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场，对细菌战的调查取证工作是紧张繁忙的，但是严仁英与中国接待委员会的同志们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不仅工作有序、气氛愉快，而且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们配合默契，使整个调查工作进展顺利。

然而，毕竟身处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在穿梭于硝烟战场的紧张工作中，严仁英与中外科学家也“毫无选择”地经历了战争的惊险与死亡的威胁。其中留给严仁英最深刻记忆的，可说是那次躲过美国飞机在天空的盘旋后，地面的意外翻车事故和在防空洞前一枚炸弹爆炸的两次历险事件。

“翻车事故”发生在中国接待委员会与“国际科学委员会”科学家的车队前往调查取证的路上。由于路途较远，那天一早，严仁英与中外科学家便分乘几辆军用吉普车出发了。

吉普车队要翻越两座山，再穿过一片平原，才能到达目的地。严仁英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立医院管理处中央临诊实验室主任安德琳博士同乘一辆吉普车。安德琳夫人很高兴地坐在严仁英的身边，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她很佩服这个思维敏捷、工作热情，操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女医学家。随着吉普车队的出发，难得坐在一起的两位医学博士开始攀谈起来。

吉普车队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缓慢盘旋而行，随着汽车的不停颠簸和头顶上不时传来远处天空的飞机隆隆声，安德琳夫人的话也越来越少了。严仁英注意到，刚才还饶有兴致的瑞典女医学博士，此时她的脸上已充满了紧张的神色。严仁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镇定地拍了拍安德琳夫人的手臂。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因为这是在战争的前沿阵地，毕竟每个人都随时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严仁英的心中则一直很平静，这一方面源自她沉稳的性格，一方面离不开她的成长经历。从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给抗日根据地送药，到不止一次奔赴朝鲜战场，性格一向开朗、独立的严仁英早已坦然面对生与死。

吉普车仍在蜿蜒的山路缓缓而行，严仁英看到，每隔不远就有一名站岗的志愿军战士。她知道，那是为他们这支“国际科学委员会”的科学家队伍“保驾护航”的警卫。为保护各国科学家的安全，中国方面特意在沿途安排了站岗的哨兵。每当天空将有飞机来到时，站岗的志愿军战士就会吹响哨声，听到哨声的吉普车队就立即隐蔽到安全的地方。看着一个个神情专注的志愿军哨兵，严仁英的心中似乎更加平静。

突然，听到了志愿军战士的哨声，很快，吉普车队全都隐蔽了起来，不一会儿，传来了一阵爆炸声，不知是为躲过了危险而庆幸，还是为刚刚逃离了死神而感慨，汽车队离开掩蔽体时，大家都长长地出了口气。

吉普车队继续沿山路盘旋而行，刚刚翻过第一座山头，志愿军战士的哨声又吹响了。这一次躲避的时间好像更长一些，走出掩蔽体时，严仁英发现，安德琳博士似乎比刚才更沉默了。

也许为了缓解一下沉闷的心情，第三次躲过美国飞机的时候，严仁英身旁的瑞典女医学博士坐到了中国医学家钟惠澜教授的车上。但想不到就是她换乘的这辆车出了事。

翻过两座山头之后，吉普车队终于到达了一片平原。大概是刚才一路的紧张再加上过度疲劳，司机一个走神，安德琳博士和钟惠澜教授乘坐的军用吉普翻车了，安德琳博士一下摔出了车外，钟惠澜教授也受伤了。所幸有惊无险，两位教授的伤都不算重，在中国接待委员会的积极治疗和照顾下，安德琳博士和钟惠澜教授都很快恢复了健康，又和大家一起工作了。

第二次遇险是在到达平壤后，当时大概是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提出建议，希望“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成员到朝鲜的烈士墓前献花。于是，连同中国接待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大家分别乘上军用吉普车，从平壤出发了。

那天的天气很好，太阳高照，天空晴朗。一列十多辆吉普车如长蛇阵般，在光天化日之下驶过平壤大街。如此规模的“暴露”出行，也必然引起了敌特的注意。当天晚上，临时住在一座防空洞里的中外科学家和所有接待委员会人员听到了剧烈的爆炸声。那是美国飞机在防空洞口刚刚投下的一枚炸弹。

由于大家都住在防空洞的最深处，所以虽然受到惊吓，但都安然无恙。可是守卫在防空洞口的志愿军战士却被炸弹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两起意外事件，促使“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们没有能够在朝鲜战场过多停留。当10天的紧张调查的成果得到外国专家的一致认可和信服后，“国际科学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放心地离开了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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