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在经济方面主要面临两大历史性任务：(1)　改善和提高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于受到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掠夺，独立前的印度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不断爆发饥荒和瘟疫，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让印度人民过上幸福日子自然成为独立后的印度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2)　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由于长期的殖民经历，印度精英人士对外国资本非常警惕。包括尼赫鲁在内的许多印度有识之士都把发展本国工业化视为摆脱英国殖民经济束缚、树立民族自尊心，最终获得政治、经济独立的主要条件。^[1]因此，独立后印度政府就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国际资本控制、不依赖国际市场的经济体系，而且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有重要影响。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标，并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的自给以及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快速发展，印度在开国总理尼赫鲁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计划和控制，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限制私营企业，因此它不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独立后，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对原殖民政府或外国资本和私营资本掌握的矿山、铁路、金融等企业实行国有化，明确国有、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和竞争等，以达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的目的。

但如仔细分析，这种混合经济模式虽然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有更多相似点，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仍有很大差异，主要区别有两点：(1)　在工业方面，印度虽然实行了计划经济，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并没有实行前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印度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8%增长为1991年的26%，但私有制企业存在也一直允许并得到较好发展。而标准的苏联模式则不是这样，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消灭了非公经济成分，1925年全国非公经济比重为20%左右，两年后这个数字就下降为14%，到了1929年已经下降将为零，非公经济在苏联彻底消失。其他实行苏联模式的一些国家，如东欧和中国等基本也是如此。但印度的非公经济并没有得到毁灭性打击，一直与国有经济并行存在，但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这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2)　在农业方面，印度没有像苏联那样实行农业集体化，所有农户都要加入集体农庄，印度的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土地一直实行私有制，而且分配极其不均，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点我们后面将做分析。

尼赫鲁主导建立的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计划经济、公营企业+混合经济体制+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绿色革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消除贫困。尼赫鲁之所以要在独立后的印度建立这种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模式，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1)　谁好就追捧谁，当时的苏联经济由于实行集中所有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功，表现优异，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的对象，独立后的印度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选择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符合现实逻辑，并不意外;(2)　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从产生之日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都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阶段性的发生经济危机，而且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大萧条”几乎埋葬了整个资本主义，尼赫鲁当然不希望在印度也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尼赫鲁很早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936年，他就提出：“我相信，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惟一途径是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外，我看不出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消除印度人民的贫困、大量失业、堕落和屈辱。”^[2]在这种思想主导下，独立后的印度在政治上接受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而在经济上却拒绝了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概而言之，按照尼赫鲁的设想，这种混合经济模式是想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两个目标平衡发展，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独立、人民生活富裕而平等。1947年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建立“一个既能最大限度实现增长，又不致造成私人垄断和财富集中的经济结构，以取代贪得无厌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极权国家统治。”^[3]

虽然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一定的区别，但从本质上看印度建立的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仍然是一种以集中全社会资源、优先发展基础工业和公营部门为重点的发展道路，^[4]仍然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这种赶超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初期阶段，可能会取得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但长期趋势上却并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逐步加大。印度经济发展历程就是如此。从1947年取得国家独立到9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印度的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通过对三个阶段的简要回顾来分析印度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特征。

