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严寒冬日的上午，严仁英骑上自行车从密云县城出发，沿着一条土路直奔西田各庄。自从把在北京城里平时上班骑的那辆二八型女车“托运”到密云以后，严仁英早已不记得她骑着这辆为她立下“汗马功劳”的自行车在设立各“半农半医”教育学习班的北京远郊大地走了多少路。
 当时的密云县，交通还很落后，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通汽车，因此，对一般出门只能靠双脚步行的贫困农民家庭来说，自行车几乎就是人们出行最“奢侈”的交通工具了。了解到这一状况的严仁英很快就把她的自行车运到了密云县。从此，到各医疗点和“半农半医”班十几里甚至是几十里的路程，严仁英出门再也不用单靠双脚走路了。
 但毕竟是在远郊密云县，即便是能够骑上自行车出门，也仍然要面对坑洼不平的土路、山路和狂风劲吹的寒冷天气。而严仁英似乎没有想到这些，一次次艰难骑行的经历，早已使她坦然面对每一次都需要大量体力付出的艰苦出行。
 只是这一次在奔往西田各庄的路上，严仁英没有想到，她竟经历了一次几乎是“与天奋斗”的超体力“顽强对抗”。
 临出发时，当地的同志曾劝阻她最好改日再去，因为听天气预报说，中午前后要有四五级风，尤其是西田各庄的大风，刮起来连沙带土。“赶上那儿的大风，风向来回变，就跟转圈儿刮似的，别说骑车，连走路都迈不开步!”这是当地人告诉严仁英的话。
 但是严仁英还是骑上她的二八型女车出发了。她觉得虽然一路都是坑洼的土路不好骑，比起在北京城里骑车的速度要慢不少，但不管怎样，在大风刮起之前，她一定会赶到西田各庄。因为她心中惦念着那里“半农半医”班的学生，不知他们最近的学习有进步了没有。还有天气这么冷，不知道宿舍的炉子升得怎么样。她也惦念一直和学生吃住在一起的班主任、那个年轻热情，一心要为贫下中农培养医生的赵瑞琳，她知道赵瑞琳工作有魄力，吃的苦也最多，不知上一次和她一起商量讨论的教案准备好了没有……
 还要去西田各庄卫生院去看看，主要是到他们的妇产科转一转，自从给他们的妇科医生做了培训后，他们原来只能为妇女取环的医疗技术应该会有所转变的……
 想起这些，严仁英的心中一阵兴奋，蹬车的双腿也越发有力。只不过她没有看到，远处的天空已经发黄，那是大风即将刮起的信号，也是那个年代西田各庄地区一道特有的“自然景观”。由于这个地区大面积的沙土地，因此只要大风一刮起来，就会将地面的黄沙一同扬到天空，等到整个天空都变成黄色时，大风就已经刮到眼前了。
 果然，严仁英刚刚骑出3里路，还没拐出季庄村，一阵狂风卷着带颗粒的黄沙就迎面而来。只是一刹那的瞬间，严仁英就觉得自行车忽然蹬不动了，紧接着一股黄沙土扑在脸上，落在了头上。前面的路已经看不清，她只得用双手推着自行车一步步往前走。
 走出季庄村时，风似乎小了些，她立刻顶着风骑上了自行车，速度虽然很慢，总算是还可以前行，但付出的体力却要大多了。没有走出多远，一身的汗水就湿透了严仁英的内衣。终于骑过了一个弯，风向好像改了些，大概该顺点风了，严仁英心里想着。
 但很快夹带着黄沙的大风又刮过来了，这一下，真的就像当地人说的那样“风向来回变，就跟转圈儿刮似的，别说骑车，连走路都迈不开步!”但严仁英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管是骑车还是推着自行车，她的双手一直紧握着自行车的车把，朝着西田各庄的方向前行。大风带着黄沙还在刮着，冰冷的寒风吹打在脸上，钻进了袖管里，湿透的内衣也很快变得冰凉。一望无边的田野，漫天的风沙中，只有严仁英一个人在奋力走着……
 终于，顶着满头满脸的黄沙，带着与大风战斗过后的疲惫，却依然满脸微笑的严仁英走进了西田各庄“半农半医”班的教室。那一刻，教室里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赵瑞琳更是两眼含着泪花。她急忙倒好一杯温热的开水送到老师的跟前说：“您先漱漱嘴里的沙子，再喝水。”这几乎是当年经历过西田各庄大风沙的人最常见的习惯。接过水杯的严仁英似乎这时才感觉到嘴里的泥沙。
 顾不得歇息，严仁英径直走到学生跟前，和他们攀谈起来。从学习到吃饭，从穿衣到宿舍，从家里有几口人到生产队给他们每天记了多少工分，每个问题，她都问得很仔细，学生们也都一一做了回答。一旁的赵瑞琳终于忍不住了，她知道老师一定累坏了，必须让她先去休息一下才行。
 可是严仁英的时间表里似乎仍然没有休息二字。那一天下午，当“半农半医”班的学生们下课后匆匆忙忙赶回宿舍要把炉火升起来时，才发现，今天不用着急动手了，宿舍里的炉子早已升起了火苗，打扫干净的地面上还潲了清水，平日里一向布满尘土、空气干燥的宿舍顿时增添了一股舒适的清馨。在火炉旁的铁簸箕里，则是装了大半簸箕没有烧透的煤核儿。那是严仁英在为同学们点好火炉后，又在烧过的煤球中，精心地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看到这一切，“半农半医”学习班的同学们感动了，此时他们眼中的严仁英，不单是一个谦和、平易近人的医学教授，更是一个充满关爱之情、生活简朴的仁慈长者……
