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身还没有褪去的山村泥土和风沙，被“勒令”返回北大医院的严仁英，终于离开了她工作和生活了两年的京郊密云大地。

虽然一路的喧嚣和呐喊已经让人感觉到正在燃起的“文化大革命”战火，但严仁英的心中却很平静。从接到“必须返回北大医院”的“勒令”通知那一刻起，她就已感觉到了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城里大街上到处可见的标语和大字报更让她感到，此时的北大医院也一定“激情四起，热火朝天”。

果然，还没有迈进医院大门，远远地就传来了一阵口号声。刚刚走进院子，还没来得及看清满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造反派就把一个写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挂在了严仁英的脖子上。这时，严仁英才看到，几个北大医院领导都已被挂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牌子，在烈日下低头站在院子里。用红卫兵小将的话说就是把这些牛鬼蛇神揪出来示众，让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一群“牛鬼蛇神”中间，严仁英看到了和她一样挂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牌子的王光超。上一次夫妻相见时，还是严仁英在医疗队休假从密云回到城里的家中。想不到一个月后夫妻再度相见时，竟是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不过，看到和自己一样一脸平静的王光超，严仁英的心中踏实了许多。

紧接着，一群斗志昂扬的红卫兵小将把“横扫一切”的火焰又烧到了严仁英和王光超的家。小将们一窝蜂般冲向西四大街的羊肉胡同106号，毫不留情地把屋内凡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切统统撇到了院子里。

只不过红卫兵小将有些“心不甘”，因为除了当年他们夫妇出国留学时穿过的西服、严仁英后来出国访问时的服装，还有一些老式的家具外，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奢侈”的物品。但小将们仍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四旧”扔到院子里，一直到最后装车拉走。

勤快朴实的董大妈走了，因为红卫兵警告她，不许再为资产阶级分子干活。梦凯还住在北京青年排球队，严仁英和王光超带着已经上中学的欣欣和小卉搬进了两小间只有门没有窗户、原来搁放杂物的房子里。

从此，严仁英与王光超共同开始了他们“挨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和劳动改造”的“文革”岁月。刚刚被批斗后的一天早上，严仁英刚刚走进医院，一个红卫兵拦住她说：

“严仁英，我代表造反派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你的工作就是打扫妇产科的清洁卫生。你必须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于是，严仁英的白大褂换成了后边开口的浅蓝色卫生员穿的衣服，头上的医生帽变成了女清洁工帽，脚下穿上了一双塑料凉鞋。一切仿佛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一个学术修养深厚、医术精湛，一心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医疗事业作贡献的医学教授瞬间就成了清洁卫生员“老严”。与此同时，新中国著名的皮肤科专家王光超也成了每天推煤烧火的锅炉工“老王”。

也许一向的心胸开阔和乐观宽容的天性，就是严仁英能够坦然面对世间一切的原因。穿上了后开口卫生员工作服的严仁英二话不说，走进厕所连冲带刷，不一会儿就把厕所收拾得变了模样。这以后在她当卫生员的那段日子里，妇产科的楼道和厕所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份清新与整洁，几乎无法让人相信，竟是出自年过半百的妇产科主任之手。这让对她吆来喝去的造反派们无话可说，也让看在眼里的一些老同志心里一阵阵发酸。有心疼，更有敬佩之意。她们都知道，这时的严仁英正在患着“甲亢”，又黑又瘦。这种病特别容易疲劳，可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打扫厕所，她干起来从没有“糊弄”两个字。她们更想不到，经历这样的屈辱和劳累，她的脸上仍然是坦然和微笑……

其实这时的严仁英也经常会陷入一阵阵的沉思，只不过，这沉思是她对自己在“文革”前担任妇产科主任工作的“反省”。那是在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打扫完卫生的严仁英和卫生员老张坐在一间简陋的存放清洁工具的小屋子里准备吃午饭。

看着老张用一双粗糙的手脱下干活时穿的胶鞋，严仁英才注意到，那双胶鞋的鞋底已经快断了，再一看，老张的工作服也露出了几个窟窿，她的心不由缩紧了。看着严仁英盯着她的眼神，老张只是不太在意地说：

“没关系，快发新的了，原来每年差不多到这会儿就该发了……”

老张说到这儿忽然不说了，因为提到了“原来”，憨厚的老张怕严仁英难受，她知道，原来大家都叫她“严大夫”的这位妇产科的主任待人和蔼，从不摆架子。因此老张大概也不会想到，此时的严仁英心里确实不好受，但不是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是在为自己以前的工作没有能够关注到最基层的保洁工人在心里默默自责：亲自做清洁员打扫卫生，才了解到卫生员的工作这么辛苦，我当了半天主任，都不知道卫生员需要什么，真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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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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