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老师杨崇瑞，严仁英和王光超即从纽约奔赴旧金山，他们将在那里登上从旧金山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返回祖国。这时已是1949年的9月。

登上轮船后，严仁英才发现，比起来时在上海乘坐的“戈登将军号”，“克利夫兰总统号”要大多了。此时正是金色的秋天，站在甲板上抬眼望去，天空晴朗，风平浪静。相比之下，一年前在上海正闹金圆券风潮时自己登上“戈登将军号”的情景，几乎就是“不堪回首”了。当时阴冷的海风刮得波涛涌起，客轮剧烈颠簸。船上很多人开始晕船，严仁英和一个叫茅于冬的同学更是呕吐不止、痛苦之极。想起国内一片经济萧条的衰败景象，刚刚告别祖国的严仁英觉得自己就像逃难一样，除了煎熬般的痛苦，心中更充满了寂寞和灰暗。

一年后的此刻竟是大不相同，他们迎着祖国一片光明的新时代即将回家，天气又是那样晴朗舒适，连“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甲板都显得异常巨大宽阔。一种即将回到母亲怀抱的平安、兴奋和舒畅，占满了严仁英和王光超的心头。

望着陆续登上客轮的旅客，严仁英和王光超又抑制不住地激动了。因为他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和他们一样雄心勃勃急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年轻人，还见到了严仁英的老同学梁思懿和丈夫张伟逊大夫以及她的弟弟梁思礼。

梁思懿和梁思礼的父亲即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1941年，17岁的梁思礼申请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大学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后，和姐姐、姐夫一同来到美国。在美国8年，家境并不富裕的梁思礼边打工边读书，从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博士毕业。

很快，这些朝气蓬勃、一心报效祖国的年轻人彼此就熟悉了，除了梁家姐弟，严仁英又认识了陈乔治、范少泉、刘传琰等人。他们都和严仁英、王光超一样，放弃了留在美国工作的优厚待遇，毅然选择回国建设新中国。

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交流最多的还是他们最关心的国内情况，了解国内消息最多和最及时的是梁思礼，因为他的手里有一部无线电收音机。梁思礼在美国曾经学过无线电，所以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时候，他随身带了一个惠普的无线电收音机，这个很灵敏的短波收音机，可以随时听到来自遥远祖国的信息。此外，梁思礼还拿出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和大家一起学习。因为几年前打工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在边放音乐边介绍中国的同时，曾经插播过毛泽东主席的这两篇著作。

当然最有“凝聚力”的还是梁思礼的惠普收音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不仅听新闻，还跟着学会了不少进步歌曲，其中唱得最好的就是“解放区的天”。

快到香港的时候，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10月1号新中国宣告成立。只不过按现在的航程，大家是赶不上参加开国大典了。但这丝毫抑制不住年轻人的兴奋，他们决定，做一面新国旗，大家聚在一起搞一个集会活动，就在甲板上为祖国庆祝新生。

按照新国旗的样式，应该是红色，还要有1个黄色的大五角星和4个小的黄色五角星。严仁英立即开始准备，她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白布，大家一起动手，用红药水把白布染成了红色。接着又找来一块黄颜色的布，剪出来一大四小五个黄色的五角星，把4个小五角星缝在了大五角星的四角，这面自制的国旗就完成了。

10月1号的那天，情绪激昂的年轻人都聚到了“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甲板上，梁思礼也早已把他那台惠普无线电收音机的天线挂在了甲板的最高处。

终于，小小的惠普无线收音机里传来了令中华儿女振奋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他们举起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国旗。边歌边舞的欢快中，“克利夫兰总统号”甲板上，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开始了……

几天后，客轮驶进了香港，“克利夫兰总统号”的使命完成了。同船的年轻朋友开始“各奔东西”，有回江南的，也有的要辗转回到尚未全部解放的四川。严仁英和王光超则托人买到了开往天津的船票，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

到了北京，严仁英才发现，由于在船上没有听清4枚小五角星如何排列，他们把自制的那面国旗上的4枚小五角星的位置摆错了，和北京城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比起来，确实没有那么庄严漂亮。虽然如此，但她心里觉得，大家对新中国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之情，仍然像这五星红旗一样鲜艳照人。

只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由于归心似箭，他们在下船时忘记了带走那面不合规格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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