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由英迪拉·甘地发起的绿色革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加快了印度农业的发展步伐。而且，印度政府后来不断将绿色革命推向深化，开始向所谓的“白色革命”(奶牛饲养及奶制品业的发展进步)、“蓝色革命”(海洋捕捞与养殖业的发展进步)方向发展。但是，绿色革命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陆续暴露出很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绿色革命对印度传统农业的改造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远远没有彻底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印度农业目前不仅从整体上尚未摆脱以小农为主的半自然经济面貌，而且生产发展水平也仍然相当落后。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根本原因在于绿色革命并没有根本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而仅仅通过现代农业技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改造传统农业。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形态，必须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而印度政府在绿色革命取得一定成就后不但没有抓住时机再次从制度层面入手对印度农业进行改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于绿色革命取得的些许成就，忽视了对农业的关注和投入。这种对农业的忽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拉吉夫·甘地继承母业就任印度第八任总理后就开始出现。飞行员出身的拉吉夫·甘地年轻有为，雄心勃勃，提出了全力发展信息产业的战略规划，决心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以推进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全面引进世界上最新科学技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拉吉夫·甘地的这些举措为印度后来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现代服务业成为印度经济中最耀眼的明珠。

但是，当拉吉夫·甘地决心带领印度在信息产业上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忽视了对于印度至关重要的农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印度仍在享受绿色革命成功带来的成果，特别是困扰多年的粮食危机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事实上，此时绿色革命的很多问题已经暴露出来。比如，由于印度幅员辽阔、各地差异较大且贫富悬殊，而绿色革命的成果却只集中在少数地区，印度政府并没有针对不同情况，在促进富裕地区农民接受和参与技术改造的同时，采取措施支持帮助贫困地区与贫困者，使技术改造的利益为绝大多数人所分享。再比如，绿色革命的大部分收益被极少数新兴地主阶级和富农所分享和独吞，他们可以运用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获取高额利润，而农业雇工则大量增加，贫困农民虽然相对比以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也有更多的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并负债严重，从而加剧了印度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等等。这些情况都说明，仅仅通过农业技术的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技术改革的成效能否深化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但问题恰恰在于尼赫鲁时期推行的土地改革又未能完全成功，土地改革没有消灭地主阶级，没有完全取消租佃制度，没有平分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仍是印度农业的主要土地制度，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不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障碍。前面我们曾经指出，技术和制度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当任何一个因素的边际效用消失、而暂时又没有新的创新时，必须发挥另一个因素的推动作用。

就印度农业来说，在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期间，虽然绿色革命的成效仍在显现，但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加上印度人口的持续增长，印度农业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有的地方农业增长率甚至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据印度政府公布的资料，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1968—1969年度农业增长率为3.23%，到1981—1982年度已经下降到1.4%，在1985—1989年间也始终徘徊不前。但拉吉夫·甘地在农业方面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实质性措施，而是继续沿用原来的政策，致使一些已经十分严重的问题继续被暂时掩盖。

1992年，拉吉夫·甘地被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刺杀，拉奥继任总理，由于印度爆发国际收支危机，拉奥政府被迫采取经济改革政策，由此拉开了自印度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经济改革的大幕。在拉奥政府的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对外贸易等占据主要位置，是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农业方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诸如增加对农业水利设施的投入、实行农村扶贫工程等政策，但总的来说，农业仍然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没有针对农业中深层次问题采取对策。特别是拉奥政府迫于各方面的批评竟然取消了对农业的一些补贴政策，如化肥价格补贴、食品补贴和出口现金补贴等。^[1]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和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性，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发展趋势。就印度来说，绿色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印度政府对农业进行了积极的扶持，给予了大量补贴。当然，在农业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印度政府总体财力不足，给予农业大量补贴必然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再比如，补贴过多造成对灌溉资源和化肥的滥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此外，由于基层政权的腐败，政府的农业补贴分配不公，大部分流向农村中的强势人物。但这些问题都是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而取消补贴。虽然后来由于农民院外集团和一些反对党的反对，取消政策并未彻底执行，但这足以说明印度政府对农业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农业始终是说起来十分重要、做起来却无足轻重的领域。

