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战场慰问归来不久，即1951年的夏天，朝鲜大部地区流行过瘟疫后，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官兵中，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各种传染病也开始大面积流行，很多在朝鲜战场的中国军人被这些流行病夺去了生命。

1952年1月，中国政府接到志愿军总部报告，发现美国飞机飞越中国领空，并撒播天花病菌。很快，美国军队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方式，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展开细菌战，对朝鲜北部7个道、44个郡投掷了细菌弹。2月，朝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飞机已多次在朝鲜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不久，在中国东北部地区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3月，为指控美国公开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会同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医学会、各民主党派、宗教界以及文艺、新闻工作者等，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发起之下，组成了由各界代表及细菌学家、昆虫病植物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农学兽医学家和营养学家等专家参加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很快，调查团开始分赴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进行调查。

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不久的严仁英以临床医学专家的身份被聘为调查团成员。接到任务后，严仁英告别了丈夫和孩子，第二次踏上奔赴朝鲜的征程。与此同时，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国的法律工作者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到达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按照法律的方式，调查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严仁英随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一行人先到了东北，深入到抚顺、安东、临江等地进行调查，紧接着又奔赴朝鲜平壤和成川等地。所到之地，他们亲眼看到了美军投下的细菌弹，在白雪皑皑的寒冷冬天，细菌弹里爬满了活生生的带菌苍蝇，同样带着霍乱病菌的蚊子、跳蚤等昆虫，还有美军投下的带有大豆紫斑病菌的树叶及豆荚豆秆等。此外，美军还以纸包、衣物包装、各种陶器和金属制品为容器，里面装上蜘蛛、老鼠等各类小型带菌动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动植物病菌，就连水库里都投下了带着病菌的蚌壳。

得到大量物证后，调查团又进行了大量的人证访问，这其中也包括被志愿军捕获的美军俘虏和刺探细菌战效果的美军空降特务的供词。调查团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得到150多名人证的录音和1100多件实物的照片。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实物是美帝国主义违背人类道德使用细菌武器的铁证，更让严仁英对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利用科学来屠杀人民的罪行感到震惊和愤慨。

调查结束回到国内后，严仁英又投入到撰写调查团赴朝调查的报告书以及展览会的准备工作中。4月，一部材料翔实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报告书在北京正式发表。几乎是在同时，“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委派的委员会也在北京发表了第二份报告，其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该委员会在报告结论中指出：“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着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

而中国“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报告书则由当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带到奥斯陆，直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进行控诉。鉴于种种原因，中国调查团提供的材料没有能够说服许多与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成员。于是，郭沫若在会上提出，邀请一个由公正而独立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体到中国和朝鲜亲自调查控诉所依据的事实。

大会经过热烈辩论后，终于在当时的苏联代表团的建议和组织下，通过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会议”组成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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