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为广大农民服务，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在毛泽东主席著名的“六·二六”指示的感召下，中国医疗界各大医院纷纷组织各类医疗队下基层，奔赴缺医少药的农村或边远地区开展医疗救助活动。

北大医院也很快成立了农村医疗队，同时把医疗地点选择到北京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密云县。这个时候，严仁英已是北大医院的副院长，闻知北大医疗队即将奔赴远郊密云后，她的心一阵阵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她知道，积存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自从踏上从医的道路，她见过旧中国因贫穷落后而造成营养不良的儿童，也见过身处农村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的待产妇女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使母子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惨状。而在西北民族慰问团，她更看到了在荒原沙漠的大西北，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因缺医少药而得不到及时医治患上天花、疥疮等疾病的落后贫困景象……

此时的严仁英，虽然从小生活在优裕显赫的大家庭，虽然经历了中国最高学府和出国留学的深造，虽然代表新中国妇女无数次走出国门访问，但是她的心中始终在关注着最需要医疗的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是一代中国女医学家最令人敬佩的仁爱之心。

几天后，由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及眼、耳鼻喉、皮肤、保健等各科的医生、专家组成，以北医副院长严仁英为主要负责人的北大医疗队出发了。

为认真贯彻毛泽东主席对医疗工作的“六·二六”指示，为密云县广大农村培养出合格的医务人员，北大医院不仅派出了22个医疗小分队分赴密云县水库南北22个公社，而且在每个医疗小分队的十几名队员中，还涵盖了手术室、化验室、实验室的护士、实验员等各科专业人才，可说是医疗队伍庞大、人员“设备”精良。

作为北大医疗队的主要负责人，严仁英在到达密云县后即向医疗队提出，为了给密云县的广大农民培养医务人员，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首先要在农村开办“半农半医”教育班，同时为农村患者治疗疾病，以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

开办“半农半医”教育班，即是在农闲的时候上课，学习医学理论，到农忙的时候就和农民一样下地劳动。这对于从城里来的医生专家们来说，确实要经历艰苦的锻炼，但却能让他们亲身感受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真实状况。而对于每个村子里连一名赤脚医生都没有的密云县来说，“半农半医”教育班则可以直接改变当地缺医少药的落后医疗状况。

很快，北大医疗队在密云县的冯家峪、高岭、太师屯、季庄以及西田各庄的5个“半农半医”教育班开课了。同时承担一大部分教学任务的严仁英也开始了她在密云大地基层农村的辛苦奔忙。而真正下到村子里来到农民的身边，严仁英才对亲眼看到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真实状况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那是在密云水库北岸的一个乡村小卫生院，虽说叫卫生院，却只有设备条件异常简陋的3间小房。一进屋即是诊室，只有一名当地的乡村医生正在忙着给病人拿药。靠屋角一座小火炉上的水壶正在冒着热气。看见医疗队的人来了，乡村医生一边打着招呼，一边从小火炉上拿起开水壶转身倒进一个大碗里，紧接着从大碗里取出被开水烫过的针头，插在一旁的注射器上，回过身再拉上白布帘，很快，给病人打针的任务就完成了。

很显然，这种用开水烫一下的消毒方法是不符合要求的，但是在那个偏远落后的乡村，也只能这样了。后来严仁英才知道，在农民连烧柴都很困难的乡村，小卫生院能够得到专门配给的烧煤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最让严仁英感到触动的是在这里看到身处农村最底层孕产妇的落后状况。那是在密云水库南西田各庄一带的平原区。比起偏远的山区，西田各庄一带山路较少，距离县城还近一些，但生活条件依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虽然农村妇女一向地位低下，受人歧视，但为夫家生儿育女毕竟是大事。因此在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被当地人称为“老娘”(娘字发轻声)的接生婆。“老娘”大都用延续传下来的土法接生，自然没有什么卫生安全标准。为更深入了解一些情况，严仁英曾亲自接触了几个村里的“老娘”。她惊奇地看到，“老娘”们为产妇接生的唯一工具就是一把土剪子。后来，严仁英见到了一个年岁稍小一些的“老娘”，这个“老娘”40多岁，快言快语，手脚麻利，稍识一些字，附近十里八里的好像还小有点名气。但即使是这个最“出类拔萃”的“老娘”，也仅仅是能有点棉花和酒精，“工作程序”也只是知道用酒精把那把唯一的剪子烧一烧擦一擦。这不由让严仁英的心中充满了担忧。

这期间，严仁英还听到了一个小男孩体内被误注射进汽油的事。这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北大医疗队来到密云县之后，一个在西田各庄地区教书的朱老师亲自经历的事。

那一天，朱老师1岁大的儿子小军突然发烧，朱老师带着孩子去了公社卫生院看病回来后，把孩子需要打针的药剂就全都放在了桌子的抽屉里。第二天早上，朱老师嘱咐婆婆上午带上针剂抱着孩子去卫生院打针后，就匆匆忙忙去学校上课了。想不到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接一件的意外。

那个年代，北京人经常买一种非常小的封闭玻璃瓶的散包装汽油，主要用来日常生活中擦洗器具什么的。这种封闭的小玻璃瓶与当时医院给病人注射的针剂在包装外形及大小上都十分相似，如果不看上面的标识，真的分辨不出来。巧合的是，朱老师的婆婆不识字，而粗心的朱老师恰恰把这两种外形相似用途却截然不同的小瓶全都放在了抽屉里。

更巧合的是，把小汽油瓶当做注射针剂的老太太抱着孙子出门后并没有去公社的卫生院，而是去了村里一个已经被下放回家务农的乡村医生家，因为去卫生院要走出几里地，而这样可以省好多力气还可以省下打针的钱。

看来这位曾经的乡村医生被下放回家确实不冤枉，先不说他根本不会有什么消毒，单就他不看针剂标识，也没有察觉到打开玻璃瓶时那股刺鼻的汽油味，就可以想见出他是什么样的医术水平。结果是，小军的身体里被打进了汽油，紧接着，这个1岁的小男孩就当场翻了白眼。

好像到了这时候，被下放的乡村医生和孩子的奶奶才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他们立刻将昏迷的孩子抱到学校，学校里立刻派了一个身强力壮的男老师骑上自行车，后座带上朱老师母子，一直骑了20多里坑洼不平的土马路直奔密云县医院。可是密云县医院的医生对于这种病例却不知从何下手，只好派出救护车把小男孩直接送到北京……

送到北大医院的小男孩后来终于转危为安，但这个近乎愚昧的真实的故事却引起了严仁英一连串的深思，如果小男孩的奶奶有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如果村民的医疗条件方便一些，如果密云县医院的医学力量再强一些，如果……

一连串的深思，不仅让严仁英又一次亲身感受到偏远农村医疗落后的状况，更让她感到“六·二六”医疗队赋予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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