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的成立与北医妇儿中心大楼的建成，让严仁英的两大愿望得到实现。然而此时的严仁英在中国围产保健事业的道路上仍然没有停歇前行的脚步，因为创办围产医学杂志——她心中的第三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在她的心目中，建妇儿中心大楼、组建围产医学会和办围产医学杂志是不可分割的。
而相比于组建我国的围产医学分会、盖建北医妇儿中心大楼，严仁英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走过的路程则更为漫长。最早在1988年，也就是在围产医学会成立后，每次学术交流会参加的代表都有几百人，有时竟多达700多人。但是在交流会结束后，临床和科研论文却大量积压，全国广大的围产医学会成员不能及时看到。当时严仁英与黄德珉、肖温温、申世芳及赵瑞琳曾组织出了第一本论文集，但仍满足不了我国围产保健事业发展的需求。这让严仁英认识到，要想促进中国正在发展的围产保健事业在国内外的交流，必须有自己的杂志。于是，严仁英提出，我们要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1991年，严仁英、赵瑞琳(左一)与同事。
从此，严仁英与助手赵瑞琳又为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而积极奔走，在这个漫漫的征途上，她们又开始了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无怨无悔的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
申请办杂志，严仁英与赵瑞琳都没有做过，但是她们明白，第一步应该先向中华医学会打报告。于是赵瑞琳先写了一份申请报告，从办杂志的目的、主要面向的人群以及有哪些编委等等，她认认真真整整写了5张纸。想不到，申请报告刚刚递到中华医学会，领导就说：“你以为办杂志这么容易呀，国家有文件规定，这样的报告不能手写，必须打字填写正式表格，而且内容要求非常详细，从总编、副总编到编辑都得审查……”
赵瑞琳听了很着急，她匆匆赶回医院向严仁英做了汇报。严仁英并没有着急，只是微笑着对她的学生说：“咱们一起想办法，先把打字写报告的问题解决了。”那时还没有使用电脑，她们就现找打印机，找妇产科教研组的教辅工作人员郎素慧把字打出来，再剪下来贴在正式申请书的表格内，终于解决了“打字”的申请报告书。
报告书递上去以后，好长时间没有下文，原来在中华医学会内部对申办围产医学杂志的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已经有了《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及《新生儿杂志》，还要分出中华围产医学杂志，这样都分出去，似乎没有必要……
严仁英知道后，立刻与赵瑞琳一起找到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领导，亲自对他们说：“围产医学杂志不是单纯的产科和儿科的内容，它是专门刊登围产医学的有关资料，还有母胎医学、新生儿相关的科学论文，这样的杂志，尤其是在当今我国围产保健事业发展的阶段，就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措辞恳切的申诉，严仁英不知找了多少次领导，申办杂志的各类表格，严仁英与赵瑞琳更不知填写了多少张。她们的诚意终于让领导们认识到，围产医学杂志和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及新生儿杂志一样重要，是中国围产保健事业的需要。不久，在中华医学会召开的理事会上，大家一致讨论通过并批准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经过努力和辛勤的奔走，严仁英成功迈过了创办围产医学杂志的第一道“门槛”。
下一步就是中国科协的审批，可是当时正好赶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各类水平参差不等的杂志大量涌向社会，中宣部开始整顿各类杂志。在这期间，科协也开始对任何申办杂志的审批表一律不“放行”。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申办围产医学杂志的道路仍然充满了坎坷。
严仁英没有为此停下脚步，她决定再继续找中国科协期刊处的领导。于是她带着赵瑞琳又开始新一轮的奔走。经过几次跑科协，她们终于联系上了科协期刊处处长付锡占。严仁英决定面见处长亲自申诉。那天临出发时，赵瑞琳看到严仁英手里拿着的礼品，一问她才知道，那是老师从自己家里拿来准备送给处长的东北人参和鹿茸，她看着老师，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严仁英却笑着对她的学生说：“这是家里亲戚送给我们的，不能送人家香烟，因为烟不健康……”
见到科协期刊处处长后，严仁英从围产医学杂志的出刊目的、内容到对象和作用，从落实我国优生优育政策和保障母儿安全降低母儿死亡率，到提高我国围产医学水平和完成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既言辞恳切又感情真挚。
看到年近八旬的中国著名女医学家这样执著地为创办围产医学杂志而奔走，付锡占处长十分感动，他当即就表示说：“您的精神让我很敬佩，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办。只是礼物我绝对不能收。”
这一次申诉，让严仁英和赵瑞琳很受鼓舞，她们也对那位处长充满了敬意，那一天付锡占处长还亲自把严仁英和赵瑞琳及她们带去的礼物送上了车。这位处长也果然说到做到，不久，科协期刊处的批示终于下来了。于是严仁英又开始找科委，找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亲自给彭珮云主任打报告……
为了创建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严仁英历经10年，她与赵瑞琳跑遍了京城各有关单位，也经历了无数不同程度的阻力和困难，却从未改变初衷。1997年岁末，各级领导的批示全部到位，1998年，中宣部最后批准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出版。
接下来的日子里，工作并没有结束，严仁英还要为资金和杂志编辑出版奔波。她与赵瑞琳去卫生部妇幼处，也去残联，又是几度奔走，终于得到了经济支持。1998年5月，在全国各地产科儿科编委和北大医院院长、妇产科科主任的努力支持下，85岁的严仁英迎来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出版的创刊号，严仁英担任杂志第一任总编辑，赵瑞琳担任常务副主编，郎素慧任编辑部主任。从此，中国围产保健的工作者们在全国围产医学学术交流上又有了新的阵地，严仁英的第三个愿望实现了。这是继“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成立后，中国围产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这又让我们看到，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严仁英，更有一种执著的追求和顽强的工作精神，而正是这种执著和顽强，深深感染了那些曾和她一起为中国围产保健事业耕耘、奉献的无数北医人。赵瑞琳教授在恭贺严仁英90岁寿辰时的一段回忆无疑就是北医人对严仁英发自内心的敬佩与爱戴：
“在与严大夫共同工作的岁月中，我深深感觉到，严大夫对工作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在实践中为了实现工作目标的执著努力与矢志不渝。工作中，在严大夫的嘴里听不到‘困难’与‘退却’，永远是鼓励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摸索各条路径勇敢前进，把事情办成。严大夫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很感动我们，她做每件事都充满信心，即使遇到困难也会高高兴兴客观地分析原因，想办法解决。听不到叹息、埋怨，更见不到眼泪，我们总是高高兴兴、情绪饱满地与严大夫一同工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严大夫与人相处也是很平易近人，谦虚、理解与忍让的，这一点对我教育极深。严大夫为了工作心胸宽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人所长。我们围产医学分会和围产医学杂志在十几年来的工作中，接触到方方面面的同道、同志与朋友，团结了绝大多数人，口碑良好! 这与严大夫对我们的身教言教分不开。严大夫已九旬多，身体也患有多种慢性病，但严大夫从来以工作为重，既不怕累也不计较任何个人得失与报酬，这一点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严大夫是我们围产事业的带头人，是我们真正的良师益友。”
从最早扛起中国围产保健大旗，为保护母子平安、提高人口素质，有效降低新生儿、孕产妇死亡率，到成立“中华医学会围产学分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中国围产保健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处处留下了严仁英坚实的脚印，她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