 而受到最深触动的还是他们的班主任赵瑞琳，她想不到，身为北医副院长、生活优裕，有着不平凡经历的严大夫，竟能那样坦然微笑面对那近乎磨难的艰苦。她不知道，平时忙于工作几乎不管家务的严大夫，是在什么时候学会了生炉子，甚至于那样“体察民情”地挑出一颗颗没烧透的煤核儿。
 其实，让“半农半医”班的学生和老师深受感动的又何止这些?也许，40多年后，已经80岁的赵瑞琳教授对那一段生活和工作的回忆，就是对严仁英最由衷的赞美：
 “……那一年，严大夫已经52岁，可是她和我们一样，背着药箱深入到农民家里为他们看病，从来不怕脏、不怕苦。她走遍了密云水库的每一个角落，直接到各‘半农半医’学习班视察，指导教学工作，检查教学质量。每次到我们班来，严大夫都非常关心我们的学生，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学习，与学生同吃同住。在严大夫的身上，我看到了她对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状况的真心关怀，也看到了她执行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真诚与执著……
 “我原来不会骑车，每次出去给老乡治病，或是去县城开会都是走着去。可是自从看到严大夫顶着风沙，不顾道路颠簸坚持骑车20多里来到西田各庄后，我受到很大鼓舞，终于也学会了骑自行车。看到我学会了骑车，严大夫很高兴，竟把她的二八型女车留在了我们西田各庄班。并且对我说：‘这样你就方便多了，去县城开会来回往返40多里地就再不用走那么多路，给社员们看病也可以随叫随到了。’
 “还让我难忘的是严大夫在生活上的简朴。严大夫虽然出生于教育世家，又曾出国留学，一直生活在城里。可是来到密云后，一直和大家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有一次，我觉得严大夫岁数大了，实在不忍看着她跟我们一样整天吃熬萝卜，就准备托人去社员家买几个鸡蛋给她改善一下。可不知怎么被严大夫知道了，她立刻坚决反对，结果鸡蛋也没有买成……
 “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严大夫为我们树立了在艰苦环境中勇于接受锻炼的榜样，从严大夫身上我学会了做人，也改造了自己，与严大夫在一起，真的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与赵瑞琳教授同在北医“六·二六”医疗队的刘淑文教授曾深入到当年密云县最艰苦，也是距离北京城最远的贫穷山村番字牌。谈起那一段工作经历，刘淑文教授回忆说：
 “当时的贫下中农生活很苦，我们去吃派饭，几乎派不出饭。尤其是晚饭，只有一碗稀稀的棒渣粥，说是粥，却差不多全都是汤，清亮得几乎可以当镜子照。我们也吃过黑乎乎的粥，那是因为掺进的野菜太多，看不到粮食，还发出一股馊味儿。不是农民们舍不得给我们吃，他们对我们都很好，是他们实在拿不出粮食……
 “我也曾在半夜里翻过几十里盖满冰雪的山路，抢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大出血妇女。看着那个终于活过来的农村妇女和她的家人一脸感激的神情，我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苦，只觉得我们真的应该下去，他们这里实在是太缺医少药了……
 “想到这里，我也更加敬佩严大夫，她那年都50多岁了，可是却跟我们一样去农民家吃派饭，在古北口崎岖的山路上，到处都是大上坡和大下坡，可是严大夫顶着上坡往上骑和下坡的颠簸中一骑就是一个多小时，不知有多少次，她从颠簸的自行车上被摔了下来。但她从没有怨言，还总是那样乐观，一脸的和蔼亲切。严大夫是北医‘六·二六’医疗队的带头人，也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尽管京郊密云带给严仁英的是漫天夹着黄沙的狂风和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但都没有阻止住她深入到偏远农村医疗和办学的脚步。艰苦的生活和农村的贫穷落后更激发了她一定要改变最基层农村妇女医疗健康状况的决心。
 在这样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严仁英和她的北医“六·二六”医疗队一直毫无怨言全心全意地坚守在密云山村。只可惜，正当她为医疗办学工作取得成效感到喜悦准备投入新的工作继续为偏远山区人民服务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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