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组织的第一次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的召开，围产医学的任务、目的和工作方法以及我国围产期定义、范围及有关名词和定义更加明确。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围产医学的任务和目的又与我国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国策紧密相连，因此，围产医学和围产保健工作很快在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蓬勃地发展起来。而做为第一个扛起围产保健大旗，最早在农村开展围产保健工作并已取得成效的严仁英，无疑是中国医学界这一工作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紧接着，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欧洲-中国围产监护研讨会”与中国和德国共同举办的“围产医学国际交流会”相继召开。在这一系列国内外围产医学普及和交流活动之下，中国围产医学医疗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也呈明显下降之势，此时的中国围产保健事业，可谓形势一派大好。

然而严仁英并没有满足眼前的成绩，她的心目中，更关注的还是中国围产保健事业的未来，那是她心中的愿望……

终于，严仁英提出了她的想法：“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围产学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内开展更广泛的围产医学学术的交流，才能更系统地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走向国际。”

严仁英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北大医院领导的支持。很快，北医妇产科党支部为严仁英派来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得力助手与她共同做筹备工作，这位助手就是她的学生、北医产科的大组长、当年密云西田各庄“半农半医”班主任赵瑞琳。

赵瑞琳刚刚结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围产医学中心的进修学习归来。自从1977年开始担任产科大组长后，赵瑞琳每半年就带出一个住院总医师，多年来她一直常年担任培养住院总医师的工作，在产房中亲自观察待产孕妇，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做接生及剖腹产、胎头吸引术、产钳等疑难手术。此时刚刚回国不久的赵瑞琳虽然在妇产科的工作仍然很繁忙，但欣然接受了此项任务。

几十年后，赵瑞琳教授回忆说：“当年妇产科党支部和科主任告诉我说要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做严大夫的助手和秘书，负责筹建全国围产医学会的各项具体事务和未来围产医学学术活动的各项工作。虽然深知肩负的重任，但能够与尊敬的老师一同工作，我很高兴。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真正靠近严大夫，真正感受到了她的人格魅力……”

严仁英和赵瑞琳首先发动妇产科专家、联合儿科专家组织起来共同商讨成立中国围产医学会的有关事宜。按照当时国际围产医学中心的工作安排，围产医学包括产科和儿科，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安排却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有的儿科专家对“产儿合作”并不赞同。他们认为，成立围产学会，就是“新生儿”加入“产科”，产科成了主要的，这样的话，不就是把我们“新生儿”吞并了吗?后来再开会，有的儿科专家干脆就不来了。与此同时，来自产科的看法也出现了个别的阻力，她们认为，新生儿哪能归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把我们“围产保健”皇冠上的宝珠——“新生儿”拿走了?

这让满腔热情工作的赵瑞琳很着急，她把这些情况都一一向严仁英做了汇报。严仁英仍然是一脸的微笑，她很平静地对赵瑞琳说：“慢慢来，尽量争取吧。咱们一定要和新生儿专家搞好团结。”严仁英的话虽不多，却让赵瑞琳心里踏实了许多。在她们的努力下，终于联合到了北医三院的儿科教授黄德珉、协和医院儿科教授籍孝成等著名儿科专家。同时，赵瑞琳也得到了北大医院刚刚从美国进修新生儿学科归来的儿科教授宋琳琳的大力帮助。

1988年4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欧洲国际围产医学学术交流会上，由于产科和新生儿科专家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终于正式宣布成立。严仁英担任第一届主任委员，阎国来、金叔珍、黄德珉为副主任委员，赵瑞琳、宋琳琳任常委兼秘书。一年来的努力终于“修得正果”，严仁英“建立我国的围产医学会”的愿望终于实现。提起这一段工作，一直为成立中国的围产学会而积极奔走奉献的赵瑞琳更是深有感触地说：

“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的成立，离不开严大夫的努力。严大夫十分注意团结新生儿专家，遵照儿科的意见，由产科和新生儿科各有18—19位全国各省专家作为委员人数对等共同组成我国的围产医学会。严大夫以她的宽容、厚德团结产科和新生儿科，为我们做出产、儿合作的典范……”

围产医学会成立后，第一个最重大也是最艰巨的工作就是召开首届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而要召开会议，既需要人力，更需要物力、资金，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切几乎都没有。为此，严仁英与赵瑞琳又开始了奔忙。她们决定先向中华医学总会打报告，申请资金。

于是，年逾5旬的赵瑞琳骑上自行车来回奔跑，虽然很辛苦，她却从没有抱怨，而且每当她为申请资金骑上自行车奔波时，心里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正是当年在密云西田各庄“半农半医”学习班，她被老师的精神感动才学会了骑自行车，如今又骑上自行车和老师一起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拼搏，心里总觉得备受鼓舞。

可是一连跑了多日，开会的资金始终没有着落。看到着急的赵瑞琳，严仁英一边劝慰，一边拿出自己的存折说：“不要着急，总会有办法的，先把我的存折拿去用吧。”望着老师拿出来的存折，赵瑞琳几乎说不出话，她只觉得在老师一脸的诚挚和充满信心的神情中，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于是，她坚决地把存折退给了老师，自己掏出钱，解决了发会议通知的邮寄费和出差等费用。

正在她们为会议资金一筹莫展时，山东医学院的单家治教授为她们传来了好消息：常州市妇幼保健院表示愿意全力支持首届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在常州召开，而且书记和院长表示要人出人，要钱给钱。

在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大力支持下，以“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死亡原因及防治”为主题的首届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会议终于在1989年9月底在常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多位围产医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这一次浸满了严仁英和赵瑞琳心血和汗水的会议也获得了圆满成功。

从此，在“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的领导下，每3—4年召开一次全国围产医学年会，两届年会中间(约1年半到2年)召开一次全国专题研讨会。20多年来，围产医学会已召开6届全国年会，而且还有每年的继续教育学习班。围产医学会的历次学术会议，不仅推动了我国围产医学的发展，提高了围产期疾病的防治水平，更在降低母儿两大死亡率、减少母儿合并症及对胎儿的检测与产前诊断技术方面都有了很大进展。而这些，都离不开全国各地产、儿各科专家委员的努力以及严仁英的具体指导、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

因此可以说，“中华围产医学分会”的成立不仅象征着我国围产医学的进展，更促进了我国围产医学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严仁英这一愿望的实现，则是我国围产医学向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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