总之，在拉奥担任总理期间，印度经济总体取得了优异表现，但唯独农业表现不佳，资金投入严重不足。2001年印度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资比例与1991年相比减少近1/4。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措施不力等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终于绿色革命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比如，由于多次遭遇粮食危机，因此印度格外重视水稻和小麦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结果造成农作物结构严重失衡，从1960—1961年度到1990—1991年度，印度的水稻和小麦产量分别增长1.1倍和4倍，但经济作物和豆类产量却没有增长，80年代甚至有所下降，^[2]谷物占粮食产量的比例从1950—1951年度的84%上升到1990—1991年度的92%，而豆类的比例却相应地从16%降至8%，^[3]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再比如，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化肥、杀虫剂和灌溉技术，造成农业生态持续恶化，病虫害加剧、土壤盐碱化、水源污染等问题日益凸现，使很多邦的农业生产难以为继，绿色革命被迫结束。加上投入不足，导致水利工程严重老化，灌溉系统无法应对干旱天气，从80年代末期开始，印度的水稻和小麦产量增幅开始呈下降趋势，而同时印度的人口却一直快速增长，因此粮食缺乏的阴影又开始笼罩印度。

当然，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绿色革命的减贫作用开始衰减，近20年来印度农村中贫困现象和贫富差距日益加重，农民债务负担加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印度农业方面的问题已相当严重，必须采取新的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否则将可能重蹈60年代的覆辙。但令人失望的是，由于问题并没有以激烈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整个90年代，印度的农业都未能引起印度政府的真正重视。而这一阶段正是印度经济的腾飞时期，印度正在世界范围赢得高速增长的声誉，特别是信息经济如火如荼，成为印度的新名片。与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农业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印度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糟糕，印度农村的发展越来越缓慢。正如印度前财政部长亚什万特·辛哈指出的，印度存在三种经济：由信息技术推动的“信息经济”、砖瓦和泥浆为代表的“旧经济”、以老牛车为代表的更陈旧的经济。就在第一种经济正在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的同时，第二种经济也在调整时速努力向前推进，而最后一种经济甚至还没有离开车站。印度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可见一斑。

2002年，印度遭遇一场严重旱灾，粮食产量锐减3000万吨，全年农业生产出现5.2%的负增长，印度农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农业出现了全面的负增长，拖了当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这是绿色革命以来最差的发展成绩，更是自拉吉夫·甘地以来历届印度政府忽视发展农业的集中反映。此时，一部分城市失业人口又倒流到劳动力过于饱和的农村，形成了庞大的城乡失业队伍，进一步加重了农村贫困问题，从而引起农村社会的动荡，“纳萨尔运动”武装斗争变得更加凶猛，已蔓延到更多农村地区。据印度内政部最近公布的资料，在全国602个行政县中，已有165个县出现这种武装活动，武装人员超过2万名。当然，更多的农民开始用脚投票，在大选中表达他们对政府农业政策的不满。尽管2004年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参加竞选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口号，吹响了反思和拯救绿色革命的号角。但是选民却没有再给他机会。广大贫苦农民的不满情绪直接导致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败北。印度政治领导人终于为忽视农业、忽略农民付出代价。当选的国大党政府吸取了前任政府的教训，开始矫正以往的政策偏差，对农业予以新的重视。所谓第二次绿色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推出的新的农业发展战略。

2004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美国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专门提到了第二次绿色革命问题。他说：“我们需要第二次绿色革命，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其他前沿技术，使印度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期。”^[4]2006年1月，曼莫汉·辛格出席第93届印度科学大会时，在大会开幕词中吁请科技界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他说，这次革命要特别关注旱地农业，而且要适应小农和边际农的需要。他还指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目标应该是同时为农业和农村制造业提供新技术，为农村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06年以后，印度全国上下出现了一股振兴农业的浪潮，第二次绿色革命就此启动。

