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拼搏奉献的工作中，严仁英更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中国知名医学教育家。几十年来，从严仁英的课堂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医学生，这些曾亲历严仁英教诲的北医学生早已成为医疗战线的栋梁遍布中华大地。就如一名辛勤的园丁，将辛勤培育的无数种子尽情播撒，让他们生根、长大……

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胡亚美是当年严仁英最早在北大医学院教授的学生。提起与老师的师生情谊，胡亚美曾有如下回忆：

“我认识严仁英老师是在1945年，那时，我在北大医学院学习，曾亲自聆听严老师讲课，亲身得到严老师教诲。

“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语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下，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从此妇产科课程成为学生们很喜欢的一课，年轻的严仁英医师也成为大家爱戴的一位老师……”

严仁英给学生讲课

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严仁英与胡亚美

1954年，做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北医妇产科专修班的班主任，严仁英送走了北医妇产科专修班的60名毕业生。当时正逢建国初期，因此这一班学生88%都奔赴到各地工厂矿山最基层的医疗单位，或是东北、内蒙、西北林区牧区等祖国最缺医少药的艰苦地区。

虽然离开了北京，来到了最艰苦的基层，但是她们始终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克服各种困难，为改变祖国边远地区院医疗面貌而忘我工作。冯月秀同学被分配到与前苏联隔河相望的黑龙江密山县山沟里的兵工厂医院，她克服各种困难，自己一个人将兵工厂医院妇产科的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并一直坚守在大山深处，终于成为国防工业战线的一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

分配到内蒙古大草原的陈家瑞，不仅经常骑马或是步行深入牧区行医，更多次在艰苦的条件下为牧区妇女做大手术，抢救危重病人。她曾在生完小孩6个小时后为一个难产的牧民孕妇做了臀牵引手术，产后19天为病人做了子宫全切手术，没有出满月就骑马到牧区抢救大出血的病人……一心为牧民行医的陈家瑞受到牧民的夸奖和尊敬，称她为“北医出来的好大夫，毛主席身边派来的好医生”。她也因此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大代表，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在最基层的医疗工作中，北医妇产科专修班的学生们一直坚持工作在第一线，大多数人已经成为各自岗位的医学骨干。在她们当中，既有像老师严仁英一样因治愈不孕妇女而受到产妇全家感激的“送子娘娘”，也有以老师为榜样，积极钻研优生优育工作，卓有成绩的先进工作者。她们的科研论文很多都在全国或省市的刊物发表，她们90%以上都具有高级职称……但是在荣誉和成绩面前，她们只是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获得病人的信任和领导的肯定，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我们永远为自己是一名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自豪，我们永远为自己是妇幼卫生战线的一名战士而自豪，我们永远为自己是杰出的中国妇产科专家、敬爱的恩师严仁英教授的一名学生而自豪。”

20世纪60年代严仁英在北京远郊密云培养的“半农半医”学生，大都成了当地的医疗骨干。苍头村的学生霍天春成为西田各庄镇医院的一名医生，郭宝泰不仅成长为一名专攻心内科的出色医生，还担任了密云水库医院的党支部书记。他们不忘老师的培养，时常进城看望严仁英。对此，严仁英的大儿子王梦凯回忆说：“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母亲去密云县开展农村医疗。虽然后来在‘文革’中受过种种磨难，但她对密云的西田各庄、太师屯、番字牌等地方全都念念不忘，弄得我们都知道这几个村庄了。后来我家三迁，从羊肉胡同搬到月坛北街，后来又搬到西便门，再搬到花园村，无论怎么搬家，总有来自密云的医务工作者找到家里来看望母亲。他们和母亲坦诚交流当前农村的妇幼保健状况，听取母亲的意见，母亲也亲切地帮他们根据现实情况出些简单易行的主意，直到如今，他们还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

来自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的杨慧霞，1986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后被选中来到北京医科大学，1988年考上研究生，1990年正式拜在77岁的严仁英门下，开始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成为严仁英门下的博士生后，杨慧霞仍然从事她在研究生学习时对妊娠期糖尿病方面的研究，同时在她的研究生导师周士梅和博士生导师严仁英的共同指导下，正式选择了“妊娠期糖尿病对母儿及胎盘功能的影响”为研究课题。

妊娠期糖尿病是指妊娠期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为产科最常见的妊娠合并症之一。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此病列为糖尿病一个独立类型。未经规范化管理的妊娠期糖尿病可造成母、儿严重并发症，甚至导致胎儿及新生儿死亡。同时，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及其后代远期发生糖尿病、肥胖等风险增加。

在杨慧霞选择这项研究课题之前，国内几乎没有人做这一领域的具体研究，在国外也主要是少数糖尿病和产科领域的学者作相关研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外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国内患者也呈现上升趋势，这就更使得杨慧霞选择的这个研究课题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回顾自己走过的研究道路，杨慧霞非常感谢恩师严仁英，她说：“是严大夫把我领入了这个研究领域。”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日子里，聪明好学的杨慧霞不仅得到严仁英的亲自指导，自己更是勤奋努力，终于在1992年10月提前半年余完成了答辩论文。

如今，20年过去了，但当年博士毕业前前后后的事情，杨慧霞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她回忆说：“当我拿着毕业论文初稿去找导师审阅时，心中总觉有些不安。因为那时的严大夫已经79岁了，而且工作十分忙碌。我当时想，严大夫都快80岁了，又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的论文呢? 可是没想到，几天后，严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的论文从细节上一一告诉我怎样修改。原来严大夫把我的论文从头至尾都做了仔细的阅读。看着年近8旬的严大夫仍然那样精神矍铄，那样认真负责，我不禁为严大夫的工作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感动，那一幕，也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更让杨慧霞难忘的是，那一次的师生“会晤”，老师以简短而明确的几句话，为她指明了工作的方向：“你有没有想到，以后还要围绕这个工作做下去。虽然你已经博士生毕业了，但这样开创性的工作刚刚起步，不能因为毕业就算完成了。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下一步你应该考虑在临床管理上怎样改进，怎样深入研究，怎样在全国铺开。”

杨慧霞牢牢记住了老师的教导，毕业后在完成繁忙的临床工作后，始终坚持对“妊娠期糖尿病对母儿及胎盘功能的影响”课题系列研究。她从当初与老师严仁英、周士梅等一起进行的“妊娠期糖尿病胎盘病理”等研究，到后来对高危孕妇进行妊娠期糖尿病进行规范筛查及诊治工作，都为此项工作不断深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杨慧霞开始承担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工作，于是，她又带领这些学生共同围绕这个课题进行研究。

经过课题组对进一步开展我国多中心16000例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研究，她们终于为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并符合卫生经济的妊娠期糖尿病筛查及诊治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2007年，杨慧霞组织全国专家根据研究获得的大量循证依据，起草制定并发表了我国妊娠期糖尿病临床诊治规范。随后，她们担负起卫生部“妊娠糖尿病的诊治规范的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2008年—2009年，杨慧霞两次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受邀参与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组织及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妊娠期糖尿病筛查及诊断标准制定专家组会议。她还多次受邀在国际会议上介绍中国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研究。杨慧霞致力的这一项目研究，不仅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更在2010年获得了世界糖尿病基金项目的经费支持，此项资金专门用于开展我国妊娠期糖尿病规范化诊治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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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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