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印度每一次划时代的进步都与宗教改革或新兴宗教的出现紧密相关，宗教是推动印度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印度的阶级社会最早出现在以原始宗教婆罗门教为中心的印度河流域。婆罗门僧侣控制着上至国王下至奴隶的思想和行动，主宰着当时的印度社会，但后来它逐渐成为印度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的主要障碍，于是才有佛教等新兴教派出现，佛教否定婆罗门特权，倡导思想解放，实行社会和宗教改革。“从推翻婆罗门教腐败的特权阶级和打破婆罗门集团的思想专断这个意义上说来，新兴教派的产生和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其意义在于，它使人们从婆罗门教的桎梏下解脱出来，也使政治领袖和奴隶主阶级摆脱了婆罗门集团的长期压制，为婆罗门集团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在平等基础上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挥提供了新的精神支柱和活跃的政治气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印度奴隶制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早期佛教中心的北印度摩揭陀国在国王族陀罗策多的领导下，以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精神力量整军经武，收揽众心，终于在公元前4世纪缔造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基本结束了印度半岛的割据状态，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这种历史的进步无疑同佛教的传播有着某种因果的关系”。^[1]孔雀王朝虽然对佛教推崇备至，但后来过于迫求偶像膜拜和圣地、圣迹巡礼等形式主义，加上在阿育王执政期间却逐渐抛弃了宗教宽容政策，依靠武功维持统治，从而导致教派斗争激化，民怨沸腾，最终使得孔雀中央政权瓦解，宗教界和思想界进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并逐渐产生了新兴的印度教。4世纪时印度教兴起。新兴的印度教融合了印度原有各种宗教的主要内涵，从而使各种宗教派别的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调和。旃陀罗笈多一世以印度教为武器再次统一印度，创建了笈多王朝。“印度的奴隶制在笈多王朝时逐渐解体，为次大陆迎采了崭新的封建社会。印度历史的再一次进步无疑也同宗教有着某种因果的关系”。^[2]

在近代和现代史上，印度宗教也曾发挥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印度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发动民族民主革命时，便诉诸于印度的历史宗教传统，从事反对英国殖民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国大党成立后，以提拉克为代表的革命者认为宗教是民族历史的依托，“是使人民互相接近和同情的重要手段”。他用印度教经典释义来号召群众，用庆祝宗教节日对群众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在1905—1908年的革命高潮中，另一革命家奥罗宾多·高士提出了“精神民族主义”，其核心是用宗教精神和热情造成印度政治复兴的条件。他用宗教论证说，民族运动是由“不可战胜的、全能全智的、不朽的、不可抗拒的”神指导的，因而终将获得胜利。^[3]印度著名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民族运动中更是巧妙地运用了宗教的武器。甘地从印度教的坚持“真理”、戒杀和自制的信条中衍生了举世闻名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甘地相信，非暴力的宗教道德力量最终将迫使英国殖民者改正自己的错误，离开印度。甘地的战斗号令一经发出就象符咒一样，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即使面对殖民者的疯狂镇压也毫无退缩之意。历史证明，提拉克和奥·高士、莫·甘地等一批革命家“用宗教服务于民族运动的作法，在发动印度人民参加民族斗争中发挥了确凿无疑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群众的革命热情”。^[4]

[1] 参见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6—147页。
[2] 参见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8页。
[3] ［印］罗·马宗达：《印度自由运动史》（英文版），第1卷，加尔各答，1963年，第437页。
[4] 陈峰君主编：《印度社会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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