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关门了,立志为中国妇产科奋斗终生的林巧稚并没有离开祖国,她谢绝了当时的美国使馆和协和医院的美国医师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挂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与此同时,林巧稚也没有忘记她心目中那个“最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严仁英,在她的热心安排下,严仁英和另一个学生范琪来到了当年由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在恩师的帮助下,失业的严仁英不仅又得到了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并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博士。
被誉为我国妇幼卫生事业拓荒者的杨崇瑞是第一个中国医学女博士,更是一个优秀的妇产科专家、医学教育家和中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创始人。她被协和医院选送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学成回国后,不仅积极投身当时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而且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建了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即今北京东四产院)、南京中央助产学校等多所助产学校。她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妇幼卫生人才的同时,也因推行新接生法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生育革命而改写了中国延续千年生育技术的历史。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杨崇瑞就积极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并主编《节育讯》,创办“节育指导所”,足见其“倡导计划生育”的远见卓识。
严仁英十分敬佩杨崇瑞对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无私奉献和勇于开拓的精神,特别是亲眼看到杨崇瑞创办的“节育指导所”,更是感受颇深。
在杨崇瑞博士创办的这个特殊“门诊”里,严仁英看到了她做医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一幕:医生们正在耐心地向病人述说着如何“按计划生孩子”,可是医生讲了半天,病人似乎没有听懂太多。于是医生的口气更加柔和,几乎是在“求”了,“求”她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再“求”她们,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采取避孕措施,怎样采取措施……
严仁英感动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着病人上门的“求医”是多么的不同啊!
回想这一段的经历,严仁英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离开恩师林巧稚后,她又遇到了同样献身中国妇产科医学、又敢于挑战和开拓的杨崇瑞博士。这让她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继续学习临床医术的同时,更感受到了杨崇瑞博士治病救国的思想。也正是在杨崇瑞博士身边,她开始体会到以前从未思考“涉入”过的“预防”两个字的深远意义。
与此同时,在“选择事业还是家庭”的矛盾面前,严仁英也成了“幸运儿”。因为离开了协和,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再不用为如何做选择而犹豫了。而且这个时候,在西单旧刑部街王家宅邸挂牌的“王光超大夫诊所”已开业多日。诊所里虽只有王光超一个大夫,但无论是常来常往的病人,还是大量购进的药品,都为“王光超大夫诊所”增添了几许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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