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无私的奉献与拼搏、奋斗的工作中，严仁英最想完成的有3件事，也是她心中最大的3个愿望，那就是为北医妇儿中心盖一所大楼、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及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1988年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的成立，让严仁英的第二个愿望先行实现。于是严仁英又继续为实现另外两个愿望而努力。其实早在80年代初期，严仁英就开始为实现第一个愿望——盖北医妇儿中心大楼而奔走。那个时候，严仁英刚刚当选北大医院院长。当时的北医妇产科就设在西什库大教堂旁边的一栋独立的小楼内，不但面积狭小，环境设施也比较差。全妇产科才有100多张床位，可是每个月在这里分娩的产妇却多达300—400人。由于床位少产妇多，有的时候分娩后的产妇不得不两个人睡一张床。

看到这种情况，身为北医院长的严仁英十分不安，她深知，产妇在经过辛苦的分娩后，最需要的就是很好的休息和舒适的病房。于是严仁英立下志愿，一定争取盖一座妇产科儿科大楼，扩充妇产科儿科床位，让妇女生产后舒舒服服安安静静得到休息。从此，严仁英开始为建成北医妇产科儿科大楼多方奔走。

8年后，北大医院妇产科儿科大楼终于在西安门大街1号建成。1991年6月1日，北大医院妇产科、儿科全部搬进新落成的妇产儿科大楼。8年的辛苦和努力，换来了一派新貌的北大医院妇产科，严仁英的又一个愿望实现了。

新建成的妇产科儿科大楼，不仅扩充了病房，妇产科得到第一步发展，在医学管理模式上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92年起，北大医院妇产科正式实行母婴同室。从原来新出生的婴儿共同住在婴儿室，定时定点送到母亲身边统一喂奶，到孩子就在母亲身边随时照料。从原来产科、儿科的“分家”到“共处”，北大医院妇产科儿科大楼在全国产、儿科合作的工作中，积极走到了前列。它是北医人的骄傲，也是严仁英为中国妇女儿童献出的赤诚之心。

如今，母婴同室、产科儿科合作的模式早已在各大医院妇产科全面铺开，这让我们看到，逐渐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不仅蓬勃发展，而且已卓有成效。而这一事业的引领者正是严仁英。

看着赫然屹立在西安门大街的北大医院妇儿中心大楼，很多北医人更不会忘记近在咫尺的北大医院门诊楼和宿舍楼，那也是严仁英多方奔走、倾尽全力建设而成。而在这些大楼盖成的背后，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感人故事。对此，严仁英的女儿王卉回忆说：

“有一天，母亲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后就匆匆走了。父亲告诉我说，是北大医院领导来的电话，说是卫生部的领导找母亲谈楼房的事。听了父亲的话，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以为是要给我们家解决住房困难分房子了。因为那时我爸妈住的房子确实很小，自从‘文革’时父亲和母亲从羊肉胡同106号的老房子里被轰到院东边偏角跨院的两小间耳房后，一直住到1972年。后来落实私房政策他们才在月坛分到了一处小两居的单元房，不久去山西插队的二哥回来了，他就住在外间，父亲和母亲住里间。

“由于房间很小，爸爸妈妈只能在那间卧室兼书房的屋子里轮流办公学习。他们大都是一个人先睡觉，一个人先办公，先睡觉的半夜再起来看书学习。到了周日两个人都休息时，爸爸就骑上车去图书馆。这样的作息时间，让妈妈身体也出了毛病，记得那时她经常心动过速，有时犯起来也挺重的，就是因为晚上休息不好……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次领导找母亲谈‘楼房’，是为了北大医院盖门诊大楼的事，和我们想的分宿舍楼的事根本没关系。其实在母亲为盖北大医院门诊大楼忙碌奔波时，北大医院也正在盖家属宿舍楼，以母亲当时的身份和家中住房的条件，她完全可以申请解决住房，可是母亲却从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

女儿王卉的回忆，或许让我们又看到了生活中的严仁英。也许在严仁英的心目中，这些不过就是生活中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因而她从不向别人谈起。但正是这点滴之事，才更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倾注辛勤汗水的女医学家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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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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