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恩师林巧稚再度共同工作的同时，严仁英在北大医院的工作“头衔”分别是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北京医学院妇产科教授、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副主任。而这个时期，除完成一般妇产科医疗、教学的工作和兼任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的行政工作外，严仁英的肩上还在承担着有关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以及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的成员走出国门参加一系列的国际妇女代表大会。

肩挑如此众多的工作重担，也就难怪大儿子王梦凯说“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多，好像妈妈不是上班就是开会再不就是出差”了。

严仁英真的很忙，与7国科学家历经几个月艰苦努力的细菌战调查工作刚刚结束不久，她就又开始了有关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

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到中外科学家共同参加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从中国东北大地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在两次赴朝调查美军细菌战罪行的全部过程中，严仁英是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因此，无论是每一篇文字还是每一段录音，也无论是每一张图片还是每一件实物展品，严仁英全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可说是细菌战罪行展览的“一草一木”全都掌握在手。

在此后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举办了多次国内、国际规模的细菌战罪行展览。严仁英也多次代表中国科学家亲临展览会，以她所见所闻的真实事例向参观者控诉美军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她的文雅谈吐和流利的英语给无数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脚步更是从中国大地走向了欧洲。此时的严仁英，无疑又以她的出色和优秀，站在了新中国妇女队伍的最前列。

在细菌战罪行展览上，严仁英向外国观众讲解美国用小降落伞投放有害细菌情况。

1953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严仁英也成为中国妇女代表团的一员，跟随以康克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参加了此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哥本哈根之行虽不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却是严仁英第一次代表中国妇女参加如此规模的妇女代表大会。

能够代表中国妇女走向世界，固然离不开严仁英自身的出类拔萃，而更多的则是由于她在回到祖国后对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的积极热情和卓越贡献。其实在她刚刚回国不久，在为妓女治病的工作中，当时主抓此项工作的北京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就已经“盯紧”了这个高高个子的女医生。无论是她高深精湛的医术，还是她积极热情的工作和坦诚的仁爱之心，都让这名共和国的高级妇女工作干部认定，这就是新中国妇女最优秀的“样板儿”。

这一次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哥本哈根，严仁英还被委派与丑子冈同志一起，担当了全团人员的生活食宿等一系列后勤工作的重任。虽说都是平常的生活安排等小事，但严仁英仍然认真负责做好每一个工作。每到一处，她都积极安排好代表们的住房、行李，一切后勤工作全都井井有条。也许是这第一次出国访问的后勤工作实在是令领导满意，在以后多年的出访活动中，严仁英几乎每一次都“别无选择”地承担了代表团生活后勤工作的主要负责工作。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严仁英开始了她多次“中国妇女代表团出访”的外事活动。在一次次的国际会议上，严仁英以她的高雅气质和流利的英语，承担了一个中国妇女“形象大使”的重任。谈起这些，严仁英却很谦虚地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让我管后勤工作，我就把大家的食宿、行李管好……我这个人就是个子高、身体棒，另外英文基础比较好，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个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 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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