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14日，严仁英终于辞去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结婚后的严仁英不仅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里为人看病的医生，也十分支持丈夫王光超的“神秘”行动。因为在协和工作时，她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神秘”。那时虽然日本人已占领北京，但由于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办的，所以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就有机会不时为地下工作者和抗日爱国人士送一些药品和医疗物资。只是到这时，严仁英才明白，为何当初在协和刚毕业时，王光超就积极筹办私人诊所了。

1942年夏，严仁英与王光超结婚。

此时的“王光超大夫诊所”确实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王光超也一直在担当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这一切，应该归结于王光超有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中共党员的弟弟王光杰。

王光杰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后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读无线电专业。满腔热血、一心报效祖国的王光杰在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光杰积极投入到抗日组织发起的活动中，同时他在家组装收音机和电台，积极筹备建立中共北方局秘密电台。

王光超则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抗日爱国行动，他也由此结识了当时担任“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职员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著名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崔月犁。紧接着，妹妹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也都参加了革命。他们的母亲董洁如更是多次冒险营救地下党同志，有一次崔月犁同志在去晋察冀解放区的途中被汉奸抓到，母亲立即带着钱，亲赴河北，终于将崔月犁解救出来。

后来王光杰和妻子一同去了抗日根据地，这期间，经过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刘仁同志的批准，刚刚从协和毕业的王光超在家中挂牌开起了“王光超大夫诊所”，同时还在西郊什坊院设了一个点。因此，“王光超大夫诊所”表面上是对外营业看病，实际上是为北平地下党做秘密联络工作。平日里诊所只有王光超一个人，有人来看病时，妹妹王光美也经常当临时护士帮忙。

结婚后不久，严仁英即亲历了一次为平西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的危险而紧张的秘密行动。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天气异常寒冷。上午10点多的时候，诊所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径直走到王光超跟前说了几句话后就走进王家宅院去找王家的老太太董洁如去了。

严仁英知道，这是地下党的人来了，每次地下党有人来，总是直接找王光超和老太太。果然，女学生走后，王光超一边穿衣服，一边对严仁英说：“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我们送到西郊。我现在就出去。”

王光超的话很简单，但是严仁英明白，“那边”就是崔月犁领导的地下党组织，“送”的自然是根据地急需的药品，“西郊”则是地下党设在什坊院的一个点。崔月犁就更不陌生了，他不但是地下党的领导人，也是王光超的好朋友。

王光超穿上大衣，顶着冬天的寒风出门了。严仁英的心也跟着揪紧了，她不是害怕，只是为出门联系药品的王光超担心。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毕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天快黑的时候，风尘仆仆的王光超回来了，严仁英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第二天上午，“王光超大夫诊所”的药品送来了，那是王光超奔波一天的“战果”。第三天晚上，崔月犁来了。第四天，一箱箱经过严仁英和王光超双手传递的药品从西郊什坊院向抗日根据地“出发”了……

“王光超大夫诊所”虽然不大，却成了当年抗日根据地重要的药品输送站。在日本兵森严把守的北平城，承载着济世救人使命的王光超和严仁英，就这样以他们的满腔热血和坚强无畏，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传送医疗物资。就如她后来回忆的那样：“……我们在旧刑部街的家中腾出了几间空房，建了王光超私人诊所，期间不断地有地下党人来诊断治病、拿药……我印象最深的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他是我先生的好朋友，当时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是常事，崔月犁经常会来诊所取各种急需药品，然后偷偷送往根据地，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没怕过。”

从立志学医的协和高材生，到一度失业的住院医师，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时刻，严仁英更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充满一身正气的热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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