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印度经济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　实行公私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印度独立以来一直实行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同时发展的方针。1948年4月的工业决议中写道：“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增加国民财富的办法是扩大目前已进行的各种生产活动，并集中力量建立其他新的生产项目，而不是接受原有企业。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只要方向对头，调节得当，也可以起到极有价值的作用。”1956年的工业政策决议把工业分为三类：第一类共17种，由国家垄断，其中包括武器、弹药、原子能、钢铁、重型铸件、重型机械、重型电器、煤炭、石油、航空、铁路、造船、电力和采矿等工业。私营企业已在这类工业中经营的仍允许继续经营。第二类共12种，由国家建立公营企业，同时允许私营企业进入以补充其不足，这些工业包括机床、药品、合成橡胶、公路运输和海上运输等。其余均属第三类，留给私营部门经营。金融和外贸由公营部门控制和经营。

公私营两种经济部门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有各自的经营范围，在同一计划下发挥各自作用。公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转期较长、收益较少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军火工业、公共设施、重要的金融机构等。它们通过印度接管英国殖民政府原有企业、对私人企业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兴建而得到迅速发展。它们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起着统治和支配的作用。“一五”计划开始时，只有五家中央控制的公营企业，到1982年初，已增至203家，增长40多倍。投资额在1951—1952年度为29亿卢比，1982—1983年度增至2659亿卢比，增长850多倍。^[1]投资额占全国有组织企业(指概括据印度各种法令进行注册并受其管制的工业企业)投资总额的50%，拥有整个生产能力的60%。在国内净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约占20%左右，企业的职工人数占全国有组织企业职工总数的65%以上。70年代末，公营企业在印度100家最大公司中的数目已增至36家，资产共1088.3亿卢比，占100家最大公司资产总额的74.3%，其中有的公营企业已列入世界的“跨国公司”，如印度钢铁管理公司在世界43家最大钢铁托拉斯中名列第20位。从公营经济的规模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来看，它已成为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从性质上说，它无疑代表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　实行计划经济并优先发展重工业。1956年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比例、结构等进行统筹规划，实施五年计划。印度至90年代已实施9个五年计划，从未间断。在发展中，尼赫鲁坚持把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他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你要发展，你就必须有更多钢铁，而且有自己制造机械设备的能力。”^[2]印度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在一个长时期里，工业化的速度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将依靠煤电、重型机器、重人工和整个重工业，重工业将增加资本构成的能力。”根据这一思想，“二五”计划重工业投资占计划总额的84%，消费品工业投资仅占16%。60年代上半期生产资料产品增长17%，而消费品工业只增长4.5%。

3.　对私营企业实行既保护又限制的双重政策。印度政府在发展公营经济的同时，也大力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积极扶植大财团的经济发展。印度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私人垄断资本发展的措施，如实行垄断和贸易行为法、工业许可证制度等，但总的说，扶植是主要的，或“小限制大扶植”。私营经济的消费品工业、建筑业，商业利润一般都比较高，而公营企业由于投资大，利润均较低，而且公营企业为垄断财团提供所需要的种种有利条件，如廉价原料、燃料、基地设施、机器设备、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等方便。正如阿吉特·罗易在《印度垄断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公营经济提供最基础的结构，而“私营部门主要是垄断资本在这个基础结构上建筑起自己富丽堂皇的大厦”。^[3]在政府和公营企业的扶植下，使本来就具有实力的垄断财团获得迅速发展。1951年拥有2亿卢比以上的财团只有9家，1981年已达100家，其中超过10亿卢比的有44家，印度政府还采取若干措施支持和鼓励非垄断的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一般不超过100万卢比，特点是投资较少，技术水平不太高，容纳劳力多，产品花色品种齐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1961年小企业的数目不到3万家，1981—1982年已增至53万家，拥有固定资产919亿卢比，就业人数750万，其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0%，产品出口额约占全部出口额的20%。尽管每年都有大批小企业倒闭，但又有更多的小企业兴起。小型工业是印度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外国私人资本企业，印度政府一方面采取限制和削弱外国资本在印度的势力和影响，另一方面又允许存在并积极发展同外国资本的关系。独立以来，外国私人资本到70年代末，直接投资总额达216亿卢比(约合27亿美元)，相当于1948年投资总额的8.5倍。除英国资本外，美国、德国、法国等外国资本对印度的投资明显增加。但是，外国私人资本在印度公私营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1949年为55%，1956年为36.3%，1976年再降至1.9%。1978年外国直接投资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就是说，外国资本虽然在印度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但作用远不如独立前。总之，独立后印度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公营经济、印度私人垄断资本、外国私人垄断资本、印度中小私人资本、农村小农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的总和构成印度的经济基础。