印度之所以启动第二次绿色革命，主要在于印度政府重新认识了农业在印度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曼莫汗·辛格所说：“农业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是近些年来，特别是在过去的五年里，农业增长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第二次绿色革命。”曼莫汉·辛格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软件业已成为印度的领先行业，但是印度GDP的增长并不取决于此……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可耕地面积，这是项巨大的财富，我希望能对此进行开发。”可以说，至此印度政府再次认识到农业在印度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仅仅认识到解决某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根据原因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并真正将这些措施体现到实践中。经济学家出身的曼莫汗·辛格深知仅靠热情并不能解决问题，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理性的分析和有力的执行。他对印度政府在经济改革中对农业的失误时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认为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科研落后、劳动力就业不足、农业市场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是困扰印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印度农业要获得发展，必须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些问题。

针对印度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推进农业发展，也即第二次绿色革命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及管理技术，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印度的农业研究体系，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加强各地区农业科学的研究与推广工作，扩大新技术应用范围，支持私营部门从事生物技术研发。二是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进行大规模水利灌溉系统改造和修建，对水资源进行全面统一管理，实施河流周边地区和荒地开发计划，快速提高粮食产量。三是改善市场环境，健全农业商品市场销售机制，为农民创造更多商机，执行有利于农业和农业贸易的条款。四是推广低息信贷，政府通过向70%的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的方式，指导农民进行产业升级。五是减轻农民债务负担，妥善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维护农民权益，实施农民工最低工资法，实施针对农业工人的综合保护法，建立土地所有权制度，保证农民合理合法劳动所得。六是加强计划生育，加强人口控制，使人口增长、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七是大力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农民发放补贴，对无房贫困农民发放建房补助，对贫困子女教育给予补贴，对贫困人口购买粮食实行低价政策。

总之，从印度政府近年来推行的各项农业政策来看，印度政府对农业中存在的问题是极为重视的，也正在试图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以使印度农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一个坚实基础。但是，对于印度政府推行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能否解决印度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印度农业的新发展，目前各界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印度政府推行的所谓第二次绿色革命，本质上仍然是“技术决定论”，并未从制度层面入手解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下去只能重蹈第一次绿色革命的覆辙，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印度政府也并非不知道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印度推行起来却是艰难无比，即使当年如尼赫鲁那样在印度拥有至高声望的政治强人也没有获得成功，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要想再次推行土地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在印度，并不仅仅是政界人物持有这种观点，很多研究者也深知制度改革的困难之大，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大都围绕技术因素做文章，区别仅仅是内容上的不同。比如，一些印度农业政策研究者提出的“常绿革命”，即重新认识印度传统的农业技术，减少使用转基因品种、化肥、农药和灌溉用水，推广精选的传统品种、能够保持土壤肥力的有机肥、省水的滴灌法，培育对小农有利的市场和农产品价格体系等。这些政策建议并没有超出技术决定论的范畴，并未触及制度层面的改革。

与印度国内的政策建议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农业政策研究者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则更倾向进行制度方面的变革。比如，有人提出印度应当平等分配土地，保护土地所有权和租赁权;应当确保小农获得土地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平等机会等。但这些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政策建议能否在印度实行呢?前文在分析印度政治制度时，我们已经指出，从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且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所以凡是涉及到制度层面的变革，推行起来都是阻力重重，很多理论上看起来比较美好的政策建议基本上就是一直停留在建议层面，而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农业方面的政策建议最终的结果恐怕也难以例外。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也即“三农”问题，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时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关键问题。只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独立后，印度事实上是选择了一种牺牲农业、优先工业的发展战略，并没有给予农业应有的重视，更没有给予应有的投入，结果导致独立60多年以来至今仍然没有解决好农村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70%的国家，农村中大量人口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更没有固定收入，收入不平等与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印度独立以来的发展历史证明，如果庞大的农民群体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即使城市建设的再漂亮，无论中产阶级的生活多么舒适，任何国家都不能算是已经实现现代化，而抛弃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战略，最终也会遇到挫折，而难以持续下去。当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使不同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必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国家必需基于自身情况寻找解决本国“三农”问题的战略和政策。

[1] 《华尔街日报》对曼莫汉·辛格的专访，2004年9月22日。
[2]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雷启淮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
[3] 同上书，第176页。
[4] 《华尔街日报》对曼莫汉·辛格的专访，200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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