第一阶段：1947—1956年，即从印度独立到“一五”计划结束，是经济恢复时期。印巴分治不仅造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大仇杀，而且打乱了本来就不平衡的国民经济。分治后大城市和大工业均分布在印度境内，而原料产地和粮食产区却多半分布在巴基斯坦。据统计，91%大工业如钢铁、黄麻、造纸等工业几乎全部留在印度，而巴基斯坦却生产38%的棉花和80%的黄麻。这就使独立初期的印度花费巨额外汇进口黄麻、棉花和粮食。印度独立初期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工业生产总指数从1948年的108.4下降到1950年的105。农业生产下降到1950—1951年度的95.6%，粮食生产下降到90.5%。为改变这种状况，印度政府拟定了“一五”计划(1951—1956年)，其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印度停滞不前的经济结构，以便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经过努力，印度国民经济在“一五”计划结束时，平均增长率达到3.6%，超过原定指针的2.1%。五年内工业生产增长25%，农业生产增长22.2%。按1970—1971年价格计算，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7.4%，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4.3%，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3.6%。此间，物价比较平稳，工厂工人实际工资恢复到战前(1939年)的水平。在“一五”计划期间，还实行了取消中间人地主的土地改革，有40%耕地面积的土地转移到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并促进了印度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6—1966年，即实行“二五”和“三五”计划的十年，是印度工业体系形成时期。根据尼赫鲁的经济发展战略，印度“二五”和“三五”计划在工业方面强调优先发展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在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集中力量投资在电力、冶金、矿山、采矿、机械制造、化工原料、采油、煤油、石油化工以及化肥等各种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方面，从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过十年的努力，工业生产增长近一倍，总指数从1956年的136(1950年为100)上升到1966年的264.4。工业产品增长最快的是为生产服务的机械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其中机床增加21倍，内燃机增加7倍，动力水泵增加5倍，发电机增加4倍，家用电冰箱增加6倍。此外，食糖和食油分别增加14%和13%，机纺棉布反减少15.2%。印度政府在积极发展国营企业的同时，也鼓励私人垄断财团以及同外国资本合作兴建的新型工业。印度国营企业从21家增至74家，投资额增加29倍，从8.1亿卢比增至241.5亿卢比。印度国内和国外垄断组织在印度投资增加132.5%，从47.83亿卢比增加到106.93亿卢比。印度五家最大的财团资产总值从1958年的45.44亿卢比增至1966年的131.94亿卢比，增加近两倍。在农业方面，尼赫鲁的战略是实行乡村发展计划和实行合作社。前者的核心是建立一套合作社评议会制度，使其成为农村基本经济行政单位，要求十年内把全部耕地纳入广泛的发展计划，并在美国专家的建议下实行农业精耕计划，集中使用高产品种、化肥、农业机械等现代化技术，以达到大幅度增产目的。但该计划当时基本上未能实行。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继任的夏斯特里抛弃了尼赫鲁的上述战略。其间，工业增长一倍，而农业只增产14%，年平均增长率为1.5%。而且农业生产很不稳定，每隔两三年就出现一次减产，有时甚至出现大幅度倒退。如1965—1966年度的农业生产比1958—1959年度低16.6%。1965—1967年连续两年灾荒，加上1965年的印巴战争和美援的中断，形成了以粮食恐慌、通货膨胀、外汇短缺和工业减产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严重影响了工业的发展。

第三阶段：1966年至1984年，即从三个年度计划，经过“四五”、“五五”、“六五”计划到英·甘地逝世，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是着重发展农业。60年代中期，印度粮食恐慌，粮食库存全部耗尽，配给制度基本上依靠美国进口小麦来维持，从而使印度对美国和世界银行的依赖加深。为改变这种状况，在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英·甘地开始实行所谓“绿色革命”，即农业发展新战略。在工业方面，给国内外私人投资提供新机会，开展放松工业许可证政策，将十四家大银行(存款总额占全国56%)收归国有，对垄断财团新建和扩建进行审批等限制措施。在这个时期，对农业和能源动力方面的投资比例增大。农业投资比重从“三五”计划(1964—1969)的20%，提高到“四五”计划(1969—1974)的23%。工业企业的投资从20%下降到18%。“六五”计划(1980—1985)对农业的投资占25.4%(“五五”计划为21.7%)，能源动力开支占28.1%(“五五”计划为26.2%)，工矿业开支占15.4%(“五五”计划为18.7%)。“六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5.2%，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28%。

[1] ［英］狄帕克·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77页。
[2] 尼赫鲁：《印度与世界》，伦敦，1936年，第83页。
[3] B.R.纳雅尔：《印度混合经济：观念和利益在其中的作用》，孟买，1989年，第18页。
[4] 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巴蜀书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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