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方努力，当时正在欧洲的中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也积极奔走，最后请到了6位来自欧美国家的顶尖级世界科学家组成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这6位科学家分别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李约瑟教授;瑞典医学博士、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实验室主任安德琳夫人;法国格利农国立农学院动物生理学研究室主任、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牲畜专家的马戴尔教授;意大利布罗尼大学医学院人体解剖学教授欧利佛;巴西圣保罗大学寄生物学教授贝索亚;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细菌学教授、曾任伯力军事法庭审讯日本细菌战犯的首席医学专家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

“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列席顾问葛拉求西博士、罗马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助教、贝索亚教授翻译秘书贝索亚夫人以及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翻译秘书可华司基先生等。此外，经“国际科学委员会”一致邀请，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原子核物理学专家钱三强博士担任委员会联络员。

1952年，中国抗美援朝总会接待的各国专家。

6月下旬，“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几位专家先后到达北京。对此事十分重视的新中国政府特地组成由廖承志负责的接待委员会，同时还派来当时的上海医学院院长、中国著名外科专家宫乃泉和在济南任教务长的外科专家计苏华担任接待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中国方面同时派出陪同“国际科学委员会”前往东北和朝鲜进行工作的专家联络员。他们是：传染病学专家钟惠澜、病理学专家吴在东、细菌学专家方纲、昆虫学家朱弘复、公共卫生学家杨士达、妇产科学家严仁英。

在当时的环境下，接待委员会的所有人员都肩负着特殊的重任。因为他们既要用确凿的科学资料说服外国专家，又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安排好这些专家的行程和活动。而且专家们深入的实地是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因此必须周到细致地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保证“国际科学委员会”所有人员的安全。

6月23日，“国际科学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各国专家们首先在北京进行现场调查的准备工作，严仁英和几位中国医学专家拿出3月份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奔赴东北和朝鲜调查后整理出的报告材料，由各学科的专家对报告书中所提供的罪证材料进行举证和说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同时认真细致地研究了中国和朝鲜所提供的各类文件，并就许多有关细菌战方法的科学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北京的准备工作进行两周后，严仁英与了解了报告材料大部分内容的外国专家一起离开北京到达沈阳。在东北地区，严仁英带领外国专家深入到实验室，也来到现场调查，使外国专家们进一步了解到我国东北地区的受害情况。

十几天后，“国际科学委员会”在东北地区的考察结束。7月26日，在中国接待委员会的陪同下，各国医学专家一起跨过鸭绿江到达平壤。4个月前刚刚结束“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赴朝调查回到祖国的严仁英，又一次踏上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严仁英与中国几位医学专家以及“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沿着美军投放细菌弹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按照“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和朝鲜政府向委员会提供了各项科学报告，复查了3月份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收集到的实物标本。专家们还观察了许多现场，先后询问了数百名人证，并对现场和人证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访问。

在调查期间，“国际科学委员会”还约请中国和朝鲜的许多科学家作了有关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科学性的报告和谈话。同时，委员们还在朝鲜北部会见了供认投掷细菌弹的美国空军战俘。在那里，既有早前被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的美国空军战俘，也有新近成为中朝方俘虏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委员们分别对这两批美国空军战俘进行了访问。几名美国空军战俘提供的材料，无疑为“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对美国军队投掷细菌弹的调查增添了更详尽的证据。

在整个调查期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完成各项工作，同时他们也对中国和朝鲜派出的专家努力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科学水平表示了一致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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