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严仁英带领的北京医科大学妇儿保健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这不仅是源于严仁英带领北医妇儿保健中心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更让我们看到，严仁英从事的围产保健事业研究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而此时的严仁英，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她把研究目标定位在针对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工作中。通过当时的调查数据，严仁英发现，以往全世界每年约有50万孕产妇死亡，其中90%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孕产妇死亡率平均为87.8/10万，高于发达国家，而农村又高于城市。

面对这一现状，如何才能降低我国农村地区孕产妇的死亡率?严仁英经过思索认识到，针对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状况，不能光靠常规的生物医学因素来预防，还要研究有哪些社会因素造成的孕产妇死亡。于是严仁英带领妇儿中心选择了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江苏省和经济条件较差的河南省，决定对这两个孕产妇死亡水平不同的省分别进行深入调查。

当时的河南贫困落后，交通不方便，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苦，为了搞好这次调查，严仁英不知踏过多少乡村田野，走过多少崎岖山路，甚至被摔伤，但她却没有丝毫怨言，这让同行的医生十分感动。渠川琰教授曾回忆说：“……为摸清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严大夫不顾古稀之年，翻山越岭指导保健中心及河南省3个试点县的妇女保健医生……”

鲍月琴大夫更是难忘严仁英摔伤后仍然坚持搞调查的那一段经历：

“那一次我们进行的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我和严大夫去的是河南禹县。那天赶上了一个雾蒙蒙的阴天，想不到半路上中途休息时，严大夫不知怎么一脚踩空摔伤了，所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当时正好旁边没有人看到，严大夫谁都没告诉，她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到了晚上我才看到严大夫从腰往下一直到小腿，好多地方都摔青了，当时心里真是很感动。我想，严大夫都摔成那样了，还和我们一起到了禹县，她说一定要亲自找到孕产妇……”

在当时的河南，孕产妇死亡率高的原因也比较多，但大都离不开贫穷落后。比如有的孕产妇发病时由于家里没有钱而耽误治疗死亡。有的孕产妇住在大山里，发病时由于路途远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因来不及抢救而死在半路上。还有的孕产妇通过B超知道是女孩时，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压力下，就找人做流产，结果造成孕产妇死亡。诸如此类的孕产妇死亡现象，都被严仁英和她的妇儿保健中心同人一一记录“在案”、收入“囊中”。

这项工作，她们坚持做了3年。而3年的辛苦付出，也为她们带来了收获和成绩。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孕产妇死亡率为147/10万，江苏省孕产妇死亡率为45/10万。这表明，经济状况低下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大大高于经济状况较好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

与此同时，她们为在河南省“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的调查也总结出了32种社会因素。而在这32种社会因素中又表明，“孕妇是文盲”、“家庭人口多”、“人均收入低”、“交通不便”、“缺乏保健知识及人工流产次数多”、“在家由未经培训人员接产”、“未婚先孕”都是造成孕产妇死亡的主要社会危险因素。

于是，在这个调查基础上，严仁英带领妇儿保健中心把她们在北京顺义试点成功实施的“高危管理”措施开始在河南省进行实施。她们从改善孕产妇周围的社会环境入手，首先在河南省建立健全了由村—乡—县的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对农村孕妇进行分级管理和高危转诊制度，这样，最基层的孕产妇一旦确定为高危患者，就会提前住院得到及时救治。同时她们把提高乡、村二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医疗保健水平作为培训重点，在农村建立流动血库、加强对孕产妇的健康教育等工作。这些做法不仅使农村妇幼保健服务质量改进提高了许多，连孕产妇和家人都学会了如何利用保健服务。

在严仁英的领导下，这一系列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并最终见到成效。3年后，河南省3个试点县孕产妇死亡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一半。这项研究成果也因此获河南省科技成果Ⅲ级科研成果奖。不久，严仁英采用综合方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妇幼保健》杂志上，立刻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视，而调查报告中阐述的观点则一直沿用至今。

这让我们看到，从调查目标由如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到“研究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严仁英带领妇儿中心的研究已经把生殖保健从生物学的概念扩展到社会科学的范畴。就如她说的那样：“生殖健康不仅限于医学，而且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心理不健康也是病。”这无疑是严仁英作围产保健工作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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