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回到了祖国北京，此时的北医妇产科已由西单背荫胡同迁到了府右街北口，原来只有10张床的病房也已扩为35张床。看到规模扩大了不少的北大医院，严仁英更加感到刚刚诞生的祖国带给北医的新面貌。她决心把所学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不久，共和国政府又为古老的北京城办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这就是当年轰动北京城的“封闭妓院”行动。那一天是1949年11月21日，下午5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立即封闭一切妓院”的决议案。紧接着，当时的北京市长聂荣臻郑重宣布：立即执行此项决议案。

在聂荣臻市长的命令下，当天晚上8点，由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的“封闭妓院”行动开始了。一宿的功夫，北京前门外有名的八大胡同200多家妓院在天亮前全部封闭，1200多名妓女同时被收容。

严仁英在第二天早上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她没有想到，这个盘踞在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社会毒瘤”竟这样迅速地被新政府铲除了。更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和王光超成为北京市政府组建的专门为妓女治疗性病的医疗队一员，直接参与到政府解救妓女的工作中。

“封闭妓院”行动结束后，北京市政府就开始了对妓女进行思想改造和培养劳动技能的工作，而首先做的，就是为妓女治疗性病。很快，一支由北京市6个医疗单位57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了位于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女教养院。医疗队的带头人之一是防治性病专家、北大医院院长胡传揆。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北医皮肤花柳科带头人王光超和妇产科精英严仁英“当仁不让”地成为医疗队队员。

医疗队伍中的严仁英一脸专注的神情，当那天北京妇联的同志对她说：“我们去给妓女查体，你去不去?”她立刻就痛快地答应说：“我当然去!”此时的她，除了一切准备就绪外，似乎仍然对即将开始的工作充满了新鲜感。

很快，医疗队的工作开始了。随着对妓女查体、治疗及教育工作的展开，严仁英对妓女以往的看法也逐渐改变。对出身名门、受过高等学府教育并曾出国留学的严仁英来说，她印象中的妓女就是好吃懒做、自甘堕落，并不值得同情。为她们查体治病，只当是自己履行医生为人治病的职责和救人行善了。可真正到了妓女教养院，她才了解到，很多妓女都是被生活所迫，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

有一个妓女，因为她的丈夫得了重病没有钱医治，为了给丈夫治病，无奈的她只好卖身为娼，把自己送进火坑。这不由让严仁英对妓女的看法开始转变。而从妓女的回忆和控诉中，她更了解到妓女经常遭受毒打，受尽凌辱的悲惨生活。

还有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妓女，8岁就从山东被人拐卖到妓院，10岁被逼接客，只要不从，就会遭到老板的毒打。妓院里那些碗口粗的棍子、烙人的火筷子，还有吊人毒打的绳子和缠着铁丝的鞭子，就是老板虐待妓女的铁证。这些都让严仁英了解到妓女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为妓女查体后，严仁英又亲历了政府为妓女医疗治病的过程。经过检查，1200多妓女只有40多人没有染上性病。当时治疗性病最有效的是油剂盘尼西林针剂，这种药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全靠进口。如果用这种药为妓女治病，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府无疑将付出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是共和国政府仍不惜花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大批盘尼西林针剂为妓女治疗性病。据资料记载，仅这一项，就花费当时旧币1亿多元。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还从军队调拨过来一批盘尼西林。此外政府还对妓女进行劳动观念的教育和劳动技能的培养，以使她们自力更生，适应新生活。因此可以想见，在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财政比较困难的历史环境下，政府对铲除社会毒瘤，改造妓女，创建社会主义新面貌痛下的决心以及执行的有力措施。

这一切，无疑更加激励了严仁英积极投入到为妓女治病的工作中。在4个多月的教养院医疗工作中，她和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认真为获得新生的妓女治病，对她们不歧视、不嫌弃，把她们看做自己的姐妹。她的真诚、热情感动了教养院里的学员，更受到了领导的好评。

这是严仁英自美国归来后参加的第一项工作，时间虽不长，但无论是她精湛的医术，还是她高尚的医德医风和待人热情、谦和的大家风范，都让人们记住了这个儒雅、气质脱俗的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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