4.　自力更生、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早期印度进口替代的重点是新型重工业产品。二五、三五计划中外援部分占经费来源中的27%—28%，但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外援逐年减少。工业自给率达80%以上。印度强调保护民族工商业，凡自己能够生产的工业品均不准进口。印度1973年颁布的外汇条例规定：在印度的外资私人企业必须与印度合营，外国资本一般不得超过40%的股份。但国家优先发展的19种化工业和高科技工业可持股51%—74%。政府还规定，外资企业投资必须同时转让技术。印方有权将转让的技术再横向转让。此条例规定发布后，一些外企被勒令关闭或撤离。1978—1979年，外国跨国公司由540家下降至358家。

客观地说，在尼赫鲁主导建立的混合经济模式下，印度独立后至80年代初，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初步实现了粮食自给，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提高了工业自给能力，培养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科技力量等等。特别是印度国有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到1990年底，中央直属企业由1951年的5家发展到244家，邦级国有企业由50年代末的51家增加到1990年底的843家。印度政府对全印国有企业的累计投资也相应地由1951年的2.9亿卢比上升到1991年3月的19474亿卢比。^[4]

但是总的来看，这段时间内印度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不仅不能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就是与起点比印度还要落后的中国相比，也是相形见绌。从战后初期到70代，印度一直被公认是世界第十工业国，但到80年代中期却不进反退，下降到了第27位。从1950年到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约为6.7%，农业生产为2.7%(粮食为2.9%)。^[5]这种几乎30年不变的缓慢发展速度曾被印度经济学家形象地称为“低增长综合症”现象，^[6]而同期内印度人口增长率约为2.3%。因此30年来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1%左右，近半数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印度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1950年占2%，1980年降至1.4%，同期，在第三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从占10%降到5.4%。1966年到1980年的15年，被印度经济学家称为经济滞胀时期。这个时期印度经济增长率很低，不仅制造业发展非常缓慢，农业发展成效也不大。在全世界农业总产量中由1960占11%降至1980年的9%。全世界工业产量中，印度由1950年占1.2%降至1980年的0.7%，同期，在第三世界工业产量中，从占12%以上降到3%。在全世界的出口总值中，印度占的份额从1965年的0.98%下降到1988的0.45%。同期，在全世界的制造业品出口值中，印度占的比例从0.65%降到0.4%左右。^[8]在70—80年代，印度经济出现了所谓“五低”现象：“计划经济效率低、私营经济市场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发展模式运作低。”^[9]印度著名学者A.R.德赛曾这样评价印度独立后前三十年的情况：“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为希望的十年，第二个十年为失望的十年，第三个十年为不满的十年”。^[10]

可以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印度经济不仅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和已经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差距也日益扩大。特别是在这种混合经济模式下，国家对行业的过度垄断，不仅压抑了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削弱了市场竞争，造成国有企业经营的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浪费惊人，而且导致政府官员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腐败甚至已经被制度化、常态化，印度成为民主政治下权力腐败的“反面典型”，这一点在前文已经有所分析。当时的印度经济虽然不能用“面临崩溃”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但这种混合经济模式遭遇失败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印度经济也已经到了一个“非改革不能前进”的地步。

1980年，国大党再次获得大选胜利，英迪拉·甘地夫人第四次出任总理。针对当时已经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甘地夫人出台了一些经济刺激政策，包括放宽工业和对外贸易限制以及减税等。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印度经济有了一些起色，但变化仍然不大。1984年，甘地夫人被其两个锡克教卫兵刺杀，其长子拉吉夫·甘地意外地接任总理。^[11]在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期间，印度的经济改革步伐开始加大。拉·甘地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独立以来，印度虽然一直允许私营企业存在，但也一直对其进行严格限制，这种状况直到拉吉夫·甘地执政开始才开始有所改变。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印度政府开始大幅度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主要措施一是增加私营企业的生产领域并扩大其生产能力。印度政府大幅度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允许大财团享有不受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和外汇管制条款约束的特殊照顾等。^[12]1973年印度政府曾允许一批被称为“核心”工业的19种工业由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80年代又将这19类扩大到24类。1985年又进一步扩大，即把类似的工业品扩大到42类。此外还陆续对一批工业宣布有条件地取消许可证制。二是通过提高中小型企业的投资限额，使一批中型企业豁免了工业许可证。1980年新工业政策宣布将小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00万卢比提高到200万卢比，将辅助工业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50万卢比提高到250万卢比。1985年又将此两额度分别提高到260万卢比和450万卢比。1985年将受垄断法管束下的公司企业的2亿卢比资产额提高到10亿卢比。同年印度政府还开放了27种工业。按照规定，凡从事上述27种工业者不必按垄断法获得公司事务部的批准，只需直接按工业法申请许可证即可。1986年又对其中的23种的许可证制实行了豁免，从而约有1/3的垄断法管束下的企业享受到一般私营企业的待遇。

