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严仁英成长教育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她的祖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严修。因此，在严仁英的成长道路上，首先要提到的，应该是她的祖父严修及其一生倾心致力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
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1860年4月2日生于三河县(今属河北)。严氏家族祖籍浙江慈溪，200余年前迁至天津，世代以盐商为家业。
祖父严修
严修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读书努力刻苦。1882年22岁时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又考中进士。后进入清朝翰林院，曾任翰林院编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
作为清朝政府掌管教育的官吏，严修最与众不同也最为人称道和贡献最大的是他积极倡导的新式教育。严修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其中尤以为改革科举制度而奏请光绪皇帝开设“经济特科”盛传于世。
1897年，37岁的贵州学政严修力主教育变革，在他的大力推行下，原来一直阅览经史书籍的贵州学子们终于开始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严修学政还敢于冒顽固派之大不韪，大胆上书光绪皇帝开设“经济特科”，主张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
严修的这一主张，不仅是对中国自隋朝即实行的科举制度的最大挑战，更为偏远的贵州大地带来新的文风。为此，贵州学界为他立了“去思碑”，称他“以经师而兼人师”，“公行矣，黔之人相与讴吟歌咏，勒石纪德”
①。
为学习西方的文化和教育制度，探索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严修先后亲赴日本、美国及欧洲等地进行教育考察。戊戌变法之后，他索性辞官回到天津，以严氏家馆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先生教授英文、数理化等知识。严修先生的示范不仅震动天津，更带动了天津地区的教育。
严修先生也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继1902年办起的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后，他又在1905年10月参照日本的模式在严家大院里开设了“保姆讲习所”(这是中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和严氏蒙养园(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
为培养幼教人才，严修先生不惜出重金从日本请来幼儿教育老师为“保姆讲习所”讲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参加保姆讲习所学习的成员虽大多为严氏家族亲朋的女眷，但这些人可称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幼儿园教师。
这期间，严修先生还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地方绅士兴办或是协助兴办了民立、官立小学20余所，此外还有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严修先生此举不仅使当年天津教育高潮兴起，更使天津教育在中国名列前茅。
在严修先生一生致力的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中，最突出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他与张伯苓先生于20世纪早期共同创建的全新教育模式的南开学校。
天津著名的南开学校创建于1904年，随后，在严修先生的努力下，又在1919年建立了南开大学，1923年建立了南开女中，1928年又成立了南开小学，至此，独具特色的“南开”终于全部建成。
为创建南开学校，严修先生不仅身体力行，更不惜以个人财力、物力支持学校发展。尤其是在南开大学的创建中，更是多次捐赠。1919年，严修先生为南开大学捐赠购书款2000美元及30余类中文书籍数百册;1922年，将价值18130大洋的5亩多良田捐出;1924年，严修先生又将《二十四史》、《九通》等几十种古籍捐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
而为创建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修先生还与张伯苓先生亲自奔赴美国，先后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等详细考察研究。同时他们接触了大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从这些中国留学生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中，严修先生不仅得到很多启发，更以他卓越的远识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到骨干教师。
半年多的赴美教育考察结束后，对创办南开大学充满信心和勇气的严修先生终于回到天津。随即与张伯苓先生多方奔走，向人求见，不惧坐冷板凳、遭人白眼，不自悲自惭，积极为南开大学筹集办学经费。就如张伯苓曾说的那样：“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严修精神的感召下，南开大学先后接受了几笔较大的社会捐款。捐款者中既有国内达官显吏、开明士绅，也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严修先生不仅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卓越贡献，在中国文学和书法方面亦颇有建树。他通经史、习数算、善诗歌，也研究泰西之学。他的书法颇有功力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曾被当地文化界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及津门四大书法家之一。
晚年的严修先生在天津倡导并组织了“城南诗社”及“崇化学会”等，留下了诗、文章、日记、函札等多种文稿。现已辑录出版了《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
严修先生还有一段被世人经常称颂之事，即他与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忘年之交”。周恩来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入学不久即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先生的赏识，不仅称他有“宰相之才”，而且大力资助他出国留学。几十年后，严修先生的孙子、严仁英的哥哥严仁赓教授曾撰文记述周恩来对严修先生的评价：“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① 严修先生曾被天津《大公报》称为“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198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七届第二次会议通过提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严修先生铜像于校园，以此纪念严修先生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