000卢比和8000卢比。因此,印度农民联合会秘书长瑞迪指出,印度当前面临农业危机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农民负债严重。这种情况表明,最初阶段给印度农村和农民带来实惠的绿色革命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绿色革命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而印度农民大都没有多少存款,为购买化肥和农药等就必须向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债。但在印度,虽然银行的贷款利率较低,但从这些银行贷款,程序非常复杂,条件非常严格,必须有一定的房地产等自有资产证明,或者他人提供担保等,而印度大多数农民生活非常贫困,根本不可能提供资产证明,更找不到可靠的担保人,因此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农民(有统计数据为87%)被迫转向高利贷者。农民举债高利贷后,如果遇见风调雨顺的年份,尚可还清债务,但一旦遭遇不测风云,则不仅无法还债。许多人为还旧债而不得不再举新债,最终利滚利,形成恶性循环,很多农民因此债台高筑。面对债台高筑的生活困境,很多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小农选择了让出土地经营权而最终破产,很多重债缠身的农民丧失了对生活的希望,最终只能选择自杀。因此,近几年来,印度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就是经常有农民自杀。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1997至2007年,印度农民自杀人数总共为182936人,其中1997至2001年,平均每年自杀人数为15747人,但2002至2007年,每年平均自杀人数增为17366人。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最新数据,因作物歉收导致生活困顿等因素,印度农民2007年自杀人数为16632人。印度媒体不时有这方面的报道,仅在2006年,在安得拉邦的一些农村,就至少有数百名农民因无力偿还个人债务而自杀。据印度非政府组织全国社会观察联盟资深研究员桑图希·库玛·帕特拉称,作物歉收导致生活困顿,是农民自杀主因。[2]近些年来,印度政府在解决农民债务问题上出台了不少政策,采取了不少举措。比如,2008年,印度政府就曾宣布免除部分农民积欠国有金融机构的5000亿卢比(约合128亿美元)的债务。根据这一计划,约有3000万名农民的贷款将被全部免除,另外还有1000万农民将获得政府总计1000亿卢比(约合26亿美元)的特别资金援助。这些政策从某种程度上的确能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带来一定实惠,但必须看到,这仍然是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并未解决导致农民欠下重债的根本原因。这些农民的债务暂时被免除,但如果没有增收渠道,他们最终不得不再次重复举债度日的生活轨迹。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和增收问题,印度农民将可能继续重复这样的悲惨生活。因为,面对一系列不利于最底层民众的制度安排,他们无能为力。
2. 生活在贫民窟的城市贫民。印度的城市贫民以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内的最为典型。贫民窟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当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城市尚不足以为这些人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时,贫民窟便由此产生。因此,联合国对贫民窟定义就是: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最不卫生的环境、犯罪和吸毒盛行的穷人避难所。联合国对贫民窟的这些描述同样适用于印度。多数的印度城市贫民窟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严重缺水,卫生条件极差,很多贫民窟既没有任何自来水设备,也没有公共厕所,更无自建厕所,没有下水道等排污系统。在孟买,许多贫民窟住户旁挖有细长的排污沟,气味难闻,污染严重。总之,生活在贫民窟的下层城市贫民和周围的高楼大厦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中产阶级以及上层资产阶级相比,完全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此外,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所以印度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口数量惊人。联合国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印度的贫民窟人口达到1.7亿,其中孟买最多、最为知名,全市有大大小小的贫民窟近2000个,1100万人生活在里面,占到该城市总人口的2/3,其中的达哈维贫民窟的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印度为什么会形成规模如此之大的贫民窟呢?简要分析,印度贫民窟的产生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 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印度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并且公民愿意在哪里登记,就可以在哪里投票。这些规定就使每个印度人都可以在印度境内自由迁徙,特别是能自由地从农村迁徙到城市。(2) 前文已经指出,独立后印度并未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村土地依然高度集中,很多农民没有土地或仅有很少的土地而且随时都可能失去,当这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便到城市寻找生计,而城市又不足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贫民窟便由此产生。根据印度2002年统计数据,印度流动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27.4%,接近2.7亿人,其中有将近1.9亿的国内流动人口来自农村。(3) 印度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印度政府不仅不可能对贫民窟实行强制拆迁,有时候反而还要为贫民窟提供必要的生活设施,以拉取生活在贫民窟中贫民的选票。但无论如何,大量贫民窟的存在都表明印度的现代化任务十分繁重。应当说,近些年来,印度政府为改造贫民窟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2006年,印度政府实施“尼赫鲁城市重建任务”,计划从2006年到2012年为全国城市提供1.5万亿卢比(326亿美元)费用,其中一部分费用将用于城市贫民窟改造。2009年6月4日,印度又提出了五年消除全国贫民窟计划,总统帕蒂尔表示,政府将展开城市特殊造房计划,旨在为城市穷人和贫民窟住户提供住房,希望在未来5年内消灭贫民窟。为此,政府将为地方各邦改造城市贫民窟提供财政支持,预计为穷人建造1500万套住宅,其中一部分用于安置城市贫民窟居民。对此,印度一些邦政府表示响应,马邦政府提出,该邦将对24个城市的贫民窟进行改造,对1995年前产生的贫民窟居民重新安置,将为每户提供一间约合24平方米的公寓。孟买市政府则与房地产商联合对贫民窟进行拆除改造,为每家住户发放一笔安置费,这笔安置费可在价格较便宜的北部选购一套小型住宅。但很多邦政府提出,对贫民窟进行改造有很多困难。比如,目前印度约有近一半的贫民窟位于当地政府或机构的公共用地,包括铁路沿线和公共排污系统附近等。印度中央政府认为这类贫民窟属于非法侵占土地行为的产物,对其不予承认,因此这些贫民窟将无法分享中央政府的投资。这就意味着各邦政府将单独承担近一半的改造费用,显然存在很大困难。当然,我们认为,对印度政府来说,采取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为居住在贫民窟的人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从根本上采取措施解决贫民窟问题,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现有贫民窟进行拆除,最终效果肯定不令人感到乐观,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旧的贫民窟还没有解决完,新的贫民窟又开始出现。当社会最底层群体仍然是一个庞大数字的时候,他们为了生存,随时都可能会搭建起新的贫民窟。因此,解决贫民窟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变社会的分层结构,逐步缩小社会底层群体的数量,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
[1] 钱峰:《印度农民:穷的穷,富的富》,《环球时报》,2003年10月5日。
[2] 星岛环球网,www.stnn.cc,200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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