第二，提倡竞争，减少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拉·甘地执政后，对国家企业的过多扶持和干预采取了调整措施。他“号召以竞争精神来活跃工业”，并认为“对那些大脑已死了”的工业再输血使其心脏跳动是毫无意义的。其政策调整有：(1)　对国内“病态”企业实行政策调整。拉·甘地认为，公营部门不能成为“病态”企业的“医院”。1985年通过病态工业公司特别条例法，建立工业和金融恢复局，授权它对企业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病态”。企业一旦被确认是病态企业，该局或责令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扭亏为盈，或制定其他解决方法。如改变经营管理、建立股份资本、出让或出租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或与有活力的企业合并等等。(2)　松动进口的限制。印度政府强调，凡有利于技术更新、有利于出口，无论是原料、中间产品还是资本品都可以进口。早在1981年就规定放宽计算器工业的技术及软件的出口，征收较低关税。1985年又进一步公布201种过去严格控制进口的产品可以进口，免除计算机和电子工业没备的进口关税，对资本品的进口税率从65%降到45%。(3)　对公营企业进行轻微调整。长期以来，公营企业的亏损、开工率低等弊病比私营企业更为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提出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减少行政的干预，推行“谅解备忘录”，即公营企业与中央政府签订类似生产承包合同的协议等。但实践表明，这对改善公营企业经营效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4)　在财政上促进投资、增加储蓄、刺激生产等措施。其中包括：1985—1986年度降低公司基本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推行长期财政政策，个人所得税率和财政税至少5年不变，在价格上提高一些资本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拉吉夫本人非常重视高科技发展，在他的主导下，经过一场经济发展战略大辩论后，印度政府选择了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重点，开始对技术和设备发展投入大量资金，大力扶持高科技产业。印度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日后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赢得了先机，拉吉夫也被人们称作计算机总理。

经过80年代的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印度经济发展有了较明显的起色。经济增长率在80年代年均增长率达5.5%，其中工业6.5%—6.6%，1985—1990达8%，农业达8.5%。外资从1978—1979年的0.5%增加到1989—1990年的10%。1989—1990年度的证券发行额达60亿卢化，是70年代年平均发行额的66倍。但是，这些改革毕竟都还是细枝末节的修缮，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更多“只是一小撮与政府靠拢的企业家摆脱印度官僚体制束缚的结果”，^[13]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印度的经济改革只能说初见成效，经济中仍存在大量有待改革的严重问题。其中包括对进口依赖程度高、农业增长率仍偏低、外债大幅度增加、国际收支恶化。特别是公营企业开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等问题依然如故。特别是这一时期印度经济的不平衡问题也在加剧，在“七五”期间，印度政府大量借款(包括国际举债)，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由“六五”时的9.7%上升到了11.7%。这对通货稳定和国际收支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以后爆发危机埋下了隐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弊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独立后建立起来的印度经济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负面或失败的教训。对这些经验与教训应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

第一，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方针。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完全有必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需要拥有自己的重工业、机械工业乃至高技术工业。因此，印度在独立后，在一个时期里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的努力，建成了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打开了良好的基础。对这一点应予充分的肯定。但问题在于：印度重工业高增长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主要靠国家优先投资、举借外债和赤字财政等手段推动，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型增长，而印度“缺乏国力基础，既缺乏原材料和农业品的供应基础，也缺乏国内市场的需求基础。因此这种高增长是昙花一现式的，不能持续，而且还为日后留下了外债高筑，开工率不足等隐患。”^[14]同时，由于过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生产，这必然造成工农业和整个经济比例失调，幸好印度政府从1966年起进行三年的调整，暂停五年计划，代之以滚动年度计划，才得以缓解。但印度农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滞后，这不能不影响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关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印度是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它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特别要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必须发挥国家的特殊功能。实践证明，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印度、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国家干预必不可少。但是这种干预只能适度，而且要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政府干预必须符合经济自身的规律。根据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应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印度在这方面的教训则是政府干预有余，市场经济乏力，从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益。1990年一项对10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韩国、马来西亚、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肯尼亚)的竞争力问题调查表明：最成功和最不成功之间的主要差别是政府干预的质量。该调查报告说，保护程度高，控制管制严的印度，生产效益和技术改造最差，而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竞争性强，效益也高。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20年里，要素生产力在附加值的增长中占的份额，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数为31%，韩国多达47%，印度则是负数。^[15]

第三，关于进口替代战略。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品往往严重依赖进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最后达到减少对外依赖的目的。这种战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上的自给，因此是必要的。印度这方面的努力，使印度工业品在较短的时间里自给能力达到80%以上，基本上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一时期里成为世界第十工业国，取得的成就也应给予充分肯定。但问题是具备了相当的工业自给能力后又应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本国工业?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改变进口替代战略，代之以“出口替代”，一种则是采取民族保护主义战略，依然采取所谓自力更生的方针。印度采取了后一种战略与方针，即对国产工业采取高度保护关门主义政策，规定凡国内已经能够生产的，一般都不准进口。由于关上了进口大门，印度国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处于无需竞争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则因接触不到国际标准的同类产品而失去竞争力。据统计，印度的全部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80—1981年度为7.8%，与30年前的1950—1951年度的比例相同，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从1960年的1.5%增加到1980—1981年度的2.2%。^[16]据1988年的一项研究披告，在世界出口总值中，印度所占比例从1965年的0.98%下降到1988年的0.45%。同期，在世界制造业品的出口中从占0.65%降到0.4%。据另一项1991年的研究报告，1971—1974年间，印度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占4.5%，与中国相同，韩国为7.7%，巴基斯坦仅占1.7%，到1985—1986年度，印度的份额降到3.8%，而中国和韩国的份额分别上升到14.6%和13.6%，巴基斯坦、泰国、香港等的份额均有很大增长，印度是唯一的比例下降的国家。^[17]可见进口替代到60—70年代中期后，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两种战略同时并行。只有改变原有过时的发展战略才能促进国产工业水准的提高。

第四，关于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印度自1955年就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推行混合经济体制。为此，它在扶持私人企业的同时，又力图将私人部门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遏制私人资产的过分膨胀和集中。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明确规定，把私人资本基本上限制在非耐用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和部分中间品工业的范围内。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实行工业政策和工业许可证制度。工业许可证制度极为严格繁琐，从申请到批准要经过10来个机构，历时数月甚至数年。而且在执行中“许可证常常被有权势的财团、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预先把持，真正有资格、有生产潜力的企业反而往往得不到，有时一些大企业对同一产品申请多个许可证，并不是为了使用这些许可证，而是想借此排除竞争对手，从而破坏了许可证制的作用”。^[18]总之，这种制度不仅未能有效地制止财产的集中，反而压抑了私人资本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制定新的改革举措。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年鉴1983—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80页。
[2] S.戈帕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传记》，第2卷，新德里，1984年，第14页。
[3] ［印］阿吉特·罗易：《印度垄断资本主义》，加尔各答，1976年，第108页。
[4] 陈明华：《印度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与政府的对策》，《东南亚》，1995年第2期。
[5] J.S.乌帕尔：《印度计划经济》，1984年，第38页。
[6] C.Steven　Larue　eds，The　Inide　Handbook，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1997，p.37.
[7] 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8] 比马尔·票拉姆：《印度经济危机》（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8页。
[9] 参见袁传伟：《对印度现代化模式的几点探索》，《南亚研究》，1997年，第2期。
[10] A.R.Desai，India's　Path　of　Development，Bombay，1984.p.1.
[11] 英迪拉·甘地最初培养的接班人并不是长子拉吉夫·甘地，而是其小儿子桑贾伊·甘地，但桑贾伊却于1980年6月23日在新德里驾机失事死亡，不得以英迪拉·甘地才培养拉吉夫·甘地作为接班人。
[12] 张立：《印度产业技术政策的发展评析》，《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2期。
[13] 吴敬琏主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
[14] 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15] 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16] 比马尔·贾拉姆：《印度经济危机》（英文版），牛津大学出版，1991年，第108页。
[17] 同上。
[18] 高鲲、张敏秋：《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9—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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